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李宝珠八字 八字中子女星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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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听相声,时常听到郭德纲说北京有个天桥,天津有个三不管的地方,何谓三不管,从字面意思上理解,应该是行政划分有模糊地带,或者是在几个地方的连接地带,根据我的了解,天津三不管地带有他的历史原因,结果却是在天津的三不管上演了很多大奸大恶的事件,也酝酿了天津曲艺行业的繁荣,还造成了很多男男女女的悲情人生,也间接促成了天津南市的商业繁荣,天津南市三不管是天津底层人物的聚散地,也是人间的炼人炉,很是神秘,我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就详细得说说天津三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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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人口中的三不管指的是南市三不管,面积约4平方里的梯形地段,长度不等的 25条街道,有广兴、大兴、平安、闸口、荣吉、建物、永安、慎益、华乐、华安、福安、荣安、升安、陆安、治安、保安、禄安、富贵、荣业、庆善、广善、东兴、首善、清和及旧城南的官沟等大街。现在有很多街面还保持着旧时的风格。为什么叫三不管,有两层意思,一是不想管,天津现在看着很大了,在以前天津市里也就天津城那么大,小的很,城外就是低洼水坑之地,没有什么人,城南就是这样的地方,不是小水沟就是大水坑,没有几户人家,管也没有什么油水。二是不敢管,南市三不管在向南就是日租界和法租界,租界地大清政府和民国政府都不敢管,天津地方政府更不敢了,同时南市很多街道胡同与日租界相连,是造成南市罪恶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豢养一些民族败类和流氓、地痞,为非作歹,扰乱治安,败坏社会风尚,腐蚀人们思想。在南市弥漫着从日租界散播出来的阴谋毒素。一些抢劫犯、票匪歹徒,以及军阀混战的散兵游勇,在南市或其他地方作案后,躲往日租界隐藏,中国警察却不能越界追捕。还有在日本警察署保护下的烟馆和赌窑,比如日租界的几家大旅馆德义楼、息游别墅、新旅社等,不但公开设榻供客吸毒,还将大批鸦片经过恶霸袁文会及其徒羽,包运至南市贩卖;同时日本当局从容日本和朝解浪人大批制造海洛因、金丹(烈性毒品),行销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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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的赌窑多设在华界与租界交界处,如前门在日租界,后门在南市,或前门在南市后门在日租界,任何一边有军警前来抓赌时,一转身就可以逃走,得以逍遥法外示,后来警察也就不管了。1931年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为劫持溥仪去东北,炮制了"便衣队"暴乱,就是从日租界冲入南市后而进入天津地区的,并且一度占领了南市警察局一区六所。南市由于人迹混杂,也是日本特务机关搜集情报的活动地区,到处安插有他们的爪牙。在这鱼龙混杂的南市,警察也就维持街面表面的平静。

由于南市三不管坐落在天津城南和日租界和法租界的三角地带。地里位置好,聚集了大量的外来人口,街面逐渐繁荣了起来,大小资本家争先在这里租房开业,各种商店、饭庄、旅馆、澡塘、电影院、戏院、茶园、说书场、当铺、烟馆、妓院、赌场也发展了起来,此外,报社、印刷局、中小学校,宗教慈善团体,基督教布道所、佛教莲宗寺、理门公所,以及粥厂也发展了起来,在十几年的时间,南市三不管发展成了新的繁华区域,同时也是犯罪分子的藏身处和毁人的销金窟。

