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六月初八生辰八字 1998年六月初八生辰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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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平

1885年春,冯子材在友军配合下,接连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此为中法战争中方最辉煌的战例。冯子材此次复出,主要出于谁的推动?人们多将功劳归于张之洞。笔者新发现两封密函证实,推动冯子材复出的关键人物,其实另有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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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州冯子材旧居 叶嘉良摄

冯子材与湘军关系

冯子材(1918-1903)一生跌宕起伏,退而复出,若全面介绍其生平过于繁复,此处只谈与本文直接相关的部分。冯子材,号萃亭,广东钦州(今属广西)人,曾参加天地会起义,后受“招安”,跟随广西提督向荣“追剿”太平军,从广西一直追到江苏。向荣死后,改隶属悍将张国梁,守卫江南大营。1860年,太平军第二次击破江南大营,张国梁死之,冯子材接统这支两粤孤军,退守镇江,归曾国藩节制,与曾国藩部下有不少交道,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著作中多有记载。

1862年9月13日,曾国藩致函彭玉麟:“群贼来援金陵,图扑镇江,均在意中。曾缄嘱冯萃亭坚守镇城,不必浪战。”1863年初夏,冯子材从镇江致函曾国荃,建议“先剪枝叶”“并攻老巢”;曾国荃回信感谢“垂注殷拳,感泐无既”,并告以忠王李秀成仍在天京城内,太平军援军十多万人从溧阳、句容赶来,不久必有大战。两个悍将之间,密切互通消息,也都关心对方安危。7月23日,曾国藩答复曾国荃,冯子材从镇江来信,“求调之助剿”,也即主动请战,希望帮助曾国荃围攻天京。曾国荃想独揽首功,没有答应。1864年1月24日,曾国藩致函彭玉麟:“常州克复之说,初见于冯萃亭来信,旋即知其不确。”

1864年12月4日,冯子材请假回粤,到广东巡抚署拜会郭嵩焘“军门办事似尚有条理,宜胜统将之任也”。27日,郭嵩焘草拟奏折,请留下冯子材督办东江军务。(《郭嵩焘全集》第9册第36页、第40页)两天后,他与总督毛鸿宾会衔上奏朝廷。当时太平天国馀部李世贤转战闽粤边,两广总督、广东巡抚急需将才,要求留下冯子材对付太平军。

这份《请暂留冯提督办理东江军务片》,给冯子材及其部下很高评价。奏折内称:“臣等正在筹商间,适广西提臣冯子材请假回粤。臣等接见再三,询悉军营情形,所言皆有条理,其管带将弁,多属质朴能耐劳苦,规画大局,亦中肯要。该提臣籍隶廉州,去家日久,随即回籍省墓。合无仰恳皇上天恩,饬令该提臣冯子材暂留粤东,督办东江军务。如蒙俞允,臣等即咨会该提臣,无俟假满,赶即驰赴大埔、饶平之交,择要驻扎,责成堵剿漳州大股踞逆。”(《郭嵩焘全集》第4册第257页)因容县、岑溪、信宜等处“贼势蔓延”,冯子材没有到东江,而是受命“肃清”两广交界的“贼寇”,随后回归本任。出于利益考量以及地域、语言、文化差异,湘军人物未必跟粤军冯子材亲近,但对他的作战指挥能力仍予肯定。1883-1884年间,阻碍冯子材复出的主要是淮系与“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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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

李鸿章、张佩纶的排挤

1864年,李鸿章攻克常州,冯子材随之攻克丹阳,为湘军最后攻陷天京扫清了道路。两人本来都算是曾国藩手下,在配合作战时期,李鸿章对冯子材尚有客观认识。同治元年,李鸿章复函徐淮道吴棠:“冯萃亭军门在京口苦守数年,似尚可用。”(杜宏春《吴棠行述长编》第74页)后来出于淮系利益,诋毁不遗余力。1883-1884年间张佩纶极力排挤冯子材,一是帮李鸿章巩固淮军在广西的势力,同时也与他力荐徐延旭密不可分。

徐延旭早年任广西太平府知府时,曾遭冯子材弹劾,两人因此结怨。后来,此人坐上“直升飞机”,从湖北一个道员连升三级,跃登广西巡抚宝座,全靠清流人物吹嘘扶植,其中出力最多者是张佩纶。光绪四、五年间,冯子材参劾淮军将领赵沃,新任广西巡抚张树声袒护赵沃,冯子材不得已称病,张树声顺手推舟让淮军将领黄桂兰接任广西提督。

