上穷华严下泥潭 人间游化太虚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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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竺霞上人诞辰110周年
文/化空
竺朴雄健巴山开, 霞明玉映行无礙。
上穷华严下泥潭, 人间游化太虚台。
竺老是我受戒时的羯磨阿阇黎,是我在重庆佛学院学习时的院长,是我在四川省佛学院求学时的师长。
竺老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心里想着要将对老人家的缅怀写成文字,但那一年病魔、杂务缠身,最终没能实现这一愿望,十年来内心一直心存愧疚,满心的歉意。今年是竺老诞辰110周年,以此契机,将多年来对他老人家的敬意和感恩化作文字,用以纪念竺老简朴而又闪烁着慧光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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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霞长老德相
竺老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川渝两地颇有影响力的高僧大德。竺老青年时代曾入双桂堂佛学院、华严佛学院、汉藏教理院学习,是太虚大师的主要弟子之一。
竺老生前曾担任过四川省佛教协会、重庆市佛教协会领导职务,住锡重庆罗汉寺法席,创办重庆佛学院,积极推动建寺安僧、开展法务、培育僧才、扶危济困、对外交流等工作,为川渝两地劫后佛教事业的恢复做出了重要贡献。竺老生前还担任过重庆市南岸区人大代表、渝中区人大代表,重庆市人大代表,重庆市政协委员,积极协助党和政府贯彻落实宗教政策,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热心公益,关心社会,得到了党和政府的肯定和认同。
竺老一生保持朴素的生活方式,一生坚持朴实的行事风格,一生奉持质朴的待人之道,一生恒持谦和的处众风范。正因为竺老身上所具有的朴素、简朴、质朴、谦和等光辉品格,深受四众弟子爱戴,也是我景仰和学习的榜样。
一、投身佛门 奉献一生
竺老生于1911年,俗姓徐,名裕亮,重庆垫江普顺人氏。父徐公书富,母夏氏,行十三,除一兄一姊外,其余皆相继病夭。八岁时入徐氏祠堂私塾随熊老先生学习,先后读诵《三字经》《千家诗》《论语》《孟子》等儒学经典,闲时阅读《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白话小说。十二岁入普顺中心小学,学习《国文》《算学》《历史》《舆地》《音乐》《图画》等科目,大量阅读《史记》《汉书》《唐诗》《宋词》《七侠五义》《封神演义》《聊斋志异》《济公传》等文学作品。对小说《济公传》中塑造的人物济公十分崇拜和向往。
1928年,竺老在父亲的支持下投梁平县仁贤乡西禅寺,礼福江上人剃度出家,法名圆相,字斯寿。因崇拜济公,自号粥侠,又号烛瞎,后取谐音,改名竺霞,后以此号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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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平双桂堂旧影
1929年秋,竺老于梁平双桂堂中道和尚受具足戒,羯磨阿阇黎、教授阿阇黎分别是双桂堂的退隐月朗和尚、圆庸和尚。离开西禅寺小庙,到大丛林双桂堂学修,对任何一位初发心的出家人来说,都是一件十分高兴的事,竺老的内心也自然充满了喜悦。这可以从他当时留下的诗文中感受到,诗曰:“稻黄雀飞秋气清,白云伴我双桂行。世情不解僧居乐,习禅学净心自宁。”戒期结束后,考入设于寺中的双桂堂佛学院。在双桂堂佛学院学习期间,苇舟法师讲授的《折疑论》、双桂堂方丈中道法师讲授的《法华经》让他大开眼界,让他对佛学教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国文教师唐宏文讲授《声律启蒙》,让他的诗文造诣有了很大的进步,唐先生曾以“光明世界”四字为联出句,竺老以“黑暗丛林”为对,深受唐先生赞许。后唐先生借与竺老傍晚在石桌旁纳凉的机会,曾以“二人同坐土上”为联出句,竺老一时难以为对,直到晚年于梦中对以“一马独闯门中”一句,甚为满意。在双桂堂佛学院学习两年,由于他的勤奋和刻苦,在五十名左右同学中总是名列前茅,并以优异成绩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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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中国佛教协会举办传戒法会传戒十师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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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竺老为了继续深入研习佛法,离开双桂堂佛学院只身前往重庆,经介绍到设在放牛巷的华严佛学院求学。华严佛学院院址是一栋四层楼的青砖洋房,原是金鑫人寿保险公司的办公用房,后公司难以为继而解散,公司经理甘海泉居士在此创办华严佛学院,聘请毕业于月霞法师在上海所办华严大学的慧西法师驻院讲授《华严经》,初期以“研习华严”为宗旨。一年多后,迁南岸大佛寺,后因创办人改宗旨为“读诵华严”,引发罢课风波,竺老与开一同学在风波中因表现突出而受伤。风波后,竺老与部分同学随慧西法师到长安寺继续研习《华严经》,期间蒙巴县县长冯均逸先生的帮助,慧西法师率学僧迁住巴县白市驿镇曾家场莲花寺佛学院,竺老得以继续追随慧西法师研习华严,除了听慧西法师讲授《华严经》外,学院还开设有佛教史、各宗大意等课程。竺老随着华严佛学院迁徙,前后五年时间专心研习华严,对华严圆融无碍的思想有了深刻的体悟,这为他养成朴实谦和的僧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7年,竺老已从华严佛学院毕业,心里生起赴江南继续深造的愿望。是年6月,随慧西法师从朝天门码头乘“福缘号”客船出发,前往上海,在客船上结识“福缘号”领江向兴发,对向领江的虔诚信仰和平等善行极为推崇。到上海后,暂住位于四川路的弥陀寺。期间与新结识的年轻僧人戒度法师前往普陀山,朝礼观音菩萨道场。朝圣结束后,返回上海,仍住弥陀寺。