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的八字分析 忽必烈八字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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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的八字分析

今天上海松江城区松乐路一小区里,有一株高大的古樟树。七百年前,曾有一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艺成就“集大成”者,带着他内心深处最大的烦恼与痛苦,一次次悄然来到这里,来见他一生恐怕最需要勇气去面对的一个人。

他叫赵孟頫。他要见的人叫赵孟僩。

赵孟頫不是上海人。他的妻子管道升,就是写“你侬我侬”词的那位,有史志记载上海青浦是她的生长地,也有更多史料记载她的家乡在吴兴,青浦可能是她的成长地。

记者在追考中倒是发现:另一位鲜为人知者的存在,或许让上海鲜为人知地成了赵孟頫的“瓦尔登湖”,成为他直面内心灵魂拷问的“隐秘的角落”,成为他最有独特机缘与自己和解的救赎之地。

这个人叫赵孟僩。

僩(xiàn),“宽大也”。頫,屈身、低头、向下。

仿佛一语成谶。

这是一对血亲王孙,皇家宗室,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十余世孙。然而,他们出生在了一个特殊的时间。

宋元交替之际,这对宋氏宗亲、难兄难弟,一个随文天祥抗元,一个出仕元朝做官。

抗元的,后来归隐云间,在松江先做道士后做和尚,名“僩”。他字月麓(一说号月麓),故称月麓和尚。

仕元的,“荣际五朝”,官居高位,有说是“元初仅有的两位汉人高官之一”,名“頫”。他字子昂,古人取名和字讲究关联,他的“頫”“昂”,一俯一仰,耐人寻味。

更耐人寻味的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来到松江,与说来只是“族兄”的赵孟僩,一次次会面且长谈。

要知道,聪慧如他,五岁的字已卖钱。他“自带光环”的才气神采,能让忽必烈第一次见就赞为“神仙中人”。七百年后一本《赵孟頫传》对他的评语是:“中国文化史上很少有的绝才、全才。”水星有一座环形山,被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命名为“赵孟頫”,昼夜遨游在宇宙的广阔无垠里。

1992年,故宫博物院王连起先生就是以赵孟頫的“广度”,回应傅申与朱惠良之争。

朱惠良说董其昌的艺术成就超过赵孟頫,傅申说不如。在场被要求评一评的王连起灵机一动,借用“师伯”王季迁的画论“看画要从两个剖面看——深度和广度”说:深度不好比的话,广度可以比,赵孟頫的书法真、草、隶、篆兼擅,绘画山水、人物、花鸟竹石鞍马俱能。

于是傅申说:“我宣布我胜利!”

王连起自己的直接评价是:“赵孟頫可以说是中国艺术史上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全才。我讲的艺术史,主要是书画。”

从众多史料看,赵孟頫在书法、绘画、诗文、印章、音乐、考据、鉴定、收藏都有建树,不少登峰造极。

先说书法。

“楷书四大家”,颜、柳、欧与赵,前三位都在唐朝。所以有人感叹:“在唐人已经把楷书写到极致的情况下,他是后人中唯一一个上位的。”

《元史》说,赵孟頫“篆、隶、真、行、草书(一说为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还有一本相传为他写的《六体千字文》,六种字体,每一种都可作孩童写字范本(也有说其中三体为集字)。专家称:“他扭转了宋人书法只写行书,不能写工楷,更没有什么人写篆隶的情况。是赵孟頫把真草篆隶都恢复了,让整个元代的书坛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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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书千字文》卷,元,赵孟頫书,纸本,手卷,纵24.1厘米,横240.6厘米,草书103行。赵孟頫一生曾以各种书体多次书写《千字文》,草书之作存世不止一件。清人安岐评价:“此书体势圆熟,转折峻峭而兼章草。虽宗智永,与往昔所见迥别,乃公之变笔也。评者谓文敏天资既高,学力渊深,未有不神而化者,此卷良是。”此卷曾藏清乾隆内府。(图文引自故宫博物院官网)