1883年初,北宁之役丧师失地,广西巡抚徐延旭拿问,广西提督黄桂兰自杀,朝廷急于安排广西文武大员人选。淮系此时把广西认作自己的“领地”,结果,李鸿章老部下潘鼎新接任广西巡抚。

1883年5月24日,张佩纶上奏《制敌安边先谋将帅折》,其中有“请易广西文武大员”一条,刻意将冯子材排挤出局:“提督冯子材老病骄满,不戢其军,虽有前功,宜令退位。”(《涧于集》奏议卷三第25-28页)7月22日,清政府果真将冯子材解职,以年轻的苏元春署广西提督。张佩纶这份奏折一石二鸟,排挤冯子材只是其中之一,通盘考虑是扩张淮系势力,挤压湘军,故奏折第一条是要求将署两广总督曾国荃踢走,让张树声回镇广州,这样两广都抓在淮系手里。

1884年3月27日,李鸿章致张佩纶:“电旨调冯萃亭出关接统,冯在越颇有威名,年逾七旬,未知能受此劳苦否?前剿土匪,今御夷兵,难易迥别。昔在江南共事,稔知其驭军无纪,攻战无略,又不若琴轩远矣。”“琴轩”即潘鼎新,是跟随李鸿章多年的淮军将领。李鸿章之意,是以潘鼎新移任广西巡抚,接统黄桂兰所部军队,不令冯子材染指。4月6日,张佩纶复书李鸿章:“粤西提督急须出群之才,若公书缓至,属之大树,文武不和,又蹈徐、黄覆辙矣。”李鸿章则认为:“冯必不出,出亦无用。”(姜鸣整理:《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第362-363、368-370页)

李鸿章说冯子材在江南的时候,军队无纪律,进攻缺乏策略,比潘鼎新差远了。潘鼎新为李鸿章淮军旧部,此时署湖南巡抚,不久调任广西巡抚。张佩纶所说“大树”指冯子材,借用东汉大将冯异典故。冯异为人谦退,诸将论功时,他远离争论,独坐树下,史称“大树将军”。从张佩纶书信判断,朝廷让潘鼎新接任广西巡抚,是听从了李鸿章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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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纶

邓承修献策

北宁之役战败后,1884年3月16日,户科掌印给事中邓承修上奏,请启用冯子材办理后路防务:“前广西提督冯子材在粤西十余年,功勋宿著,熟悉边情,徒与徐延旭龃龉,遂甘废弃。可否饬令该员招募旧部随同张树声协理后路防务。该员志行侃直,必能竭忠荩虑,无负厚恩。”(《邓承修文集》第78页)

自1865年起冯子材任广西提督多年,1869-1879年三次出关平定撤退到越南境内的“叛军”,这一份入越作战经验,在同时代诸将中无出其右。邓承修力荐冯子材,有十分充分的理由。

10天后,朝廷颁下上谕:“冯子材边情较熟,著传知该提督速赴关外,接统黄桂兰所部,认真整顿,力筹战守,毋稍迟延。”朝廷接纳了邓承修的建议,还赋予冯子材新的权力,让他接统黄桂兰的部队。黄桂兰本是广西提督,接统他的部队,意味着如无意外冯子材将复任广西提督。这个计划一旦实现,将大大削弱淮系在广西的势力,李鸿章、张树声对此万分不满。3月31日,张树声致信李鸿章:“冯必不出,出亦无益,未稔当事以为何如?”表面是个疑问句,实际张树声已上达朝廷,阻止冯子材复出。

3月27日张树声上书总署称:“冯子材赋性忠勇,而治军纪律尚非严整,洋式枪炮尤所不谙,能治越南之土匪,不能当西国之精兵,边防大计不可再误。”(《张文襄公(未刊)电稿》)这种上下其手的文章,明眼人当可一眼看穿。冯子材长期在江南、广西、越南作战,对使用洋枪洋炮豪不陌生,张树声刻意加以诋毁,就是要压制两次弹劾淮系人物的冯子材。

