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先生
全文共约4350字
谨以此文，献给父亲的恩师、我的忘年交——乔爷爷。
01乔爷爷算得上是父亲的授业恩师了。
三十六岁以前，父亲是一个骑着大杠自行车走街串巷卖冰糕的货郎；三十六岁以后，他“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别着尺杆子四处吆喝着买树的生意人，这还得多亏了乔爷爷的引路。
我们家和乔爷爷家是门对门的邻居，我爷爷住的老屋子和烧饭的厨屋就是他们家南面的墙头。
我的爷爷和乔爷爷的父亲是几十年的老牌友，估摸着就是这个缘故，我们家和乔爷爷家走得非常近。就连他的几个姐姐（我一直称她们为姑奶奶）逢年过节回娘家时，也总喜欢来我们家转一转，外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家才是她们娘家似的。
父亲做冰糕的营生时，乔爷爷就已经倒腾十好几年木材了。虽说他有三个儿子，可没有一个愿意跟他搭伙做伴去刨树，估计是嫌弃这种力气活挣不到几个钱。
后来，父亲因为觉得卖冰糕的利薄，也就不怎么热心干下去了，那年深秋，他在家里着实闲了个把月。
一天傍晚，正准备喝汤的父亲被乔奶奶请过去了。那晚乔爷爷和父亲聊了什么，我不知道。我只记得他那天回来得很晚，身上也散发着刺鼻子的酒气，我在睡梦中迷迷糊糊地听到母亲似乎是倒了一大碗热茶给他，父亲一口气灌下去后就打着饱嗝倒头睡下了。
从此，父亲便跟着乔爷爷做起木材的营生了。
02大清早，早早吃过饭后两个人就各自骑上大杠自行车分头去买树了，一个往东，一个自然往西，等到大中午时再在约定的地点碰上一面。
看好了树，给主家交了定金，在约好的日子里带上大绳、钢锯、铁锨等工具，开着滚滚冒黑烟的三轮车；一天或者两天，原先还巍然屹立的大树就变作一截截木材了；拉到木料厂一倒手，两人在集市口低矮的饭店里吃顿好的，回到家摁着响亮的计算器将账算清楚，一场买卖也就划上句号了。
倒腾木材看起来简单，里面的道道儿可不少。
同样是杨树，品种不同，木料的价格自然也不一样，有经验的伐木师傅一搭眼就可以瞧出杨树的种类，这是新入行的年轻人没有的本事。
会看树的种类还算不上什么大能耐，能够快速估算出一棵树能出多少方木料并且察言观色地报给主家一个合理的价钱才是真的行家里手！
要知道，一棵树树干有直有弯、树枝有粗有细，光凭卷尺去计算木料肯定是不行的，就算勉强行了，报价也是一门大学问——报少了，主家自然不愿意卖；报多了，自己就有可能亏本。再加上主家在询价前心里早就打好了算盘，买树的一方在报价时岂能不慎之又慎？
隔行如隔山。刚开始做木材生意的父亲幸亏有了内行的乔爷爷在前面带路才不致走太多弯路，当然，乔爷爷看中父亲的也无非是他那一身疙瘩肉和吃半筐子馍就又可以恢复起来的力气。
搭伙做生意期间，为了不让父亲担心自己会吃亏，乔爷爷还主动将记账的任务交给了父亲。
父亲也是个实诚的人。从刨了多少棵树、出了多少方木材、在木料厂卖了多少钱，再到交了多少定金、三轮车喝了多少机油、两人在外面吃了多少开销......每一笔账都记得清清楚楚。
据父亲回忆说，当乔爷爷第一次看到账本儿时，他的脸上都笑出褶子了，“你小儿也记得忒细了，恨不得把拉屎放屁都写在里头......”