由于抗日战争爆发,随旅沪同乡会乘海船抵达厦门,经厦门绕道香港,由香港到达广州,从广州乘车到武汉,在刘湘驻武汉办事处的接济下,乘船返回重庆。受战事的影响,近一年的颠沛流离,外出求学的愿望最终没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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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大师创办的汉藏教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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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竺老在与华严佛学院同学开一法师的通信中,决定前往太虚大师于1932年在北碚缙云山创办的汉藏教理院继续深造,考入该院第三期普通科,并担任班长,得以亲近太虚大师、法尊法师、法舫法师等高僧大德,还经常聆听名人学者的演讲。竺老在学院学习四年,不仅佛学造诣更精深,兼及藏文、政治、哲学、历史等课程,让他的见识和胸襟更加的广博和宽阔,这为他日后成为一代高僧积淀了深厚的学养。竺老在学院毕业时,以优异的成绩和人品获得太虚大师的赞许,曾亲笔书赠“竺国梵僧传佛法,霞天锦地露心光”联语,以资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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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藏教理院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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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竺老从汉藏教理院毕业后,随严定法师赴荣昌创办宝城佛学院。1946年应正果法师邀请回汉藏教理院任教,直至解放。1950年至1956年蛰居梁平西禅寺。1956年应开一法师邀请回缙云山协助政府开展“內查外调”工作。1960年安排在罗汉寺素餐厅售票,后成为前进综合加工厂的一员,专门糊纸盒、扎扫把。1967年随罗汉寺僧人迁住位于通远门下和平路天宝下院。1970年随全市佛道教人员集中南岸慈云寺进行劳动改造,后被选为生产主任。1977年当选南岸区人大代表。
1980年,竺老迎来了人生的重大转折点,是年调任罗汉寺住持,肩负起罗汉寺恢复重建工作,并将自己晚年二十余年的时光,全部奉献给了罗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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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竺老与正果长老、惟贤长老在重庆罗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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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老担任罗汉寺住持时,罗汉寺的建筑已经朽坏不堪,主要建筑被其他单位占为他用,昔日罗汉堂的罗汉已化为灰烬,面对满目疮痍的残破寺院,内心只能默默地发愿,期待能逐步重建。1983年,罗汉寺被国务院列为全国汉传佛教重点寺院之一。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率先培整修复了大雄宝殿,新塑释迦摩尼、文殊、普贤三尊圣像,满足开展基本的佛事活动。同时在竺老的多方奔走呼吁和长期努力下,占用罗汉寺房屋的相关单位直到1985年才陆续迁出。竺老趁势而为,积极倡导重建罗汉堂,邀请四川美术学院和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师生负责塑像工程,在各方的默契配合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罗汉堂终于重新建成。继后,竺老精心筹划,相继主持修建了济公殿、法堂、藏经楼、禅堂、弥勒阁、妙香斋等殿堂和附属设施。虽然没能恢复旧观,但在现实条件下,已让罗汉寺成为功能齐备的庄严道场,这都凝聚着竺老的汗水、心血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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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罗汉寺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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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老在担任罗汉寺住持期间,工作重心主要放在罗汉寺的整体恢复和发展,而对于寺院具体日常事务的管理,总是以“无为而治”的工作方式,放手让各寮口的执事们酌情处事,注重发挥执事们的特长,调动执事们的工作积极性。因此,在寺院里,竺老常常被大家误以为“柔弱”,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处事智慧。
1982年当选为重庆市佛教协会副会长,1987年先后当选为重庆市佛教协会会长、四川省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1993年任四川省佛教协会名誉副会长、重庆市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委员。1997年重庆直辖后,退罗汉寺院事,让贤大果法师继任法席,并任重庆市佛教协会名誉会长。