4月27日,张树声就冯子材问题覆奏朝廷,说冯子材自称病况加重:“……现接冯子材文开,提督仰奉恩旨,本应速整出关,惟自去年因病开缺,回籍调理,现在旧伤未愈,疝病重加,乘马足软,难以支持,恳请转奏。”(《张文襄公(未刊)电稿》)

冯子材真病乎?非也。两广总督张树声、广西巡抚潘鼎新皆淮军嫡系,此时复出一定受压,讨不到任何好处,还容易代人受过。与其复出无所展布,不如装病以待时机。7月22日,奉旨“冯子材准其开缺,回籍调理”。若非次年有大人物挺身力荐,一锤定音,冯子材可能就此归隐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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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子材

彭玉麟一锤定音

郭嵩焘为曾国藩重要幕僚,提出创建湘军水师的首要智囊,也是彭玉麟衡阳同乡知己之一。1879年,郭嵩焘提议绘“光绪四逸图”,把彭玉麟、丁日昌、阎敬铭和他自己列入“光绪四逸”,交情绝非泛泛。

彭玉麟常年率领湘军水师在长江中下游作战,同时期冯子材一直在江南,曾镇守镇江数年之久,早期两人或未蒙面,却一定会相互关注。在最后围攻天京的时候,曾国藩让曾国荃、彭玉麟率领水陆两军,冯子材则充任配角,攻克丹阳,扫清天京外围。

中法战争初起,朝廷即命彭玉麟以兵部尚书身份“办理广东军务”,率领湘军进驻广东,地位在两广总督之上。1884年3月25日,朝廷接到彭玉麟奏折,同意广东“西路团练并令冯子材实力筹办”。这份上谕十分简略,对冯子材顺便一提,并不太重视。清代一遇地方有事而朝廷兵力有限时,经常会提出办团练,但多有名无实,最多能约束乡民、保卫家乡,不能作为主力作战部队。如1883年张树声檄前船政大臣黎兆棠办广府团练,彭玉麟即认为“不过奉承故事,虚壮声威”而已。(《彭玉麟集》第二册第402页)8月11日,张之洞致信冯子材,请他将团练密加部勒,派定营官,一旦有警,带二三营赴越,用作“牵制”。朝廷与张之洞都对冯子材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面对中法战争越来越严峻的形势,彭玉麟反复筹思,于8月20日致函张之洞、广东巡抚倪文蔚,提出了扭转战局的重大建议:

朝廷既主战,饬滇、桂两军进越,似粤东不可不可有兵助……昨夜细思,有一妥着,仅为我公并□豹帅熟商之。前广西提督冯子材萃亭军门,老将也,现总办钦、廉团防事务,本钦州籍,部下旧将尚多,于越南相近,人地相宜,路径最所素习。莫若请冯萃亭就近选择其旧部良将,招募十营、八营,赶急成军训练,一旦奉到明发谕旨,即奏派此军由钦、廉小路进发,一面先知会岑、潘两帅及刘永福,分三路进兵,趁此时越中法兵抽调往闽,其未可失此戎机。特求我公妥商□豹帅。如以为可,速挈敝衔名公函飞达冯萃亭定夺。(《张文襄公(未刊)电稿》)

彭玉麟之意,冯子材本是钦、廉土著,人地相宜,不如请他招足十营、八营,与云贵总督岑毓英、广西巡抚潘鼎新“三路进兵”。把冯子材与岑毓英、潘鼎新相提并论,彭玉麟心目中冯的分量极重,只是当时饷需紧缺,故而小心翼翼地提出让冯招十营、八营。

8月25日,冯玉麟接到朝廷准备让张树声带领淮军入越作战的消息,写信给张之洞,要求不动淮军,他本人亲率湘军入越,原来虎门等地的防守任务,由张之洞另募新军填扎。这是彭玉麟一贯“不要命”的个人风格,也是一种政治姿态。实际上,朝廷不会让彭玉麟、张树声这样的重臣宿将亲临前敌。8月27日,经反复筹思,张之洞等确定了“牵敌以战越为上策”的战略方针,也即从西线越南战场发起大规模反攻,东线闽台战场取守势。反攻作战需要大枝生力军,而此时在广西、越南边境的中国军队,此前表现皆不理想,湘、淮、桂军连遭败绩,士气低落,当地恶性传染病(所谓“瘴气”)也让客军大大削弱了战斗力。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湘军方友升部2000人,因染“瘴气”死亡者即达1500人。扭转战局的关键,在于物色具有出色带兵能力、曾入越作战的将领,召募能适应水土的两粤士兵。冯子材的重要性逐渐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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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玉麟画像