父亲挠着头嘿嘿一笑，他知道这句糙话是夸人的话。
03在鲁西南，判断两家人关系好不好，只需看他们会不会互相串门就可以了。彼此有纠葛的两家人，在路上碰了面都恨不得绕道走，更不会自寻不痛快地去对方家串门了。
既是老邻居又是生意伙伴，可以想得出，童年那会儿爱串门的我没少往乔爷爷家跑。
刨树不比上班，不是每天都有活儿干的。闲下来的时候，乔爷爷就喜欢坐在院子里看书。不错，乔爷爷算是村里的文化人了，不客气地讲，他肚子里喝的墨水比我的父亲要多上好几斤。
印象里，乔爷爷看的书很杂，有讲鬼狐仙怪的，有讲清宫秘闻的，也有一些看起来和我查字儿字典一般厚的古典小说——里面的字儿极小，一只乌头苍蝇趴上去都可以盖住两三个字，看这种厚书时，乔爷爷总是习惯把书举得远远的，好像书里热闹的打斗场面会伤到他似的。
不得不说，看厚书时，乔爷爷这人是比较奇怪的。方才他还在没头没脑地大笑，不一会儿就突然好似被惹怒一般地狂拍身下的椅子腿，过段时间他那浑浊的眼睛里就分明含着泪了......他手里的那本厚书究竟有什么魔力，竟然能让一个铁骨铮铮的鲁西南汉子如此癫狂！
直到上了小学二年级，我才知道那本没了封皮的厚书叫《三国演义》，里面的“演”字还是我从字典里查出来的。
看书看得嘴里闲了，乔爷爷就喜欢抽袋儿烟。
那时候，乔爷爷刚刚步入“老头儿”的队伍。在王家庄，抽盒装香烟的大都是年轻人，抽烟袋就不一样了，那是有资历、有身份的象征，只属于乔爷爷那个年纪以及年纪更老的老头儿。
只见他一手举着书一手捏着烟枪，古铜色的腮帮子封箱似的鼓动几下，嘴巴里就涌出如云似雾的白烟来了。氤氲开的烟气时常会遮住书里的字儿，乔爷爷有时会上下挥舞着书将烟驱散，有时则干脆孩子气地骑马般跳动着将高背椅子给扭转个身儿，姑且避开那团恼人的烟气，毕竟看到了紧要处，自己的眼珠子早就“钉”在书本上了。
04书看过瘾了，烟也抽痛快了，这时太阳也爬上正空了。过去，太阳一到正南，人的肚皮保准就开始不争气地“咕咕”嘟囔着要吃饭了。
乔奶奶在家的时候，乔爷爷没漏吃过一顿饭。可当乔奶奶在外面打零工或者回了娘家，乔爷爷就只得自个儿动手了。
据我了解，乔爷爷这人是不怎么会烧菜做饭的。可即使家里的厨屋不冒烟儿，他也饿不着肚子——他们家橱柜里交年四季藏着他爱吃的零嘴儿，那是一大包带着壳炒熟的焦花生，花生用防潮的塑料袋裹着，放上大半年都不会皮艮。
乔爷爷吃花生时，如果我在身旁，自然少不了我的份儿。那会儿，除了爱吃花生，我还特别爱看乔爷爷吃花生的样子。他吃花生时着实恣儿得很！
一条腿蹬在腚下面的椅子上，另一条腿随意地耷拉着，双手捏住花生壳使劲一按，左手一掀右手一摊，一两个略有些发秕的花生粒儿就显现在他那宽大的手掌里了；随即双手合十上下一搓，撅嘴一吹，红色的“雪花”便纷纷扬扬飘散开来；接着嘴一张，手一抬，腮帮子里就传出咔吧咔吧的响声了。
吃得嗓子眼儿发干了，乔爷爷就端起玻璃杯吹着气转圈儿啜几口热茶。半斤焦花生下肚，不仅地上躺满了横七竖八的花生壳，连他的身上也落满了细细碎碎的花生红衣，有时候连他的胡子上也会沾上好几片，看了着实让人忍不住发笑。
05乔爷爷向来不惧小孩子们笑，不像其他上了年纪的老喜欢板着脸的老头儿——只要小孩子们在他们背后窃笑或者有什么小动作，他们就爱扬着烟袋骂人，好似天生与小孩子五行相克八字不合一般。乔爷爷这人爱笑，即使是挨了乔奶奶的骂他的脸上也挂着笑意。
打个比方，乔爷爷这人特别喜欢在夏季里光着脊梁，这一点乔奶奶就看不顺眼，毕竟家里还有一个女儿呢！每次乔奶奶呵斥着将背心丢给乔爷爷时，他都会“觍着脸”说出一句，“谁不是赤条条来又赤条条走啊，少穿件衣服怕啥！”
“四六不着调！”这是乔奶奶迎头送给老伴儿的骂声。
即使再不情愿，乔爷爷还是穿上了那件已经洗得有些泛黄了的背心。
那些年，乔爷爷和父亲一起刨树确实挣了一点儿闲钱，可他们家的钱好像永远是不够用的。和王家庄里其他庄稼人一样，他们家缺钱主要是因为养了不少儿子。