南市三不管首先发展的就是娱乐业,风月场群,也叫娼妓业,妓院是南市地区一切活动的核心。这里最早的妓院是华林后和升平后,后来居上的有群英后、庆云后、丹桂后、燕乐升平后和大小广兴里(因为该处南方妓女多,又称"豆子地")、翠柏村、翠享村、垂阳村、青楼巷、清华巷等处,形成一片歌声弦韵,红灯绿酒,毁人自毁的汇集娱乐场所,据民国官方统计,南市妓院有三四百户之多(暗娼、游妓更是不计其数),小小一个南市三不管地带占全市妓院的75%。妓女加上依附于她们的窑主、夥友、跟妈等庞大人群更多,共约5000余人。日伪统治时期,汉奸市长温世珍令伪社会局长蓝振德成立乐户业同业公会,俗称娼妓协会,由窑主李万有、李天然为正副会长,把娼寮纳入商会范围,持牌上岗合法化。妓院分为头、二、三等。头等的称"别墅"或更幽雅的名字;二等的叫"班子"或"书寓";三等的叫"堂"。南市妓院多属于二等,也有的稍高于二等。如最早的天宝班、天福班就近于一等。群英后、权乐后和庆云后都属于三等。三等的多在丹桂后、燕乐升平后、大小广兴里。再次等的多在翠柏村、大福里、白房子等处。价格有很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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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女的来路,以人贩子由各地哄骗拐卖来的居多;少数的是良家妇女为生活所迫或遇人不淑而操此生涯;极少数人是走投无路被迫卖女为娼的。人贩子和窑主、领家都是些残害青年妇女的恶棍,凡落入他们的魔掌,终身陷入苦海,无法脱籍。窑主或领家对买到手的幼女,唆使调教的手段,学习风月的技术,学习分为三个阶段。初期以最严厉的管教和束缚,使幼小的心灵上养成朝秦暮楚的生活习惯和应酬嫖客的各种手段;至十三四岁即跟随阿姐阿姨们侍奉客人,并延请教师教授歌曲或戏曲;至十六七岁即在跟妈(既是教唆者又是监督人,大部分是年纪大的老妓)的陪护下开始了卖笑生涯,成为窑主的摇钱树。二等妓院的妓女绝大多数都能歌唱,故早年称她们为"唱手";身无技艺的是极少数,在妓院中称这种人为"坐钟"。四大部(中华、同庆、群英、庆云)的妓女尤精于歌唱,由妓女而成为名伶的为数不少,如王小桃、张小仙、白双喜,在中华茶园均演大轴戏,不但唱工纯正,演技也有独到之处。再如著名坤伶徐东霞和姜蕴辉,都是中华部的妓女而享名京津舞台的。