他被认为是“把书法上升为书道的关键人物”,“以技入道”的开拓者,“对整个东亚文化的影响十分深远”。他推崇二王、力倡“复古”,核心是推崇“用笔”之法、力倡书法之“气”。后世解释纷纷的书论名言——“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正是他写在《兰亭十三跋》第七跋的心得。“赵体”“松雪体”(赵孟頫号松雪道人),据说在当时的朝鲜、日本流行,还有印度,“天竺有僧,数万里来求其书归,国中宝之”。

他自己写得好,妻子管道升、儿子赵雍、外孙王蒙(一说为外甥),也都是成色十足的一流书家。他带动和影响了数百年间一批书者。元仁宗特地将他与管道升、赵雍的书法装在一起,标示说:“使后世知我朝有一家善书者。”书法在元朝薪火相传,没有中断,源远流长,他的贡献与深远影响,不可忽视。

再说绘画。

曹雪芹在《红楼梦》写下这么一句:什么叫好话(画)——宋徽宗的鹰和赵子昂的马。

明代书画鉴藏家兼史论家王世贞则说:“文人画起自东坡,至松雪敞开大门。”

文人画,简单说就是有别于画工求真的文人求意。如苏轼说王维:“品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今人了庐则称:“集诗、书、画融合于一体。”在他看来,文人画“是中国古代文明在绘画中的综合体现”,是世界绘画史“皇冠上的明珠”。

文人从自身地位极高的宋代跌下之后,赵孟頫成为“开元代文人画风气的领袖”。

不仅重新提振,而且“敞开大门”:使文人画从“墨戏”摆脱出来,走向正规画,下启众多名家。

被认为和赵孟頫较了一辈子劲的董其昌也称赞说:元四家都赖赵孟頫“提醒品格”。王世贞列“赵孟頫、吴镇、黄公望、王蒙”为元四家,董其昌则列“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为元四家,而且称赵孟頫为“元人冠冕”。

谢稚柳也认为:“元代画派的兴起,是赵孟頫反对南宋画派的结果。”指出“这些画家不是亲受赵孟頫的耳提面命,便是私淑或再传”“赵孟頫成了一代宗师,而且一直影响到清初的画派。四王的妮古风尚(查陈继儒有书名《妮古录》,“妮”似为“软缠之谓”),固然是遥接他的衣钵,即当时以豪放为主的革新画派,如朱耷,髡残,道济等,也不免间接受了他的影响”。

《富春山居图》作者黄公望,自称“松雪斋中小学生”。

王连起认为,赵孟頫对中国绘画的贡献,简单说就是用“省减”,改造了山水画两大派——李郭和董巨。他的名画《水村图》《鹊华秋色图》,改造的是董巨;《双松平远图》《重江叠嶂图》,改造的是李郭。“改造之后呢,跟董巨、李郭是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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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村图》卷,元,赵孟頫绘,纸本,水墨,纵24.9厘米,横120.5厘米。本幅有清乾隆皇帝诗题两段。此图卷作于元大德六年(1302年),赵孟頫时年49岁,这是他最后一幅可靠的纪年作品。画家借景抒情,表现了一种静穆的心态和对“平淡天真”的追求。此图重要之处在于其对元画独特风格的形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由此可见赵孟頫在开创元、明、清文人画潮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此图卷曾为董其昌所收藏,后收入清内府。(图文引自故宫博物院官网)

“省减”二字,关联着赵孟頫一个“空前绝后的主张”。

他在书论上提出过,“用笔千古不易”。而在画论上,他写下过一首极重要的名诗:“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大意为:画奇石,像书法上的“飞白”皴擦;画枯木,像古篆字的笔触;画墨竹,需通晓楷书“永字八法”。

这通常被用来说明,他提出了“书画同源”。

王连起先生的观点更进一步:书画同源指最早的人类创字,赵孟頫这是指书画“同法”,和启功先生讲“同核”一样,都是“用笔”的问题,“这一点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知乎”一条精华帖排在首位的观点是:和西方的塞尚一样,赵孟頫解决了时代的问题。