三个儿子，每个儿子结婚都得准备一套新房，每个儿媳妇家都得送够彩礼。东拼西凑，再加上几个姐姐出了不少力，乔爷爷的三个儿子才好不容易都娶上了媳妇儿。
儿子娶媳妇儿的那段时间，乔爷爷家的日子着实过得清贫。虽说家里有闲书看，有焦花生吃，可熟悉的人都知道——闲书是乔爷爷从贾庄集上的旧书摊儿那里论斤买回来的，拢共值不了几十块钱；花生也是自家地里种的，饱满的基本都卖光了，能供他炒的也就只有那些上不了台面的“残次品”了。
不光没吃食，就连他腰间系的腰带也寒碜得很。我至今都记得，夏季里乔爷爷露着脊梁的时候，他身上最惹眼的就是腰间那根已经磨得有些发黑的布拉条子了——之前还是白色的，脏手摸久了，慢慢也就变了样儿了。
可就是这样的日子，乔爷爷也没有过半句怨言。别人问他生儿子好不好，他总是露出黄色的兔牙笑笑，“能不好嘛，多子多福啊！”
06等到小儿子也娶上媳妇儿并且生下大胖小子后，乔爷爷心里所有悬着的石头都落地了（那时他的小女儿也嫁出去了）。可谁也没想到，本以为将来擎等着享清福的乔爷爷却因为一场意外成了一个痴傻的人。
那年冬季，趁着两个儿子在家，乔爷爷招呼着他们一道去河南岸边的地头上刨自家的树，本来父亲也打算去搭把手的，可那天恰巧三姑家有事儿也就没去成。
天合黑父亲回家时，乔爷爷已经被县里的救护车给拉走了。住了个把月，医药费砸了十几万，命倒是从阎王手里给夺回来了，可他的脑子却不管乎了。
为了怕他在村子里做出脱裤子露腚的现眼事儿，也为了不让他在三个儿媳妇面前说出什么不三不四的话，乔奶奶带着脑子痴傻的乔爷爷搬进了南面的老院子里。那个院子过去我常去，那是乔爷爷父亲的屋子，整个墙体除了临靠地基的地界有点儿青砖，其他地方都是用混着麦糠的泥土挑成的。
大学放寒假回家那会儿，我曾见过几次乔爷爷，那时他已经认不出我了。看到他在我们家门口晃悠，父亲端着碗问他有没有喝饺子，他嘴里含含糊糊地讲着谁也听不懂的话，边说嘴角还边往干硬的棉袄袖子上淌着口水。
父亲递过去一团纸巾，乔爷爷攥在手心里也不知道怎么用，后来还是乔奶奶闻声赶过来帮他擦干净了嘴角和棉袄。
母亲红着眼睛抓给了乔爷爷一大把焦花生，他把花生摊在手心里看个不停，好似从来没有吃过一般。当时，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往外流，嘴巴里原本还喷香的花生顿时失了味道。
“儿媳妇不愿意掏医药费，药断了，脑子也没机会好了......”这是没人时母亲悄悄对我说的话。
07又过了一年，当我再次回家过年时，对门儿的邻居家铁门上就已经贴上暗黄的烧纸了。我知道，乔爷爷走了。
我没来得及送他最后一程。其实，按着血缘关系讲，我原本是不需要送他的，毕竟他又不是我的亲爷爷。
可望着那张在狂风中飞速颤动着的烧纸，我的眼前一下子又浮现出那个边翕动嘴巴抽着烟袋边如痴如醉地看着书的老爷子，也不知道自己是多情还是无情，当时我的内心竟比失了亲爷爷还要难受。
如今，王家庄的杨树年年都会绿上一回，当父亲骑着电瓶车在树影里穿梭时，他在熟悉的碰面地点再也看不到那个熟悉的身影了——那个喜欢光着脊梁、腰间系着一根布拉条子的“乔大叔”。
我们家里，乔爷爷当年送给父亲的那把尺杆子仍在，早已被翻得脏兮兮的红皮儿材积本也未曾被丢掉，那一本本记着两人收入和开销的账本也原原本本地放在橱柜最里面的抽屉里，只是从乔爷爷被砸伤的那天起，后面的页子里再也寻不到“乔应分**元”的记录了。
至于乔爷爷的那堆旧书，据母亲讲，都被路祭时的那把大火给烧掉了。吐着黑烟的熊熊火焰里，到底有没有那根不知道用了多少年的布拉条子，母亲没注意看，我也就无从得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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