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举几个过去的习俗。
中秋节的晚上，衡州有送瓜的风俗。凡是结了婚多年不生育的人，亲戚朋友就一定会来给她送瓜。提前几天，在菜园中偷一个冬瓜，一定不让园主知道，用彩色在瓜上画出人的面目，用衣服包好，推举年纪大的人抱着，敲着锣鼓放着鞭炮，送到她的家里。年长者把冬瓜放在床上，用被把它盖住，口中念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接受瓜的人设盛筵款待大家，好像办喜事一样。这个媳妇得到瓜后，就把这个瓜剖开吃掉。
三月初三这一天叫上已，如果这天正赶上是清明，江宁一带，急切盼望生孩子的妇人，就用野菜和瓜一起煮着吃。甚至说寡妇、没结婚的女孩子吃了它，也能生儿子生姑娘。
广东的习俗又有不同，妇女结婚后难以生孩子的，往往在夜间偷人家的莴苣吃，说吃了之后就能生孩子。所以广东人称莴苣叫生菜。
至于扎小人能要人命，过去各种书籍中都有记载，叫“厌胜术”，最早出于《后汉书.清河孝王庆传》的记载：“因巫言欲作蛊道祝诅，以菟为厌胜之术。”
“厌胜之术”又称魇镇之术，意思为“以诅咒厌伏其人”，是一种流传已久的巫术行为，无论是宫廷或是民间，都有人利用它来加害他人。如果哪一户人家被用了“厌胜之术”，轻则家宅不宁，时有损伤或惹上官非；重则患上恶疾，遇上灾劫，孩童夭折，甚至会家破人亡，是一种非常恶毒的诅咒。最常见的就是扎个木偶人，把仇家的姓名、生辰八字写在上面，每天用针扎。《封神演义》里面，神秘的陆压道人就是用这种巫术害死了截教大将赵公明。
《封神演义》成书于明代，所以，这种描写其实是那个时代的反映。明清小说中多有施巫的描写。如《红楼梦》第二十五回写赵姨娘因忌恨宝玉受宠，风姐专权，就买通马道婆用巫术谋害风姐和宝玉。马道婆向赵姨娘要了张纸，拿剪子铰了两个纸人儿，递与赵姨娘，叫把他二人的年庚写在上面。又找了一张蓝纸，铰了五个青面鬼，叫她并在一处拿针钉了。然后马道婆在家作法，结果是贾宝玉“大叫一声……将身一纵,离地有三四尺高”，风姐则拿起“明晃晃钢刀砍进园来，见鸡杀鸡，见狗杀狗，见人就要杀人”。在《聊斋志异》中也有不少这类似故事。
严格说来,像《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禳星、诸葛亮借东风也都可以归入这一类。当然这些都是“小说家言”,并非诸葛亮的原貌。但是另一方面,作家的创作都有民俗方面的根据。
我国还有“工匠厌胜”的传说,即建筑工匠为人盖房时使坏,在房屋的秘密处留下作巫的机关使房主遭殃。清代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记有这样的故事,一富家子弟,嗜赌如命,妻子苦劝不听。但屡赌屡输,连房子都抵押了。妻子忧心,不能入睡。一夜间,丈夫又去赌博,妻子在家苦等。至深夜,她昏昏欲睡,突然听到一阵掷色子的声音,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就在附近。她循声寻找,声音来自正厅的大梁上,她取来梯子,爬上房梁,发现梁上有四个小木人,围着小桌掷色子,而小碗里的六只色子,露出面的数字只有一、二、三,没有四、五、六。这时她恍然大悟,随即轻轻地把六颗色子的面翻成四、五、六,然后回去睡觉。从此她丈夫每赌必赢,慢慢把输掉的财产贏了回来。
吃冬瓜能生小孩，扎小人能要人命，从文化学角度说，这种行为，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巫术。
提起巫术，许多人想起非洲的杀人“黑巫术”，想起小说《鬼吹灯》里面的“蛊术”，统统都是杀人、害人的东西。
其实，巫术是原始人的一种自然观、世界观，是全世界的文化现象，和杀人、害人没有必然的联系。
巫术出现在以情感思维为主的人类的幼年时期，是原始社会的文化现象，是原始社会的必然产物，并与原始社会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是原始社会的“遥控术”。与宗教和迷信紧密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民信文化而长期地存在、传播。
巫术通过一定的仪式表演，利用和操纵某种超人的力量来影响人类生活或自然界的事件，以满足一定的目的。巫术的仪式表演常常采取象征性的歌舞形式，并使用某种据认为赋有巫术魔力的实物和咒语。“降神仪式”和“咒语”构成巫术的主要内容。
现在人们常见到的巫术形式有诅咒，它是借助语言的魔力，达到加害对方的目的。最常见的形式是面对面的诅咒，比如骂人不得好死、千刀万剐等等，更多的是通过诅咒对方的名字达到巫术的目的。“文革”中给人戴上写有“打到某某某”的帽子，也是一种巫术。而前面举的例子中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也是通过这种诅咒，达到让妇女生产的目的。
过去乡下常常有道士做法“跳大神”，用桃木剑刺黄表纸，其实是对鬼施行的一种攻击性巫术，在生产、建房、治病、丧葬中经常使用，这是民间巫师的最主要的工作。“扎小人”与此相同。
巫术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很大。原始社会的巫的权力很大，他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能够知晓神的旨意，这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可以说如同神的化身了，是神在人间的代言人。由于“天意”是统治者的“靠山”，如果人人都可通“天意”,势必威胁他们的统治,所以必须把“通天意”的巫术垄断起来，成为统治者的专利。这就是历史上的“绝地天通”，这是统治阶级对民间“自由通神”的一次整顿。电影《成吉思汗》里面萨满教的首领通天巫阔阔出企图利用萨满教争权夺利，与成吉思汗“齐等”，想使宗教权与王权并驾齐驱。成吉思汗迫不得已除掉了阔阔出，铲除了产生于原始社会的巫师代天立言、干预部落事务的制度。
这部分巫术在发展中很自然地与星象学结合在一起,专为皇家考察“天意”服务，它带来的一个客观后果就是在天象和气象记录方面积累了大量的宝贵资料。而民间巫术则与迷信结合起来,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广为流传,成为驱魔或害人的一种手段。因为在封闭的封建宗法制的统治下,不大容易产生高度思辨性的神学宗教,而属于迷信层次的巫术倒可大行其道。
本来，作为原始社会的思维方式与生活生产方式，巫术理应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的发展、文化的昌明而逐渐销声匿迹。谁知到了二十一世纪，当今的中国，竟有成了巫术遍地的国度，几乎到了无人不巫，无事不巫的地步，科学的思维，科学的素养，成了奇缺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