雏妓是窑主和领家视之为奇货可居的财富,如兼有弹唱歌舞的技艺,更是待价而沽的播钱树。如一旦被高商螺客所看中,初夜度资窑主即可讹诈到数千或上万的"彩礼",其实雏妓的童贞大多毁于窑主和领家之手,然后再唆使以雏妓身分去欺骗嫖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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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主和领家为了赚钱,使尽各种残酷折磨手段,以使她们百依百顺,如违背他们的意旨,非打即骂。惯用的刑法有跪搓板、顶痰盂、竹鞭打、烟钎子扎等。如还不慑服,就以"降等"和"转卖"来处置。降等就是把不听话的养女送到最下级的土姐或暗娟(如落马湖、三角地、赵家窑、水套子),遭受更惨无人道的蹂躏。至于众多的暗婚、游妓和低等娼察,她们的生活更是苦不堪状。在庆云后偏僻的小巷里,有个人们叫做"钻鱼窝"的去处,游客从门前路过即强行拉人;如游客身上无钱,意把衣服剥下来抵螺资。还有一处所谓老妈坊,表面为人介绍雇佣老妈,实际上形同暗娟,甚至出租妇女临时婚妻。还有的"放鹰",骗取财物(临时同居,趁男家不备偷窃衣物而逃)。游妓则是终日在街头巷尾徘徊游荡或进出游艺场所,拉扯嫖客。凡是窑主自己花钱买来的,名为"柜上人",一切吃穿均由窑主花钱垫底,妓女则无条件地为窑主接客赚钱,没有人身自由,如被嫖客邀请外出,则有人随行监视。领家买来的幼年少女,养大后令其为娟,也同样没有任何人身自由。其次是由于家庭遭受事故借债还不起.妇安被迫与窑主订合同,卖身几年偿债。这种人叫"有压账的",也不能随便自由行动,从而间接地失去自由,有的最后也沦为"柜上人"。再有一种是分帐的,妓女与窑主订立分成契约,由窑主提供房间设备等,一般的以每天所得的 40%给窑主,生意冷落时也要付一定的房间费。还有一种名叫"自混的",在妓院走留随便,收入要交给窑主50%。再有一种"搭住的",多是没有固定嫖客的妓女,只好两三个人搭住一间房子,需交出 70%的收入。窑主对以上各类妓女的剥削都相当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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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主更惯于利用妓女与嫖客的关系进行剥削。当嫖客迷上某一妓女时,窑主就指使妓女讲排场,如摆牌局邀请朋友聚赌捧场,窑主从中打头抽水;或摆饭局,由窑主承包吃喝;甚至有妓女"开方子"(即借故要东西),大至房产、珠宝,小则衣料、鞋袜、千百元不等。1937年有阙姓少年,家住西门外,其父乃"隆"字号绸缎庄股东兼营棉纱和染厂,死后遗留三万元。他在中华后妓院结识了名妓李小珠,是清唱名手,而阙又善拉胡琴,因此沉溺烟花柳巷,三年之内家财荡尽,落魄街头,最后跑到南京夫子庙为歌姬操琴谋生。在南市三不管,还有一种环绕着妓院而出现的行当放窑账的∶专门向妓女放高利贷,俗称"打印子钱",按天、旬、或月计息,如不能按时付息还本,就利上滚利,约10个月时间即本息相平,人称"阔王债"。南市有个绰号叫"马大肚子"放窑账的,以 20元的债额逼得一个三等妓女名小凤的一家三口自杀。中华茶园旁,有北仓人孙印庭,以放窑账为生,重利盘剥,不几年就把"印子房"扩充为桐丰银号,又在北门里开设了元兴斋花轿铺,并在家乡广置地产,成为北仓的大地主。还有串巷子卖唱的,在各妓院串屋游唱,多是少女和琴师结伴,是一种江湖生意。一般自唱,供游客消遣,也有嫖客或妓女自己唱,由琴师伴奏。揽生意往往需妓女从中帮助,如妓女表示爱听,嫖客就不得不应允。卖唱者以其所得,与妓女互惠分润。专门为妓女梳编头发,因妓女蓄长发的较多,要梳编各式的盘头、元宝头、八字头、小辫头、麻花头,蓬头等等。干这一行的一般都是青年男子,打扮得油头粉面,有点心理变态,仪态羞羞答答,阴阳怪气。一个梳头者每月可收入30多元钱,数目是可观的。还有有包月拉车的、卖鲜花的、教唱戏曲的、串巷售卖食品和化妆品的,以及兜售色情画卷和春药的等配套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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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进人"三不管"地区,,到处可以看到张贴着治疗花柳淋病的广告,令人触目惊心。妓女很少不患有淋病的,嫖客一旦梅毒染身,不仅害了自身,而且祸延妻室,结果断子绝孙。军阀政客中淋病缠身的大有人在。如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并曾一度兼代总理的周自齐,从"三不管"某妓院里领出妓女作妾,结果患梅毒,因而丧命。曾任阀锡山秘书长,后任国民党政府部长的贾景德,1930年曾受阎密派在天津日租界装设电台,转递情报。贾经常接秋声书寓一妓女度夜,结果身染淋浊,久治不愈。阎锡山的侄子阎述先,为阎锡山筹办物资常住天津,热恋上秋声书离的一妓女,身染梅毒,转成恶性关节炎,结果截肢残废。以寻花问柳为乐,终于染毒而死者,不可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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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华灯初上,"三不管"通衡小巷游人如织。闲情逸致的官场人物,脑满肠肥的巨商富贾;浪荡成性的纨绔子弟,游手好闲的流氓"混混儿",寻花问柳,幺五喝六,纵欲无度,如醉如狂。

北洋军阀统治期间,各派军阀政客宦海角逐,明争暗斗,不择手段。他们已腐朽透顶,一朝暴富,便挥金如土,溺于酒色,有些人便成为"三不管"高等妓院的阔绰嫖客,同时又以妓院作为推行阴谋勾当的酬酰之所。从显赫一时的天宝班与军阀政客的关系,就可见一斑。