2003年十二月十八日,竺老于罗汉寺退院寮安详示寂,世寿九十三岁,僧腊七十六年,戒腊七十五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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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竺老在宝光寺传戒法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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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老投身佛门近八十载,在他的僧侣生涯中,有近二十年时光是在佛学院求学、办学、教书育僧中度过的;有近三十年时光是辗转各寺院,在社会变革、运动、改造中度过的;有二十余年时光是在罗汉寺的恢复、重建、开展教务、接待应酬中度过的。竺老的一生,始终坚守自己的信仰,顺境时奉献佛门,逆境时蛰居佛门,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佛教事业,不愧初入佛门的誓言。
二、慕虚大师 育僧育才
太虚大师是二十世纪杰出的高僧,是引领传统佛教转型走入现代社会的佛门领袖,在当时全国佛教界享有崇高的声誉,特别是其远见卓识和深邃的智慧引领时代先锋,深受青年僧伽的仰慕和崇敬,竺老便是这众多青年僧伽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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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藏教理院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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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太虚大师到四川弘法,在四川省主席刘湘的支持下,拟创办汉藏教理院,联络汉藏感情,沟通汉藏文化。经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兼重庆警察局局长何北衡先生具体操办,选定北碚缙云寺作为院址,经过两年的筹备,于1932年秋正式开学,刘湘任名誉院长,太虚大师任院长。学院以“淡宁明敏”为院训,设普通、专修两科,普通科学制四年,专修科学制两年。普通科分甲乙两班,乙班两年毕业转为甲班,甲班两年毕业后可升入专修班。学院在太虚大师的指导下,高僧大德云集,名师荟萃,师资阵容雄厚,一时成为青年僧伽向往的佛教界最高学府。特别是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重庆后,太虚大师常驻学院讲学,汉藏教理院更引起青年僧伽的关注。正是在这一时期,竺老于1938年考入汉藏教理院,得以朝夕亲近太虚大师。学习期间,有名师教导,有名家引领,有名贤交往,学修都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当时汉院的学僧不仅能亲近高僧大德受教,还有许多政要和社会名流慕名到学院参观或演讲。竺老在汉院求学时,先后聆听过郭沫若、林语堂、梁实秋、老舍、翦伯赞、马寅初、冯玉祥等名家名流的演讲,令他眼界大开。在四年学习中,深受太虚大师思想影响,并折服于太虚大师为法为教的热忱和担当,成为太虚大师赏识的弟子之一,并立志追随太虚大师,终其一生继承太虚大师育僧育才的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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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昌县宝城佛学院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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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老在汉院学习期间,还与谢无量夫妇、冯玉祥将军成为忘年之交。在汉院学习的第三年,受法尊法师指定,竺老负责指导谢无量先生的夫人学习藏文。在一次指导学习中,谢夫人看见亭旁的荷花,随口吟出了谭嗣同题憩园的上联“人境影中,被一片花光团住”,竺老即刻对出“霜华秋后,看四山岚翠飞来”下联,深得谢夫人赞赏。后在与谢无量先生佛学经义的切磋中,成为忘年交,谢无量先生还专门送给竺老一副书法作品,以为纪念。竺老学习期间,与来山小住的冯玉祥将军甚是投缘,冯先生离开缙云山时,还特别以隶书写下一副以“天下为公”为内容的书法作品相送,可见冯先生对竺老的敬重。
1942年,竺老从汉藏教理院毕业,由于已经有了十余年的佛学院研修生涯,已然成为一名德才兼备精通佛学的法师。毕业后,受老师严定法师邀请,到荣昌兴办佛学院。严定法师,籍贯湖南,早年毕业于武昌佛学院,后赴西藏学习,是太虚大师弟子中佼佼者,曾在四川大学任教,颇受师生欢迎和敬重。应荣昌参议长陈汉传先生及夫人赵懋云女士(荣昌女中校长)的邀请,赴荣昌县城西门外宝城寺创办宝城佛学院。严定法师赴任时,挑选了汉藏教理院的学生竺霞、演清、悟严诸师一同前往,协助教务,襄助院务。到院后,竺老被任命为教务长,在严定法师的指导下,负责教学安排,设置课程,编定课表,有时还要亲自印制教材。竺老除了承担教务事务工作,还要全身心投入教学中,先后为学生讲授了《五蕴论》《百法明门论》《俱舍论》《古文观止》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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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昌县宝城寺内的太虚经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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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竺老在宝城佛学院办学认真负责,颇具影响,还被推选为荣昌佛教会理事长。最令竺老深受鼓舞的是,1943年1月,自己最尊敬爱戴的太虚大师来到荣昌,亲眼看到自己的学生能将佛学院办得颇有成效,领会自己培养人才的苦心,太虚大师非常赞赏,并亲自书写一联“棠宴莲开,三千世界严香国;玉瓶桃熟,五百由旬达宝城”赠与宝城寺及佛学院,这既是对自己学生的认可,更是对得意门生的鼓励。竺老深受感动,内心感到无比的荣光,也更加坚定了自己为佛教培养僧才的信念。