那篇帖文的作者认为:绘画到了宋末,像不像没那么重要了,但笔触的美感究竟该往何处去,成为时代的问题;赵孟頫和塞尚面临同样处境,也都从画者的“固定观察视角”跳了出来,打开绘画的时空观——“把不同时间不同视角的画面,按自己的意愿,拼贴在同一个画面中”,如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塞尚的《邻近圣维克多山小路》,这“重新定义了观看的方式”:以前的画家改变的是绘画的技巧或者风格,而赵孟頫和塞尚“改变的是整个观察的方式”。

和书法一样,赵孟頫在绘画上,也很“全”。《元史·赵孟頫列传》说:“其画山水、木石、花竹、人马,尤精致。”

不同的是,他的书法,争议很大。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专家何慕文,“最想与赵孟頫彻夜长谈”。

为了与他讨论——作为宋室后代,决定出仕元朝,做出这个选择意味着什么。

董其昌说,赵孟頫的字,“俗态”。傅山直斥:“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

不过到了晚年,他们又都发生了转变。傅山说:“秉烛起长叹,奇人想断肠。赵厮真足异,管婢亦非常。”董其昌说:“始知吴兴之不可及也。”赵孟頫是吴兴人。

有观点认为,赵孟頫的字,老了的人更能深悟。因为他的经历。

热爱他书法艺术的人甚至说:“只有当你真正练习过‘赵体’,才会明白它的柔软中究竟隐藏了多少力量。”

赵孟頫曾在《题东坡书醉翁亭记》中,称赞过苏东坡的字——“外柔内刚,真所谓棉裹铁也”。

他又在《兰亭十三跋》第六跋说,王羲之写兰亭之所以神,是“因势而用,无不如志”。这八字理念,被认为就是孔子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宋朝理学讲究的“中庸”。所以说,赵孟頫“以技入道”。

这当然是纯粹就艺术范畴而言。

对其人其事,一位网友这样总结:“历史上有不少人批评他,做了走狗。从整个中国文化传承的角度上来看,赵孟頫是解决了中国文化传承危机的关键人物。”

宠爱他的元仁宗说:唐有李白,宋有苏轼,我有子昂。

赵孟頫自己,在六十三岁那年,一路高升之际,写过一首《自警》诗:“一生事事总堪惭。”感叹“唯余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

与此相映照的是,据任道斌《赵孟頫系年》记载,赵孟頫三十五岁那年,也就是他到大都“仕元”才一两年,就曾写过另一首《罪出》诗:“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

同在这年,江西文人谢枋得力辞程钜夫之荐,拒不出仕,并称江南人才仕元可耻。次年,谢枋得绝食而亡。

赵孟頫,也是程钜夫举荐的。

可以想见,当他一次次来到松江,面对曾随文天祥抗元的赵孟僩,心里会有怎样的波澜?

这恐怕是他本应最怕见的人了吧。

那他为什么要一次次来?

深入史料可见:赵孟頫与上海的交集,其实很多。

七百多年前,他与上海人任仁发同一年出生,后来也成为了好友。

七百多年后,他的两幅作品,与任仁发的一幅,一起在2002年上博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上与热情的上海观众见面。

七百多年前,他在杭州书肆意外收得,“淳化阁帖”祖本卷二、五、八,后又得另八卷“凑成全帙”,如获至宝,称“书法之不丧,此帖之泽也”。

七百多年后,被视为“中华第一帖”的《淳化阁帖》,被上博从国外购回收藏,“国宝回家”盛事轰动海内。

四百多年前,1559年,明朝的尚宝司丞(管皇帝符玺的官)顾名世,在今天上海黄浦区露香园路、大境路一带,买地造园挖池子时,发现了一块石头,上有赵孟頫题的“露香池”三字,就以此命名园子为“露香园”。