天宝班开设在大兴里,掌班的老鸨子姓曹,婆家姓李,人称小李妈,尊称车大奶奶,是个手眼通天的人物。李系天津海下人,和吉林督军孟恩远为同乡,借此便和孟搭上关系,又通过孟的牵引,结识了奉天督军张作霖、吉林督军鲍贵卿、察哈尔都统张景惠、湖北督军王占元,以及皖系将领段日升、曹馄的儿子曹幼珊,后来的山东督军张宗昌等人。小李妈为迎合达官显宦的需要,特意南从苏州、扬州,北从胜芳、杨柳青等地重金收买美貌女子,逼良为姐。在孟恩远的撮合下,张作霖从天宝班领出一个姓岳的妓女作为他的六姨太,鲍费卿领出一个姓邢的妓女作姨太太,张宗昌领出两个妓女,一名富费,一名满堂,作他的姨太太。张作霖有斗纸牌(俗称"斗十胡")的癖好,特别喜爱和小李妈斗牌 ,来天津时住在河北恒记德军衣庄,经常把小李妈找去陪他斗牌。这样一来,小李妈名声大噪,天宝班门庭若市,一些追求高官厚禄的大小官僚,竭力买好小李妈,以为终南捷径,凭藉小李妈的"口角春风",不难求得一官半职。小李妈的一个娘家侄子曹某,经她一句话就被保举为天津警察厅督察员;并兼充直隶省公署的办事员。有一次王郅隆逛天宝班,正巧安徽督军倪肆冲想打麻将"三缺一",小李蚂便把王介绍给倪,结果倪输给王五万元,小李妈立刻代倪开出五万元支票,王坚决不受,从此和倪交了朋友。王本来在津经营粮行,倪回安徽后立即电邀王赴皖任粮服局局长,后又委王为安武军后路粮台总办,以至后来升为安福系政府的财政总长,借小李妈之力而飞黄腾达,就连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都被小李蚂笼络手中,言听计从,据说有一个"红差"(即被判死刑的犯人),即将绑赴刑场,竟由于小李妈的一句求情而免除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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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班红噪津门,把一些骚人墨客也吸引进来,当时的名书画家赵元礼、方地山、方药雨等人都是天宝班的常客,他们为妓女们挥毫泼墨,概不吝啬。有些慕名书画的人,也多通过小李妈的门路。有一个妓女名叫来福,方地山用歇后格为她拟成联语日;"人皆惠然肯",我也自求多",由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书成篆体,赠给来福。

在大兴里还有一个原名为富春楼的妓院,曾任东北军二十七师师长的阙朝玺从这个妓院领出一名歌妓,转送给某大军阀,因而升官。于是窑主改名为升官楼,更迎合了一些官迷心窃的嫖客。升官楼后来迁人日租界裕德里,因女窑主能说日本话,招来许多日本嫖客,并成为日本人进行某些阴谋活动的联络点,日本警察署和宪兵队的官员出人不断。女窑主在日本人面前说一不二,因此有些企图投奔日本人的败类,无不设法买通升官楼女窑主的关节。

在南市三不管另一个娱乐行业就是曲艺,早期的游艺场所都是席棚剧场,1920年前后才逐渐被较完整的剧院所取代。主要的剧场如广和楼、丹桂、燕乐(原名四海升平、燕乐升平)、升平、第一台(后改上光明)、大舞台、上权仙、上平安、华林、聚华(原名华乐)、群英、开明(原名大乐)等等,其中一部分戏院是仿北京戏馆,以砖木结构形式建造的,规模最大的舞台,设在荣吉街西口,1915 年兴建,投资人温世霖(字支英,民初天津知名的社会活动家),后期经理诸葛玉发,再后由其子诸葛安继营。三层楼房,可容观众 5000多人。民国后满清遗族及下台军阀,在天津做寓公,经常携带妻要仆从来此看戏。名演员如尚和玉、李吉瑞、李桂春(艺名小达子)、杨瑞亭、刘汉臣、杨月楼、梅兰芳等,经常轮流在此上演;河北梆子名伶金钢钻、小香水等也多来演出。当年著名的京剧名伶孙菊仙(绰号老乡亲),在 90高龄时曾为义务捐献演出《四进士》。该剧院后因年久失修房危而停业,1949年后改建为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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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台戏院,后改称上光明,位于东兴街群英戏院对过;后期由李吟梅(戏曲电影业公会会长)经营,以演京戏为主,名演员梁一鸣、赵洪林、赵松樵、张淑娴等,在此上演连台本戏《乾坤斗法》、《西游记》、《狸猫换太子》等,后来又有白家麟、李洪春、李盛斌、高盛麟等,在此专演武生戏,经常客满,兴旺一时。1945年因房危停业。