1946年春,由于抗战胜利后汉藏教理院许多教员都回了江南,太虚大师也离院到了上海,正式任命法尊法师担任院长。此时学院师资队伍出现短缺,担任教务长的正果法师,报请院长法尊法师同意,聘请竺老回汉藏教理院担任训育主任兼佛学教授。竺老从汉藏教理院毕业已经四年了,重上缙云山,睹物思人,无限感慨。作为训育主任的竺老,肩负起全院学生的品行修持督导,还要率先垂范,为学生日常生活和学习操劳。竺老还为学院第五期学员讲授《俱舍论》和《比丘学处》等课程。竺老在课堂教学和学生管理工作中,始终贯彻太虚大师“人成即佛成”的佛学思想,坚持佛教精神与现实人生圆融汇通的原则,注重学生的基本品德和修养,善于耐心和学生沟通,心平气和与学生交流谈心,成为法尊法师和正果法师的得力助手。
1947年3月17日,一代佛门领袖太虚大师在上海玉佛寺辞世,慧星陨落,法门折幢,佛教界失去了一位先锋巨匠,汉藏教理院也失去了灵魂导师,让全院师生陷入了无尽的悲痛。院长法尊法师当即赴上海奔丧,竺老协助正果法师料理院务,并组织追悼活动。从当时学院里的两幅挽联中,可以感受到汉院全体师生对太虚大师的爱戴、崇敬、不舍、惋惜。一联曰“四十载拯救培僧,悲志未酬,何堪遽返兜率;五大洲宏宗济世,慈心无已,惟望再来阎浮。”另一联曰“为国宣劳,为教宣劳,际兹大乱未平,方冀长资慧日;舍僧而去,舍世而去,悲夫复兴甫望,何堪遽殒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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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汉藏教理院太虚大师之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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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太虚大师的同时,全国各地的师生和追悼委员会决定为大师出纪念集,向各位师友发出了征稿倡议,五十余位师友都撰写了纪念文章。纪念文章汇集后,由汉藏教理院同学会编辑为《太虚大师纪念集》,在汉口三民印书馆出版发行。纪念集收录了竺老当时撰写的纪念文章《太虚大师判摄一切佛法之研究》,文章是从继承太虚大师佛学思想的角度展开的,重点阐述虚大师所倡宏的“今菩萨行”,号召继承虚大师提倡的“人生佛教”思想。从竺老的文章中,可以感知得到他对虚大师佛学思想精髓的准确把握,不愧为虚大师赏识的学生。
1949年底,新中国成立前夕,战事消息也频频传到汉藏教理院,学院的学生渐渐人心涣散。期间有不少师友动议,将汉藏教理院迁往海外,院长法尊法师正在成都讲学,院务交由正果法师代管。正果法师审时度势,决定汉藏教理院不随“国民政府”迁台,依然选择留在内地,迎接新的时节因缘。竺老与正果法师是相知相契的道友,他深知正果法师决定学院不迁海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也佩服正果法师的坚定精神,毅然支持正果法师的决定,与学院师生共同迎接解放。从在汉藏教理院学习,到再回汉藏教理院任教,竺老与正果法师交往最深,从学友到同事,成为了一生的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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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老与正果长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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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佛教事业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春天,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寺院的法务活动也得到逐步恢复,进入佛门的青年僧伽也不断增多,为了提高青年僧伽的佛学素养和文化水平,竺老的内心又萌生了创办佛学院的念头。1990年,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竺老在重庆罗汉寺创办重庆佛学院,学院秉持太虚大师的佛学理念和办学宗旨,招收四众弟子进入学院学习,学院既有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还有优婆塞、优婆夷。竺老亲任院长,惟贤法师任副院长,陈文杰(汉藏教理院第一期学生,法名同杰)任教务主任。竺老还亲自授课,讲授《药师经》,惟贤法师讲授《遗教三经》,陈文杰老师讲授《佛学概论》,彭宗民老师(1962年毕业于中国佛学院研究部,法名彻洪)讲授《印度佛教史》,樊吉文老师(汉藏教理院学生,法名寂文)讲授《五蕴论》,甘文峰老师(汉藏教理院学生,曾赴西藏学习,法名寂禅)讲授《古典文学》,杨自合老师(1958年毕业于中国佛学院,法名广平)讲授《因明概论》,杨春巍教授(建筑研究院)讲授《佛教与科学》。学院聘请的师资,大部分都是毕业于汉藏教理院,也是太虚大师的学生,大家受竺老的感召,云集于罗汉寺,发挥余热,尽心尽力,共同继承太虚大师培育僧才的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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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竺老在成都宝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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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隆莲法师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在成都铁像寺创办了具有全国性佛教院校的四川尼众佛学院。