再后来,“露香园路”成为保留至今的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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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多年后,1980年,松江发现“三‘文敏’的六块‘心经’碑刻”(现藏松江博物馆),轰动一时。三“文敏”,指赵文敏(即赵孟頫),董文敏(即董其昌),张文敏(即张照,清代松江书法家)。

再从今天的上海地图看去:

东南,浦东鹤沙,赵孟頫“尝过鹤沙,凡近镇寺院碑记、钟铭,皆其真迹”(雍正《分建南汇县志》)。

西北,青浦金泽,至今可见颐浩寺里,有赵孟頫留下的手迹“不断云”,并被刻成石刻。陈从周《说景》一文提到,赵朴初曾来上海,希望他陪去金泽勘查该寺遗址。

市区,法华镇路,曾有北宋建的法华禅寺,大雄宝殿匾额为赵孟頫题写。

西南,醉白池里,赵孟頫写的《前后赤壁赋》石刻,今天依然可见。追忆了顾野王的《松江宝云寺记》碑文,也是他挥毫写就。

查崇祯《松江府志》卷五十六:

从新场的《永宁寺碑》、鹤沙的《铁佛寺钟铭》、亭林的《宝云寺碑》、黄浦的《顺济庙碑》、华亭的《法云寺碑》、松江的《普照寺碑》、南门的《长春道院碑》、滨海的《归去来兮碑》,到“梁顾侍郎”四大字(在宝云寺)、行书《千文》(在华亭县)、《众福寺记》(在泰来桥寺中)、《千佛水□院记》(在普照寺)、《释迦殿记》(在普照寺)、《法云寺碑记》、《宝云寺慧光庵记》(在亭林)、《大士小像》(在上海),再到华亭县学里的《居竹记》、松江府西北泰来桥上的《众福院记》,及上述原在“府署”的《赤壁赋》,全都是赵孟頫写的。

数量之多,在当时松江府存“历代名人帖”排第一,前后史册也堪称罕见。

去世前一年,他还为松江写了《华亭长春道院记》。

但这些作品里,就是未见写给古樟树下那位隐者赵孟僩的。

相比赵孟頫来过这里,今人更应知道,他来见的这位赵孟僩。

这棵古樟树下,有块铭牌写着:本一禅院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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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松江区有关部门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所立。今天的松江,上海,小区一棵树下,都可能埋藏着丰厚的故事。

从浩瀚史料,找到这样一些记述:

这里原名“北道堂”,是南宋乾道年间(1165年—1173年)松江本地人沈氏所建。“岁久业废”,宋元交替之际,赵孟僩“不屑仕元”,“托黄冠”做道士,“游云间”来到这里。

五年后,他又剃发为僧,更法名为“顺昌”,号“月麓”,又自号“三教遗逸”,改北道堂为本一禅院。

先儒后道再释,“本一”,是否三教合一之意?

这位台州黄岩人,还在史料中有这样一句记述:“少游谢南斋、(欧)阳巽斋、刘须溪、朱约山诸公之门。”

这句话,细考下去,大有意味。

四人中,谢南斋暂未得考。欧阳巽斋,应是欧阳守道。宋史有传:他字巽,号巽斋,著有《巽斋文集》;南宋教育家,江西吉安人;著名的吉安白鹭洲书院建成后,请他第一个去讲学;他又曾被聘为岳麓书院副山长(讲学者);他是文天祥的老师。

刘须溪,应是刘辰翁。他别号须溪,是南宋末年爱国词人,也是江西吉安人,做过赣州濂溪书院山长。他早年跟从欧阳守道,也在白鹭洲书院学习过,当时也教过文天祥。

朱约山,应是朱涣,也是江西吉安人,也是文天祥的老师。《全宋词》第2781页《朱涣小传》写道:“涣,号约山,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官大理寺丞、衢州守。寿八十余卒。”查史料可见,文天祥写过很多首诗给他:《生日谢朱约山和来韵》《回朱约山贺生日》《寿朱约山八十韵》《寿朱约山八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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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可考的三位,都是文天祥的老师,重合度如此之高。尤其朱约山,应是文天祥在吉安乡镇书院里的第一位老师。

难道,赵孟僩从小也在江西甚至吉安?