升平戏院(现黄河戏院),在荣业街北口,经理曹学谦、李保林。早期上演京剧,河北梆子,1940年后专演评戏,为城厢妇女观众汇集的场所。很多评剧演员如李金顺、李银顺,刘翠霞、李宝珠、花玉兰、爱莲君、花月仙、鲜灵霞等都曾长期在此演唱。聚华戏院(原华乐茶园,现劳动剧场),为仅容 600 余人的小剧场,位于荣业街中间,经理朱寿山及其次子朱玉清,原来专为妓院的妓女们清唱的落子馆,用以招徕嫖客。后因妓院转移,改名聚华,专演评戏和文明戏,演员有当时著名的张笑影、关菊隐、小侠影。剧本多出自民初以来的社会生活现实题材,如《空谷幽兰》、《啼笑姻缘)、《奇冤报》等。因其独特新颖,对社会不良风气有讽刺意味,所以深受观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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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乐戏院(原名四海升平、又名燕乐升平,解放后改名红旗剧院),原也是妓女清唱的落子馆;以后改演评戏文明戏,全部是女演员,有徐家华、叶秋心、陶露萍、霍克家等,曾流行一时。后来改为长期上演曲艺(当时称"十样杂耍"),很多曲艺名演员,如唱

京韵大鼓的刘宝全、白云鹏、张小轩,唱梅花大鼓的金万昌、花四宝,唱单弦的荣剑尘、常澍田,唱时调的高五姑、姜二顺、赵小福,和现在失传的拆唱八角鼓的郭荣山、韩永先,唱莲花烙的于瑞凤、连清泉。还有骆玉笙(小彩舞)、林红玉、小黑姑娘、富贵卿、章翠凤、王佩臣、张寿臣、戴少甫等著名艺人。1941年相声艺人侯宝林来津首演于此而成名。

群英戏院(原为茶园),为江苏督军李纯兴建∶权乐茶园,为江西督军陈光远出资,由刘景山经营;庆云戏院(原为茶园),是福建军务督办王永泉兴建的。这三处均是妓女清唱的落子馆。群英、庆云为当时南市妓院所谓"四大部"之两部,其他两部是毗连日租界的中华部和同庆部。妓女们演唱剧目,除京剧、梆子外,还有地方曲艺拾不闲、荡调、时调、靠山调、莲花落等,带有乡土气息。妓女歌罢;就去包厢陪客,该处名为茶园,实为颦笑调情所在,是妓女招揽嫖客的场所。其中最典型的是中华茶园,出入这里的多是官僚富商及其子弟们,而与妓女们的狎昵动作,同妓院并无二致,舞台前有一幅雕木泥金出自津沽某文人书写的对联∶"好景目中收,观不尽麝月祥云,莺歌燕舞;春风怀内抱,领略些温香软玉,桂酸芬芳。"

玉壶春茶楼,位于大兴街平安街(现荣吉街)转角楼上,经理王成章。专演河南坠子,也演北方鼓曲,如唱西河大鼓的马增芬初来天津即在此上演,后来才逐渐红起来。其他如山东大鼓、梨花大鼓也很盛行。坠子名艺人董桂芝、乔清秀、程玉兰、巩玉屏、巩玉荣等人,均在此成名,玉壶春成为河南坠子风行一时的"摇篮"。当时在侯家后还有个玉茗春,被称为"南北两春"。

当时影戏院一般都不对号人座,也没有满员定额,每至节日或有名演员上场,场内秩序杂乱、。戏院设有包厢和特定的女客席(一般都在边廊。那时除包厢外,不许男女混坐。当时妇女去看戏的占少数),观众衣帽有专人保管。约在1920年以后,各租界建立了比较现代化的影剧院,凡北京来的名演员多在租界内的剧院上演,有些人怕恶势力的干扰,就不愿来南市。1947年尚小云剧团在南市平安戏院上演《汉明妃》,突然有大批军警、伤兵等入场,不买票还强占座位,甚至打骂院方人员,秩序大乱,无法开戏。最后由警备司令部派来一个连武装士兵,架起机关枪才镇压下去。可是院方为此花去数百元请客送礼