创办之初,由于师资匮乏,竺老还应隆莲法师之邀,专程到学院为青年尼僧讲授《大乘五蕴论》等课程,以实际行动表达对隆莲法师的重视尼僧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讲,竺老的这一看似平凡的举动,不难看出受太虚大师思想影响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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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参加第五届佛代会的原汉藏教理院师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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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老一生仰慕并追随太虚大师,一生对太虚大师的敬重之情不减。太虚大师五十寿辰时,汉藏教理院师生曾在狮子峰筑有“太虚台”以为纪念;太虚大师圆寂时,汉藏教理院师生曾在缙云寺旁建有太虚大师舍利塔。“文革”中,“太虚台”和太虚大师舍利塔皆被毁坏。1988年,为缅怀太虚大师的丰功伟绩,竺老发起在原址重建了“太虚台”和太虚大师纪念塔,并请虞愚先生重写了“太虚台”并刻石,请赵朴老题写了“太虚大师之塔”,竺老亲自撰写了“智通三藏,机应五乘,旷代高僧传千古”上联,洪禅法师撰写了“学贯古今,名扬中外,四洲弘法第一人”的下联,篆刻于塔的两侧,表达了两代学生对太虚大师的缅怀和赞颂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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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竺老在宝光寺传戒法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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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老与汉藏教理院学长正果法师成为挚友,对正果法师的尊重之谊不退。“文革”结束后,宗教政策逐步落实,1979年5月,竺老北上,到北京广济寺探望师长法尊法师、学长正果法师。竺老在广济寺住了一个多月,三位师友分隔二十余年后重逢,内心无比感慨,三位老人余生劫后再叙,相聚甚欢,彻夜长谈,谈他们的老师太虚大师,互相交换昔日师友分散后的信息和情况。正果法师还特别派人陪同竺老,到北京各寺庙及名胜古迹游览,竺老也已近古稀之年登上了万里长城,站在长城顶上,内心无比期待佛教的复兴能够逐步走上轨道。1987年1月,正果法师回到阔别了三十七年的重庆,竺老陪正果法师一起到慈云寺、双桂堂等处参访,还特别陪他上缙云山,探访汉藏教理院旧址,故地重游,了却夙愿。正果法师回京后,就在这一年的11月20日在广济寺圆寂,重庆之行,成为了正果法师于竺老生前的最后一次面叙。正果法师圆寂后,竺老为表达对这位学长的敬重,提议将正果法师的灵骨塔建在缙云山,得到了赵朴老和中国佛教协会的支持,委托竺老亲自承办。1990年11月21日,正果法师灵塔在缙云山太虚大师塔旁落成,赵朴老题写了“正果法师之塔”,塔侧刻有邓颖超题写的挽联“论其生平,以发扬佛教优良传统为职志;广为信众,树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之楷模”。在竺老的努力下,正果法师又回到了他学习和工作过的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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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冬,竺老圆寂荼毗后,在重庆市佛教协会的支持下,决定将竺老的灵塔也建在缙云山,与太虚大师、正果法师灵塔毗邻。三位师友相敬、相知,长卧于昔日生活学习工作的地方,也可谓是一段殊胜的因缘和佳话。
三、终身淡泊 高风共仰
竺老不仅全身心投入罗汉寺的恢复重建和弘法事业,他还积极主动地关注重庆、四川乃至全国佛教界的教务工作,推动和支持各地落实宗教政策,恢复佛教活动场所。他还特别关心青年僧伽的接引工作,多次参加传戒法会,担任重要师承,为培育后学不辞辛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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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元旦中国佛学院学僧受具足戒与十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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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底,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文革”结束后全国佛教界第一次盛会,备受瞩目。在这次会议结束后,经赵朴老提议,由正果法师具体操持,在中国佛教协会驻地广济寺举行了中断二十余年的传戒法会,为刚入学的中国佛学院学生传授三坛大戒,也有部分在“文革”中受形势所迫还俗又重新回到僧团的僧人一并重新受戒。竺老被礼请为此次传戒法会的十位戒师之一,担任第六位尊证阿阇黎。此次传戒法会是“文革”后第一次传戒法会,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是经历劫难后中国佛教界僧团重新吸收新生力量的标志性事件,竺老不仅见证了这一特殊历史,还成为了这一历史的参与者,这不能不说是他人生中值得记录的殊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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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竺老在宝光寺传戒法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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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秋,“文革”结束后四川省佛教界第一次传戒法会在新都宝光寺举行。