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在南京西路王家沙的静安区少儿图书馆搞到了一张借阅卡，经常到那里去看书。从家里出发，在静安寺买了一个五分钱的生姜团子，把它截下一块，一口一口地慢慢下肚；完了，再截下一块，边吃边走到三站路开外的图书馆看书。连同自家到静安寺两站半路，加起来整个有五站多路呢！
王家沙S型人行天桥
1972年，是学校恢复正常秩序的一年。四班副班主任刘继祖老师，也教数学，是一个“陈景润式”的人物。学校在批判“白专”道路的时候，经常也会把他“捎带”进去，郁郁而不得志。
那年暑假，他带我到上海图书馆，教我如何查检图书资料，怎样在有限的时间内快速浏览图书，以至什么叫写论文等等，为我八年后的大学生活创造了“前提”。
上海图书馆原址
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周恩来总理的陪同下，尼克松又来到上海，准备发表《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关系正常化。
当时，我们接待尼克松访华，采取“八字方针”，即：不冷、不热、不卑、不亢。那么到了上海，应该怎样具体“体现”这个方针呢？
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
华山中学地处上海市少年宫的边上，仅两条马路之隔，尼克松总统夫人帕特里夏也要来少年宫。于是当天我们被“关”进了红都剧场（即解放前的“百乐门大舞厅”），一个下午“连轴转”，看电影。记不得是放哪两部电影了，好像有《向阳院的故事》。由于耗时太长，同学们都按耐不住“枯燥”，纷纷把椅背上的红色护套揭了下来，抛向“天空”，搞起了“恶作剧”。
红都剧场——百乐门
和市少年宫一马路之隔的弄堂里，据说住着和平坊老邻居林玲的舅妈。我们在和平坊住的时候，她舅妈经常来串门。于是，我每次都到这个弄堂门口玩耍，期盼有一天能看到林玲正好也在她家，可以互相见面，可是一直未果。
那时，同学之间互不讲话。即使心里再“默契”，但在表现形式上似乎还有点“敌对”呢！
坐在我前排的汪璞（就是和张瑜同考电影厂的那位），长得“刚毅”的美，很端庄，我们是一个红卫兵“排委”的，想象中间，她应该跟我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想不到，当发生前后传递作业本的时候，经常也会投来“鄙夷”的目光。
坐在我后排的王幼霖，长得“柔柔”的美，很漂亮，我们也是一个红卫兵“排委”的，想象中间，她也应该跟我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想不到，有时候因为座位挤到了她的“空间”，也会愤愤地把桌子往前猛地一推。
2002年回国以后，我有幸和汪璞接上了关系，且一直保持着短消息和微信联系，和王幼霖也见了一个面，还亲自到过南苏州路她所在的公司——她当了工会主席。甫坐定，只见她脚蹬一双草绿色凉拖，神闲气定地与我侃侃而谈，平添了几分女人的妩媚。穿凉拖上班，这是最贴近澳大利亚女人的做法——开放，呈现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后来，由于没有手机号码，以至在微信时代也是一筹莫展，痛失联系将近20载。
张方琴长得大气漂亮，整个中学四年不敢跟她接近。毕业以后倒是上过她家两次，聊过一些往事。
范苏敏也是，文艺界的“范”，就坐在我隔廊的边上，但终其四年，也没有说上一句话。
不正常的年代，把人性都“扭曲”了！
我经常裁好成沓(dá)草稿纸赠送邻桌潘荣元、蒋鸿国等人，名曰“中国政府无偿援助阿尔巴尼亚”。又用纸包好了刀片或者橡皮之类，递给邻座的王燕忠、周明辉等人，名曰“中国政府低息贷款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意思是要还我的。做了一件件好事，心理感觉好满足。这是学了当时报纸上的外交辞令，我“好”这一口。
坐在我旁边的刘坤民，上课时经常给我拔白头发。我则“侧卧”着头，尽情地享受！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小的年纪就有了白发；而到了中年，我却仍然恢复了一头乌发。
我与同住的潘荣元和邻近的刘坤民关系较近。三个人一同上学，经常在下课的间隙，到办公室找米老师聊天。由于走动过于频繁，同学就说，“米老师是你妈！”
那时候，只要手夹几本书就可以上学去了。在经过华山医院太平间对面的小商店时，我经常肚子饿，要买一个四分钱的小麻饼。因此，粮票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当时，本地黑市粮票换到0.12元/斤，全国粮票可换到0.35元/斤。那时，各种食品杂货都要凭票供应。
我的保存：各种食品杂货都要凭票
我们在上学路上或放学回家经常探讨一些问题，如人到底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形成一致的、最后的“看法”，居然是从“夹肢窝”里出来的？
又，每次放学后回家，经过华山医院太平间，看到里面尸体一个个搬出来运上车时，除了一个劲地吐唾沫以外，直叹人生的无奈：每个人最终都将会死去；不然的话，生活该有多“永恒”呀！
坐在第一排的毛征国常常回过头来，盯着坐在我前面的汪璞，青春萌动，我把“这个”叫做“对角度”。
大概是吴佩军出的主意吧，有一次他把簸箕放在门的上端，用扫把作“横梁”，只要有人一推门，簸箕便自然掉下来。这是学着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大闹课堂的镜头，近乎有点“伤天害理”。
米先生，有时候用一节课的时间，苦口婆心，循循善诱。班级其他同学敢怒而不敢言，我作为班长也是无能为力。
直到中学的最后一年，我终于鼓起勇气，到了华山路延安西路口的黄陈瑞家，进行了一个下午的聊天，基本上稳定了他的情绪，让他以后在班级里多多配合米先生的工作，他也愉快地答应了。这是给我的最好的回报，那天我很兴奋，在华山路沿街的叫卖摊上，买了许多橡皮鱼回家。黄陈瑞后来在人民广场派出所当了所长，应该别有作为。
想想米老师那个时候真是不容易，年纪轻轻的，要对付那么一帮子“不懂事”且“不听话”的孩子，真是难为她了。
米老师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高材生，很博学。她的板书写得很漂亮，我至今还写她发明的一个草书字——“是不是”的“是”。除了英语以外，她还能在数学上跟我们“切磋”，写在黑板上。
米老师的草书字——是
在切磋交流中，我也发明了一个“2×3求解法”。也就是说，在AB=CD的公式中，C应该等于什么呢？一眼是看不出来的。那么，你只要填入2×6=3×4，就可以直接推导出3=2×6÷4，也就是C=A×B÷D。这种求解方式，在当时，并不是人人都明白的。
我可能“成熟”得较早，尽可能地为米老师分忧。
我揽下了班级出黑板报的活。那时候，黑板报大约每两周更新一次，我总是利用课后直到晚5点钟的时间，精心设计。有时候，需要拉一根根线条，还会请米老师帮助。米老师则经常在5点钟下班之前，到班级来看我。记得有一次黑板报上的题目是“蒋介石死了”，用的是与《人民日报》同一个标题，那是1975年临近毕业的时候了。
人民日报：《蒋介石死了》
每个学期结束之前，所有学生的成绩单都是由我来填写的。直到那年，我还保留着我自己的许多成绩单，可惜后来丢失了，引为憾事！
在米老师还没有退休之前，我利用农场假日回沪，及至后来回国的间隙，经常去看望她。
米老师的好友、三班班主任田逸鸣老师也是态度非常的谦和，她给我们上语文课，记得有一次上的是中国留苏学生批判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田老师后来也是我弟弟的班主任。
可能是“苦难”的年代米老师和我们一起，吃了那么多的苦，以至现在许多学生都怀念她，尊敬她。“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