电影院最早的两家,一是上权仙电影院(现淮海影院),另一家是上平安影院(现长城戏院)。上权仙是清朝末年开办的,原设在法租界紫竹林(今吉林路转角处),当时名权仙,或称老权仙,1912年迁来南市东兴大街,才改名上权仙(天津习俗把租界地一带称"下边",中国地界以旧城为起点称"上边",所以权仙加一上字,以示区别)。经理周紫云,后由其侄继续经营。上权仙设备完善,楼上有西餐馆(称洋饭店),左侧设柏记照相馆。1918年遭火灾;1919年重建于荣业大街南口。该院专演电影,从无声默片到有声彩片,并由国外购来成套影片,以及放映机、发电机,所以又名权仙电影公司。民国初年上演的都是进口的外国风景名胜短片和卓别林)、陆克主演的滑稽片,后来有连集故事、战争片,如《美墨大血战》又名李伯弟)、《红眼盗》、《巴林女》等。到 20年代中后期,我国上海的明星、天一等公司摄制了无声连集神怪武侠片,如《火烧红莲寺》、《荒江女侠》、《关东大侠》、《乾隆皇帝下江南》等。至 30年代初期,我国有声片才相继出现。1936 年曾上演《天津皇会》,该片系由北京东四牌楼玉亭商行经理张玉亭拍制的,内容是旧历兰月二十三日天津天后宫天后娘娘出巡庙会的全部情景,上演后场场客满,兴旺一时。由于周紫云几十年经营电影放映事业,乡里间称他家为"电影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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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开明电影院,原以大乐戏园改建,在东兴市场内,系南市地头蛇恶霸王风池所经营,该院因而成为其徒众出没的是非之所。其他如丹桂、权乐、群英、庆云等剧院,有时演戏剧、曲艺,有时演电影。这些影戏院都设有女招待,在开演后观众与女招待常有色情活动。荣起、刘民光、李杰臣、常连安及其子常宝堃(艺名"小蘑菇")等,均常在此上演。还有些小茶社专演天津曲调,如靠山调、鸳鸯调,男女对唱,内容低级庸俗。演员有小朱老、王协台、尹傻子,女的有小元宵、大面包、李兰亭、李玉花等等。使本来具有乡土气息很浓的曲调,演成颓废色情之音。此外还有为数甚多的席棚书场。其中有个名为"雨来散"(即下雨就停演)的撂地茶社,在清和街首善街西南,上演滦州皮影戏;还有竹板书,太平歌词、数来宝、口技、西城板书(它是天津古老的演唱评书,开始在城廓的西城根撂地,后来在侯家后、鸟市、南市,现已失传)等,一遇天雨观众散去,可说是名符其实的"雨来散"。

东兴市场正门楼上有永和茶楼,市场内有连兴、万福、黑记等 20 多家评书场。长筒说唱西河大鼓如《三国演义》、《五代残唐》.《杨家将》.《精忠说岳》等等。最为突出的演员陈土和,专说《聊斋志异》,驰名京津,金杰丽说的《三侠五义》,张杰鑫说的《三侠剑》,常杰森说的《雍正剑侠图》,均为听众所喜好,被誉为京津评书界"三杰"。马轸华(原艺名马寿岩),擅长太平歌词和相声。天津沦陷时期,他以说评书方式讲说每日报纸上的国内外新闻消息,颇能吸引听众,并常以讽刺的口吻叙述日军的"胜利",有时甚至夹杂讲些中国军队歼灭敌人的消息。这样冒风险的爱国精神为听众所赞扬。后来马轸华自编了一部《沽上英雄谱》,系天津早年民间有关"混混儿"的传说,内容争强斗胜,荒唐庸俗,把广大听众引向岐途,影响很深。

在东兴市场西南的空旷地带,聚集着江湖艺人从事所谓"金、评、彩、卦"四大生意。金是相面卜卦;评是说书演唱;彩是变戏法;卦是打把式卖艺。这些江湖艺人谋生的手段夹杂着许多骗人的伎俩。在"三不管"撂地卖艺的比较多,如霸州李、白云庄、焦金池(即"大金牙"),举墩子耍大刀的董玉山、大老黑,练杠子的马恩寿、杨保忠、李树林等等。最吸引观众的是卖"大力丸"的高大愣。高膀大腰圆,孔武有力,打把式卖艺兼卖大力丸,在南市"三不管"生活几十年。人们都喜欢看他的武艺,对"大力丸"却不那么相信。