由于这是全川中断三十余年首次举行的传戒活动,丛林制度难以为继,勘为戒师的尊宿也十分匮乏,为了如法如律办好此次传戒法会,在四川省佛教协会的主持下,从全川名山大寺遴选德高望重的戒师,成都文殊住持宽霖老和尚被礼请为得戒和尚,乐山乌尤寺住持遍能老和尚被礼请为羯磨阿阇黎,竺老被礼请为教授阿阇黎,成为此次传戒法会的三师之一,实在是非常殊胜的因缘。正是这次传戒法会的举办,为四川佛教界接引了一批新生力量,为缓解青黄不接的窘迫,起到了重要作用,竺老功不可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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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宝光寺传戒法会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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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竺老于1987年秋新都宝光寺传戒法会被礼请为羯磨阿阇黎,1987年冬云南鸡足山祝圣寺传戒法会被礼请为羯磨阿阇黎,1990年秋新都宝光寺传戒法会被礼请为教授阿阇黎,1991年冬成都昭觉寺传戒法会被礼请为羯磨阿阇黎,1993年夏洛阳白马寺传戒法会被礼请为第一尊证阿阇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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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秋新都宝光寺传戒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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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老以古稀之年投入佛教劫后复兴事业,既是地处繁华闹市区重点寺院的住持,也是省市佛教协会的负责人,还肩负有参政议政的社会职务,可谓身居要职的川渝佛门领袖。作为寺院的住持,他有证授皈依的众多在家弟子,作为参与传戒法会的佛门大德,他有数千计的出家弟子,在川渝僧俗弟子中有巨大的影响力。尽管如此,他始终保持僧人本分、衲子本色,视名利如浮云,泰然处之,常年以谦和、低调、朴实的面貌应世接物。
他总是深居简出,不搞个人享受。记得1992年初,我到重庆佛学院求学,刚到院安顿好后,去向他礼座。竺老是我受戒时的三师之一,以羯磨阿阇黎的身份成就我的戒品,按佛门传统礼仪,我理应去向他礼拜供养。我搭衣持具去轻叩他的住所,当时罗汉寺的藏经楼竣工不久,设在藏经楼一层的丈室还没有完全整理好,他住在大雄宝殿西边一幢四层楼的砖混建筑里,那幢楼是当时的招飞办迁出后留下的,他的寮房在第二层最边上的一间。我先是向他呈白求学的意愿后,展具向他顶礼,他慈悲的坚持让我不用展具、不用顶礼,并简单的询问了我出家的一些情况。当得知我是从昭觉寺来,是昭觉寺原监院智益上人的弟子,嘱咐我要好好学习,好好发心,以师父为榜样。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么有影响力的一位大德,寮房里就一张简易的木床,一个木制书柜,一张书桌,一张藤椅,一个木制洗脸架,暖壶、面盆和日常生活用品外,别无他物。我入学后不久,他迁入了新的丈室,记得还去向他请教过两次问题,丈室里的陈设依然是那样的简单,除了朴实以外,没有任何的华丽陈设。竺老的生活作风,当时就给我的内心极大的触动,至今回忆起来,仍然心存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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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冬云南鸡足山祝圣寺传戒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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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衣着格外朴素,生活极其简单。他的着装都是以粗布简料为主,从不追求光鲜丽质,有的衣装甚至是从“文革”中的衣服加以改制而成,所以大家常常会见到他穿的短褂有时会有四个衣兜,甚至上面两个衣兜会有翻盖,很明显这样的衣服是从中山装改制过来的,只是将原来的领子改作了大领,一方面是当时经济条件有限,另一方面也是中华文化惜福惜物传统的体现,这样的改制僧服,他一直舍不得废弃。他重新复出的时候,已经是古稀之年的老人,本可安度晚年,但他以瘦弱之躯肩负起了历史的重任。他外出时,几乎不带随从,为了行动安全起见,所以他穿的中褂、大褂下摆都比较短,就是为了出门方便。正是由于他的着装并不讲究,因此有的人对此颇有微词,但他从不解释,依然朴素简洁,但求心安。他一日三餐几乎是随大寮餐食,从不讲特殊。由于罗汉寺空间狭小,建筑拥挤,在我求学的时候,还没一个像样的斋堂供僧众过堂用斋,当时常住僧众和学僧都是桌餐,他有时也会与同学们一道用餐,有时候会让侍者从大寮取餐回寮房用餐,绝不讲个人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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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秋新都宝光寺传戒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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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罗汉寺的恢复重建已初具规模。竺老年事渐高,常常有精力不济之感,于是着手思考罗汉寺未来的发展。经多方考虑,并得到有关方面的支持,他决定推举大足宝顶山圣寿寺住持大果法师继任罗汉寺法席。1996年冬,敦请大果法师任罗汉寺首座,请他入住罗汉寺,熟悉罗汉寺内外寺务,逐渐酝酿新老交替工作。1997年因缘逐渐成熟,是年深秋,竺老完成了他住持罗汉寺继往开来的一件大事,将罗汉寺法席传付大果法师。传法偈一曰:独登绝顶寻攀缘,放眼观察遍大千;人法性空缘起有,西来真谛而今传。此偈可以窥知到他一生在佛法学修中的领悟。传法偈二曰:如来家业担非轻,护国安僧一肩承;慧命传灯无尽藏,人天处处法王城。