崇祯《松江府志》有陈继儒写的《本一禅院志叙》,文中有两处提到他与文天祥的交集。一是“文丞相开閫江浙,辟孟僩与之偕抵吴”。閫,特指城门的门槛,引为统兵在外的将帅。辟,征召。这里应是指1275年,时任江西赣州知州的文天祥起兵勤王,八月率兵至浙江杭州。

然而,“仅十日,某环卫王邦杰以城降元,授邦杰安抚使,孟僩吴江尹”。这里应是指同年十月,元军攻破常州府,通判王矩之、环卫王邦杰以城迎降。

就此,“孟僩称疾不就,远遁云间”。

二是赵孟頫“后闻文相狥难燕京,撰文遥祭,涕泗横流。临终说偈云:‘文山之客,千古忠贞。’”狥,徇,示众,亦通殉。文山,是文天祥的号,赣州今有文山路。

陈继儒感叹:“盖至死不忘故宋如此!”

赵孟僩远遁云间的这份气节与坚定,鲜为人知,但终究还是打动了后来看见的人。明代内阁首辅朱国祯写的《涌幢小品》卷二十中,位列关云长、岳武穆之后,陆秀夫、于谦之前的,是“文文山”。文中专门写到的另一个人,是“赵孟僴”(原字如此,所述与赵孟僩事迹相符):“宋之宗室。年十七。及冑举。文天祥辟为参谋。天祥北去。居吴。依亲友以居。越十年为道士。名道渊。居松江北道堂。又五年为僧。名顺昌。因自号三教遗逸。改道堂为本一庵。临终手辞以诀。有曰文山之客。千古忠贞。”

此书虽为“小品”,不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肯定说:“其是非不甚失真,在明季说部之中,尤为质实。”

天地有正气——1283年文天祥死于大都。远隔千山万水,远隔多少年后,无人知晓的云间海上一禅院里,一位隐匿者直至“人之将死”,依然念念不忘,与之心心相通。

会有人记得——无论“小品”,还是“府志”,甚至一棵古樟树。

赵孟僩就葬在本一禅院后。

志书中,还记载了本一禅院和院中“吕公樟”一些奇闻。

杨维桢写道:战火中,松江城内外佛寺百余处,要么“夷为焦土”,要么“穿漏为四虚之亭”,唯独本一禅院“岿然于瓦砾场中,椽瓦不动”。人们说是祖师愿力所致,也说靠木材柱石优质。杨维桢用垦田比喻说,赵孟僩最初的开垦、治理、播种,辛苦而有功,“后之人享有成利者,宜思其所由来哉”。

条目“吕公樟”则写道:有邻人生疮,被赶出家门,在一座桥遇见一位道人,带他来到本一禅院内。道人对樟树作揖说:“樟先生无恙。”月色微明中,“俄顷林影婆娑”,对患者说:“你采我的叶子洗疮,应该会平复。”这年疫病盛行,乡人们采叶煎服者“立愈”。有人题诗说:“吕公曾此问樟公”“古树苍苍寂照中”。吕公,当以吕洞宾指道人。

这显然是道家故事。不过“吕公樟”,是否就是现在这棵古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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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这里还有“双松堂”,在院西“林木深沉”处,是赵孟僩的“休憩地”。堂壁上,有元代画家赵希远画的松树。

还有“梅影轩”,壁上有吴仲圭画的梅花,“梅花道人画老梅于壁”。吴仲圭,应为吴镇,号梅花道人,王世贞和董其昌列的“元四家”都有他。

记载中一起来的,还有“云林黄鹤大痴”。是谁?倪瓒,号“云林”。王蒙,号“黄鹤山樵”。黄公望,号“大痴道人”。也就是说,董其昌所说的“元四家”——吴镇、倪瓒、王蒙、黄公望,当年一起来到了这棵古樟树这里,为“寻中峰遗事,霜晨月夕信信宿宿而归”。信信,有说意为“连住四夜”。

究竟是什么“中峰遗事”,竟然吸引了大名鼎鼎的“元四家”集体来此,在上海聚齐?