摆摊卜相的也不少,什么"奇门遁甲"、"六爻周易"、"铁算盘"等等,各有一套骗人的手法,还有一种名为"灯下数"的,一人坐地,手持小竹筒,内放竹签十数根,面前放着笔纸和麻衣相书,有黄色小包压在砚台底下。口中哺哺自语∶"迷途指津,解救大难,有卦续者相会,无缘者概不奉敬。"见有欲卜者,他即手摇竹筒,有竹签被摇出来,便说是"有缘",随问欲卜者姓名,年岁、生辰及所问何事等,然后便说∶"你有仙缘,不信你拿去砚台底下的黄纸包,打开看看,如若不对你踢我的卦摊。"欲卜者打开一看,黄纸包中写有姓名,年岁等果然相同。随即开始胡扯一通进行算命,勒索一笔射托,有时多达数元。其实,黄纸包中的字样,是跟在围观者中间的同类,在听到欲卜者述说时,偷偷写下来,用巧妙的手法传到下卜者手中压在砚台底下的。

比较吸引群众的是拉洋片。用一精制木箱,前面有十余镜孔,箱内系有多层各种画片。演者一面变换画片,一面用线牵动锣鼓配合说唱。早年的画片多是西湖风景及甲午海战、义和团攻打八国侵略军的故事等,继而又有《大姑娘摸鱼》、《小媳妇推磨》之类的风趣画片。有的则以淫秽黄色画片吸引观众。还有摆棋式的,实际上是变相赌博。一人坐地,摆出一盘未分胜负、势均力敌的残棋,声言可与任何人、任择一方对局,并规定赌注。凡与之对垒者绝大多数都会败给他,有最好棋艺者,也只能与之和局。据说早年有一潦倒的秀才,酷好象棋,创造出八幅残棋谱,每一步法都有绝招,无能胜者,后来便发展成摆棋式赌博了。

每年旧历正月初一至十五;在东兴市场内外及首善、清和、永安各街道边,公开摆设赌摊,用散子、签子等明赌,赌客多是工人和商店学徒以及外地乡民。当地官警视而不管,因每个赌摊都要"抽水"给他们。

大烟馆在南市三不管公开销售鸦片烟,一街之隔的日租界的旅馆,如新旅社、德义楼,乐利旅馆和息游别墅等处,公然开灯供客。至于销售海洛因、吗啡、红丸等毒品,多设在寿街(现兴安路)一带,不下百余家之多。南市烟馆较大的有新满土膏店(水安街权乐旁)和东方饭店(例口街);无数的小型烟馆分布在荣业、首善、清和等街,多达50余家。朝鲜浪人开设的自面馆(售海洛因、吗啡),更不计其数。此外南市的旅馆大部分都贩卖毒品。妓院供毒分"全套"和"半套"。所谓全套,就是烟具、烟膏均由妓院供给;半套是只供烟具,烟膏由客人自备。吸食时要有舒适的卧床,精致考究的烟具和高等烟膏,并备有浓茶、水果、点心之类为佐伴。还有花烟馆,设有女招待,为烟客烧烟点灯撞茶送水果,也陪同共吸,实际上兼操卖浑营生。女烟客也不少,她们多系官僚的小妾或巨贾遗孀,除过烟瘾外,又在此勾引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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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面馆的吸毒客,其状很惨。这些人多因吸毒逐步衰落,破产后走投无路,甚至卖妻卖子也要过瘾.名满天津的时调艺人高五姑,吸毒濒临绝境,,1938年冻饿死于东兴市场门前。再有曾充天津镇守使的袁振青,下台后在南市挥金如土,大量吸毒,终于财产耗尽,扎吗啡扎得遍身溃烂,毒攻心脏,卧倒在三不管的街面上而死。其他那些无家可归的吸毒者,多聚集在丹桂对过、玉壶春茶楼北侧的厕所内,人们称该处是"自来公寓"。每当寒风凛冽的夜晚,那些裹着破麻袋片或戏院海报的瘾客来此过夜,不知什么时候就倒毙街头了。

在日伪统治时期,日本海光寺军部翻译郝富云,在权乐后开设金城土膏店和新满土膏店,吸引的烟客最多。其余尚有仁记、奎记、福记等烟馆,一般均在夜十二点后打样。惟有日本特务机关几个翻译合办的聚贤楼,借着目本势力,接受烟客彻夜不停。天津青帮大头子白云生与他的土匪徒弟在小站开设制造海洛因工厂,从1941年至1945年间,,经手制造毒品多达数十万两。这些民族败类,不知残害了多少人。