此偈即是他对新任住持的厚望,也对罗汉寺的未来充满了期待。佛门中常有“提起容易放下难”的谚语,竺老以他对佛陀教法的深刻体悟和智慧,以他对佛教传灯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恋权位,不为名利所困,他不仅如此说,还如是行,该提起的时候义无反顾,该放下的时候云淡风轻。竺老身上这种淡泊名利,主动让贤的亮节高风,值得后辈学习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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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老与惟老于峨眉山万年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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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老卸任住持后,搬入了退院寮,虽然卸去了繁重的寺务,但他的生活依然闲适而有规律,每天清晨依然坚持他练习了几十年的“达摩十二手”,白天则坚持读经、看报,常常也会关心时事,遇有弟子或信众来拜望,他都会慈悲接应,简单开示,鼓励他们精进学修。由于他的广泛影响力,九十大寿时,他顺应弟子们的愿望,过了一次生日庆贺,弟子们为他操办的很是热闹,但他内心仍和往常一样淡然,并在自己的九旬留影上题了一首诗:“日落西山忆故乡,即须检点办资粮;等闲整顿好行李,莫到临时手脚忙。”他通过这首诗,表达了自己的生死观,这种对生死的超然和旷达,是他几十年在佛法修为境界上的流露。正如他自己所愿,以九十三岁高龄辞世的时候,当天坚持从医院回罗汉寺,回到寺院退院寮后十余分钟,便安详圆寂,真正做到了“等闲整顿好行李”的功夫,展现出“莫到临时手脚忙”的禅者风范。
四、法乳一滴 恩深似海
我初出家的时候,完全是出于信仰的情感,对佛法教理是茫然无知的空白状态,如果说今天对佛教教义有一点认知的话,那第一站便是在重庆佛学院学习时奠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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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竺老与遍老、清定上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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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春,我在重庆佛学院学习时,竺老为我们讲授《药师经》。记得前面两堂课并没有直接涉及到《药师经》的内容,而是为我们讲述他为什么重视弘扬《药师经》的思考,从玉琳国师修持《药师经》的感应,讲到弘一大师弘扬《药师经》的典故。印象深刻的是,他在讲解中指出,佛教界对大雄宝殿中供奉三尊佛像的认知存在差异,有主张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的,有主张法、报、化三身佛的,他从教理上分析后都不赞成。他说:过去佛谁见过,现在佛谁遇见过,未来佛来都还没有来,怎么可能用具像来表达。他还说:法身佛尽虚空遍法界都是,并无形象;报身佛是地上菩萨才可以见,凡夫是不能以肉眼见的;至于化身佛,也是化现不同身份度化众生,哪有固定的形象。因此,他极力主张大雄宝殿中供奉的三尊佛像,应当中间为释迦牟尼佛,左边为药师佛,右边为阿弥陀佛。他还从教理上为我们分析,释迦牟尼佛应化娑婆世界度化众生,就是要解决现实的“生”和“死”这一根本问题,左边的药师佛就是协助释迦牟尼佛解决众生“生”的问题,右边的阿弥陀佛就是协助释迦牟尼佛解决“死”的问题。他自己之所以重视弘扬《药师经》,就是要倡导学佛的弟子要更加重视“生”的问题,因为阿弥陀佛的净土法门比较流行和普遍,比较能解决学佛弟子生命结束(“死”)的问题,但不能一边倒,不然有失偏颇,不利于佛陀教法的全面弘扬。他在讲解中说,不解决好“生”的问题,“死”的问题也不一定会圆满,解决好了“生”问题,“死”的问题也自然会迎刃而解,弘扬《药师经》,就是要大力弘扬药师法门,倡导佛弟子以药师佛的十二行愿,积极过好现实的人生和生活。今天看来,竺老的这些见地和主张,是与太虚大师人间佛教思想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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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罗汉寺罗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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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秋,我在四川省佛学院学习,时任院长遍能法师先后邀请各地诸山长老来院讲学,竺老在这期间应邀为我们高级班学员讲授《八识规矩颂》。竺老来院时,已是八十二岁高龄,没有携带侍者,我时任班长,受学院委派负责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但他并没有给我增添麻烦。一天清晨,可能由于他不太熟悉环境,晨练时摔了一跤,手掌及膝盖皆都磕的紫青,可把我给吓坏了,好在他的身体还健朗,并没有什么大碍,只是吩咐我去医务室拿了几贴膏药敷上,仍然为我们继续上课。竺老讲解《八识规矩颂》时,参考教材是范古农居士的《八识规矩颂贯珠解》,他自己也不带书,就是空手走上讲台,一支粉笔放在讲桌上,坐在讲台上侃侃而谈,偶尔会起身用粉笔写上生僻的佛学名词。印象深刻的是,他的讲解与众不同,他讲解颂文的顺序,是按照染、净分类的原则逐句讲解,先将每一类识的染污两颂按第六识、前五识、第八识、第七识的顺序讲解,后将每一类识的净分一颂按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前五识的顺序讲解,这种与众不同的讲授方法,对我们新学习的学生来讲,可谓别开生面,面貌一新。他最后才告诉我们,这是太虚大师的讲授方法,在他的引导下,同学们对太虚大师也生起了格外的敬仰。后来,竺老还在罗汉寺以同样的方法讲解过《八识规矩颂》,蔡荣贤居士非常用心,将讲解全部记录成文字,后编印成《八识规矩颂浅释》印行。