正是赵孟頫见赵孟僩。

中峰,应该就是赵孟頫、管道升、赵孟僩都尊为师的中峰明本和尚,尽管他年龄比他们都小。

他被认为是“元代最有影响的禅宗大师”“元代最杰出的高僧”。

研究者叶宪允在《赵孟頫与中峰明本禅师交游考》一文认为,赵孟頫与中峰明本1296年前后相识于杭州。

从此,两人多次交游,屡屡通信。赵孟頫收到信会“焚香望拜”。中峰书法也不错,《赵文敏与中峰十一帖及管夫人一帖》成为传世书帖。

二十三年后,当管道升去世,赵孟頫“手足无措”之时,还曾恳切地希望中峰来超度。

所以,当赵孟頫“数度来访”,赵孟僩便“因请天目山中峰禅师至院登堂说法”,相聚于古樟树下。值得注意的是,从行迹记载看,赵孟頫在长期居住的杭州、湖州及苏州等地,其实与中峰已屡有往来,也更方便。所以,如果不是赵孟頫要来见赵孟僩,就不一定会有“中峰遗事”与上海之聚了。

他们具体谈些什么?

史料目前所见,只有“讲道”二字。

中峰所到之处,居所都名“幻住”。史料说:他们三人“讲道小憩之所”,本一禅院大雄宝殿后面禅房的“左室”,也被中峰题为“幻住山房”(赵孟頫似题了“本一禅院”)。

赵孟頫临终前不久,写给中峰的最后书札里,有这样一句:“人谁无死,如空华然。”空华,似与“实相”相对。

1980年,松江镇友谊药棉加工厂建房挖土时,人们发现了一块石刻,线条文字完好无损,上面并排画有三人,正是中峰、赵孟僩、赵孟頫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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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月麓昌公、中峰本禅师、赵文敏公画像石刻》,右一为赵孟僩,中为中峰本禅师,左一为赵孟頫。该石刻约明晚期重修本一禅院时所刻。赵孟僩像上方有陈继儒写的“文山之客,千古忠贞”。中峰本禅师像上方有他的“你不是我,我不是你”之句,右边竖排三行小字为董其昌书的赵孟頫赞词。该石刻1980年出土于原松江老北门西南元本一禅院旧址,现存松江博物馆。 郭泉真 翻拍自《上海碑刻选·松江卷》一书

其中,位居中间的中峰禅师画像上方,有他的自题款:“你不是我,我不是你,唤作幻伥,白日见鬼。自题。”

右为月麓昌公(即赵孟僩)像,上有陈继儒书的赵孟僩《自赞》:“文山之客,千古忠贞。”

左为赵孟頫像,穿着元代官服,面目清秀。

左上有孙克宏(孙克弘,松江人,明书画家、收藏家)写的说明:“此赵松雪自为临写镜容,并玉图刻,贮一银盒内,闻于吴兴故居中得之。其秀颖奇特,足令观者解颐。”

这块石刻,成为考证“本一禅院”的重要实物。

三百五十多年前,陈继儒在《本一禅院志叙》写道:“今人但知月公为开山祖,不知其为赵孟僩。但知建文时有雪庵和尚,不知宋末有月麓和尚。”为此,他嘱托人“特刻中峰、月公、松雪三像,以见缘起之所自,而意则表章月公之忠义也”。雪庵和尚,据说是明建文帝时的御史,因“靖难之变”,壮年出家隐匿山中,据说常乘舟读屈原的《楚辞》,“朗诵一叶,辄投一叶于水,投巳辄哭,哭巳又读,叶尽乃返”。