南市的赌窟在抗战前已是半公开的毁人之所,但多少还有些隐蔽,一些大赌窟如东方饭店、鸿义栈、大兴族馆、高贵庄和芦庄子等,均设在中日交界处。开设这些赌窟的恶霸和流氓头头,和中日两地警察都有勾结,所以可以胆大妄为。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天津,南市的赌窑就公开化、合法化了。这些赌窟随着设立者的身份不同,势派的大小和霸主的势力范围广狭等而各异,大概可分为四种类型;

①一些流氓和女棍泼妇,在自己家中招赌,茶水香烟招待,由他们家小侍奉,此去彼来,日以继夜,从中抽水打头。这样虽无大笔收入,但全家吃喝可保。此种小赌局在南市里弄街巷之中比比皆是。

②流氓爪牙和寸地霸主,在旅馆开一房间,备专人侍候,设有牌九、麻将等赌具,聚赌抽水。赌徒的戒指、手表、大衣等,均可指物贷款,付出利息,最终为局主所攫去。

③惯赌歹徒伙同地头蛇,乘某些人办喜寿之事,不论交往如何,都要预备一份礼物,渗人其中聚赌,施展吃腥手法,获利而去。如被人识破,就寻衅闹事,主家只好赔偿了事。这伙人师徒相传,划分区域各霸一方,互不干扰。

④大赌窟都是有势力显赫人物和江湖杂霸地人等所设立,幕后有官警支持,备有骰子,麻将、牌九、扑克、金钱摊和押宝等等赌具,豢养着伙计、巧力(协助赌主)、站道(寻风)、打手、谋土、管账等各式人物。由大头目亲临坐镇,遇有"抽施拿份"或"夺案争局"的对头人物,一声令下,群起吸打。如对方是硬汉子经打而不"走迹"的,允许入伙成为朋友,反之则白白挨打推出门外。出入这里的赌徒,大都是中上级有产人物,这当中倾家荡产的也不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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逞凶一方的恶霸

南市是恶霸必争之地,早期的有厉大森、吴鹏举、白云生之辈。1930 年前后有袁文会、杨锡庆、王风池、翟春和、刘广海之流。他们都具有一部分势力和立足点,网罗徒众,争夺烟馆、宝局,霸占妇女,欺压良善。在清和街以南、东兴市场一带的恶势力地头蛇,以王凤池为首和徒弟王金才、徒孙杜金桓,师徒三代,徒众约千余人,横行于南市"三不管"一带。其他恶霸如王恩贵、傅家新、祁国富、方明、郭茂林、房树恩,以及王氏弟兄王二、王五、王六、王老等等,直至天津解放后,这些歹徒才受到人民政府的惩处。

大恶霸袁文会在南市三不管也是一方霸主,作恶的事有专文介绍,这里就不多介绍了。

在 20年代前后,南市荣业大街上权仙电影院对过的德美后一带荒地,曾经是砍头和枪毙犯人的刑场。最早有张作霖部军官曲香九,因嫖赌钱财花光,持枪抢一银号被捕,在这里被枪决。在天津以"慈善家"号称的杜笑山,也是南市不三不四的人物,借慈善事业为名,搜敛钱财。1927年,有擅长工笔画的文人白宗魏,生活清贫,卖画为生,其妻被当时直隶督办褚玉璞之兄褚玉风看中,经杜笑山从中牵线,勾搭成奸,白宗魏控告无门,气愤之下在中原公司(现百货大楼)五楼上跳楼自杀,当时各小报纷纷报导其内幕,褚玉璞见事情闹大,令警察厅厅长常之英将杜笑山速捕,这其中又因杜当时还兼任天津屠宰场的肥缺,与常之英发生利害冲突,经查账发现杜有贪污行为。二罪归一,遂判处杜笑山死刑在南市执行枪决。在行刑前杜破口大骂,围观者人山人海。这一事件曾被编为曲艺及文明戏,在天津上演轰动一时。

时过境迁,现在的南市成了天津市里的核心地带,砖木结构的古建筑映射出过去的繁华,高层的现代化大楼挥洒着现代文明,熙熙攘攘的人群来回穿梭,有有多少人了解脚下的南市一带在旧时代有这样的炼人炉和销金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