1995年春,我与几名在中国佛学院学习的同学到重庆参学,在罗汉寺挂单。初到罗汉寺时,我照例去向他礼座,奉上300元的供养金,当时老人家满心欢喜地接受了供养。哪知到了第二天,我正在罗汉寺一名执事的办公室与各位同参叙旧,时任罗汉寺监院的智凯法师(解放前曾在汉藏教理院务工,并亲近正果法师;改革开放后依竺老剃度出家)来到办公室,递给我一个红包,说是竺老让他转送给我的,并让智凯法师转达说,我是读书的学僧,单金是很有限的,他哪里能收穷学生的供养。我也是不懂规矩,当着大家的面拆开了红包,发现不仅原来供养的300元人民币在其中,而且还多了三张100元的美金。我当时一下惊呆了,站在原地沉默了好一会儿,霎时间我才明白,竺老送回来的不只是一个红包,而是满心的鼓励和厚爱,当即我请智凯法师转达了对老人家的感谢。这看起来是一件不起眼的事,但竺老对待供养的随缘淡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我深受教育,心中对他的崇敬也油然而生。这件事虽然过去二十多年了,但它一直留在我记忆的深处,因为我体会到,老人家送回来的不仅仅是钱,而是他对后辈学僧的关爱,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慈悲之情,这份爱护之情,我一直珍藏至今,偶尔回忆起来,内心仍然充满了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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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竺老在文殊院升座法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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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老对我而言,不仅有佛法的启蒙之恩,他还在我日后的成长过程中,给予了极大的提携和帮助。2001年秋,我已从中国佛学院毕业到文殊院常住,时任文殊院监院的广福师与常住诸师商议,准备举办为时一个月的“讲经弘法月”,邀请川渝两地高僧大德莅临文殊院空林讲堂宣说法音。讲经法会举办前,文殊院寂真法师受派遣前往重庆,邀请竺老和惟老一同前来相助盛举,也正是在这次讲经法会,我为大众讲授了十七天的《金刚经》,为成都佛教界所熟知。讲经法会开始的第一天,举行了隆重的迎请和开座仪式,竺老、惟老真是慈悲高风,携我一同受请和登座,正式开启了为期一月的讲经法会。后来我才得知,在传统丛林中,青年法师登座讲经时,都有自己的师长护持引领登座,代表前辈对后辈的印可,名为“开大座”。竺老、惟老是德高望重的前辈,我自己并没有这样大的福报,能获得如此殊荣,完全是二老的爱护和栽培,提携之恩永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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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竺老在文殊院升座法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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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秋,我继任文殊院住持,举行升座法会,由于是年有“非典”疫情,升座法会的规模不宜过大,但我还是怀着崇敬的心情给竺老奉送了请柬。令我感动的是,已很少外出的他,居然破例舟车劳顿前来参加活动,并至始至终见证了升座法会的全过程,还参加了升座庆典,这份对后辈莫大的支持和关爱,对我的成长是殊胜的醍醐加持。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竺老参加完这次法会回到重庆三个月,就舍报西归了。噩耗传来时,内心无比悲痛,当时我受命正在筹备恢复成都大慈寺开放事宜,没能及时赶去为竺老助念。在竺老出殡荼毗的前一天夜里,我匆匆赶赴重庆,去送他老人家最后一程。当我赶到罗汉寺灵堂,瞻仰法相,向法体顶礼,凝望灵堂两侧悬挂惟老所撰的挽联“精研教义,智慧如海,一生辛劳,人天供养,法音响彻千山万水;住持正法,德行若山,倏尔示寂,众生同悲,噩耗哀恸四海九州”,顿时眼泪盈眶,无限悲伤。第二天早上,重庆市佛教界在灵堂为竺老举行了隆重的追思会,重庆市委统战部、市民宗委领导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各地诸山大德,重庆市佛教协会全体同仁参加了追思活动,惟贤法师在追思会上致悼词,对竺老一生的功德给予了全面的总结和高度的评价。
追思活动结束后,惟老命我为老人家起龛,我强忍悲痛,跪说送行语,将老人家送上灵车,并护送灵龛至梁平双桂堂荼毗。在荼毗现场,我突然意识到,竺老十八岁在双桂堂受戒,以九十三岁高龄走完人生最后旅程时,又回到了双桂堂荼毗,受戒是正是进入佛门的始点,荼毗是此生落幕的终点,一始一终,同一地点,有始有终,一转轮回,善始善终,可谓圆满。
结 语
竺老的一生,看似平淡,但他一生却不平凡。他没有豪言壮语,但他润物无声,为佛教事业履职尽力;他没有惊天动地,但他默默耕耘,为三宝道场倾情奉献;他没有掀浪弄潮,但他潜心笃行,为培养僧材矢志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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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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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老幼年时,常常体弱多病,身体并不算好,但他能以九十三岁高龄辞世,也算是意想不到的奇迹。古语有云:仁者寿。竺老的高寿,与他常怀慈悲之心的胸襟是分不开的,也与他一生朴素的生活方式、朴实的行事风格、质朴的待人之道、谦和的处众风范有着极大的关系。
竺老辞世时,我曾以“门庭有托赴莲邦,手脚不乱返故乡。常念法乳失依止,空林月祭嘉陵江”的挽诗,表达对他老人家的深深崇敬之情。
如今,十八年过去了,我对老人家的缅怀和感恩之情,越来越与日俱增。(宝光寺提供了相关照片,特此致谢!)
完
本文转自公众号"大势营造古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