也就是说,这块石刻,是赵孟頫去世三百多年后,明代崇祯年间所刻。又三百多年后,被后人发现。

应当感谢陈继儒,为后人留下难以磨灭之石,也让赵孟僩这位“寓贤”,永存于上海松江史册。

这恐怕也是赵孟頫唯一的存世石刻画像。

松江博物馆相关介绍文章分析: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赵孟頫《行书高峰和尚行状卷》,卷首有赵氏自画小像,也是穿着元代官服,面目清秀,“与松江区博物馆所藏石记画像相比较,不难看出,两幅自画像的技法、章法极为接近,在细线圆开光内,穿着元代官服的赵氏,仪态端庄,面目清秀。不同之处在衣纹,衣袖位置上,两幅自画像稍有区别”。

石像上,赵孟頫面容神态安然。

史书说,他六十九岁临终那天,白天还在“观书作字”“谈笑如常时”,至黄昏“翛然而逝”。

翛然,悠然自得的样子。

所以后人为他写《行状》称:薨于里第之正寝。他实现了“寿终正寝”。

他不是不会悲恸之人。管道升去世时,他写信给中峰说:“哀痛之极,不如无生!”“孟頫自老妻之亡,伤悼痛切,如在醉梦……盖是生生得老妻之助整卅年,一旦哭之,岂特失左右手而已耶!哀痛之极,如何可言!”

甚至,“忧患之余”,他“两目昏暗”,“寻丈间不辨人物”。

巧的是,前述他写的“空华”一词,有说就是“隐现于病眼者视觉中的繁花状虚影,比喻纷繁的妄想和假相”。

失妻与仕元,应是他一生两大苦。

而最终他走向了“翛然”。

本一禅院东面,今松江松乐路一带,还曾有一座禅定寺(原名瑞应教院)。民国时期,同样曾有一位画家逃来暂居,取法名为“大千”。

他就是著名画家张大千。

不同的是,赵孟頫与管道升夫妻同心参佛。

那首著名的《我侬词》写道:“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不少人是从两情相悦的爱情层面去理解。而如果联系到本一禅院石刻画像上,中峰禅师自题的那句“你不是我,我不是你”;如果从赵管夫妻同心参佛的角度,换一种眼光去看这句——“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从佛家的角度去看这里讲的姻缘或者说因缘,会不会又是一番意味?

比较了赵孟僩与赵孟頫不同人生后,陈继儒充满感情地写了一大段:“夫孟僩、孟頫等之宋宗室也,而幸不幸乃如此。呜呼!死生亦大矣。死生彻,进可为文丞相,退可为月公;死生未彻,即官至学士,书画至赵松雪,兄弟间未免尚负惭色。今月公以大忠大节熏蒸之,中峰以大彻大悟钳锤之,松雪至是必且泫然流涕,始悔其从前仕元之非,而恨其逃禅之不早矣。”

这当然只能是后人的一种猜想了。

他最后总结道:“盖松雪以两公闻道,非两公以松雪借名也。”

今天的松江文史学者王正表示:“赵孟僩来到松江,先为道士后成和尚,因此吸引赵孟頫前来,并把松江作为重要客寓之地,为松江培养了许多书画艺术人才,为明代松江在书画方面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这在文化贡献上,是为后世铭记的。”

纯就长相而言,赵孟頫无疑是美男子。他自己在《田氏贤母之碑》一文写道:有一天在北京的街上,忽然遇见一人,上前问他:“您不是子昂吗?”他很诧异,问对方是靠什么认出的?这位名叫田衍的人说,是从赵孟頫好友鲜于伯几那里听说:“赵孟頫‘神情简远,若神仙中人’。而我客居北京数年,没见过这样的人,不是您是谁呢?”

而他留在今天松江博物馆石刻画像上的模样,留给自己人生最后时刻的样子,是“翛然”。

这份最终的安宁,多大程度,是因为“僩”?

栏目主编:陈抒怡 文字编辑:郭泉真

来源:作者:郭泉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