十八营出征

9月2日,冯子材复信给张之洞,抱怨办理团练经费不敷,力陈入越作战需重用粤勇,“粤勇之于越南,不独服其水土烟瘴,且又人情风尚无不熟识。……由子材就近幕勇,连关外粤军一万五千人,均交子材统带调遣。”(《冯宫保(子材)军牍集要》卷九第10-13页)冯子材之前带兵规模都在15000人左右,他希望恢复到他平日带兵的正常规模,张之洞对此深感不满。

张之洞在给广东布政使沈镕经的信中说:“冯萃亭军门致雪帅书,意甚不满,至少亦须廿营。雪帅谓所言有理,鄙人亦谓其有理。……但巨饷如何筹法,冯全不体谅鄙人苦处难处……”(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39页)张之洞正为筹款头痛,向沈镕经诉苦,责怪冯子材不体谅其难处。

10月26日,压制冯子材的主要角色、原两广总督张树声在广州去世,彭玉麟抓住机会,开动游说工作。11月24日,彭玉麟在给程桓生的信中说:“兹商湘帅,……奏请前广西提督冯子材,现办钦、廉团练,即于团练中精选十营,即由钦、廉十万大山入越,助桂军以谋北宁及海防省地。”“湘帅”指张之洞,号香涛,彭玉麟习惯写作“湘帅”。给冯子料增兵到十营,是一种折衷办法,此事出于彭玉麟主动,说服张之洞赞成。张之洞听了彭玉麟的计划,觉得甚有道理,但仍心存疑虑,11月22日曾发电报给广西巡抚潘鼎新征求意见:“冯虽老,闻未衰;旧部多,成军易;由钦往,到越速;在越久,水土习;用土人,补遣便。将才难得,节取用之。惟此举甚否有益?”最后一句,活画出张之洞的忐忑不安之态。

张之洞最终同意了这个方案,让冯子材招募十营赴越协剿。在当天给冯子材的咨文中称:“贵提督老成宿将,熟习边情,囊年剿平越匪,威望远播。……务于文到二十日内成军,迅速启行。”11月29日,总理衙门告知朝廷意旨:“彭玉麟等电陈派冯子材、王孝祺分统出关助剿,所筹甚是,著即督饬速进,军火、粮饷源源接济。”(《张文襄公(未刊)电稿》第5719页)至此,慈禧批准了彭玉麟提出的折衷方案。

冯子材对彭玉麟十分感激,却不能接受统带十营出关的计划。12月8日,他从钦州给彭玉麟回信:

……今蒙会衔委任,召募出关,而所部仅有十营,不敷展布,恐难迅速成功。即令仰赖福威,能否报捷,究未有十分把握……若照此勉为办理,又恐难以见功,廑怀莫慰,则材出犹不出也。……与其旷日持久,所费不赀,究竟无济于事,不若大张挞伐,早奏肤功。……据目前局面,纵不能增至三十营,亦必须凑足二十营,庶有拏手,不致进退维谷。当乞尊裁。万一不能添,材惟有竭蹶图谋,尽其力之所至已而。此意未敢迳制府、中丞,便中祈为婉述,藉达鄙忱是荷。(《张文襄公(未刊)电稿》)

冯子材的要求十分“出格”,要求增兵至三十营,至少也要二十营。对长期担任广西提督的冯老将军来说,他平时带兵规模都在15000人(三十营)上下,让他带5000人(十营)也太委屈了。更重要的是,此时30多岁的苏元春坐在署广西提督位子上,若不掌握大部队,老将岂不是变成小年轻的“跟班”?为谨慎起见,这封信只写给彭玉麟一人,希望在说动彭玉麟后,借助他数十年军旅生涯的重望,说服张、倪两人。12月30日,张之洞复函表示,同意增加到十八营:“十营为数略少,以饷绌故。兹复竭力图维,勉筹八营之饷,以厚军力。”两天后,或是考虑书信太慢,又补发一封电报:“粤东饷绌万分,十营已甚为难,今尊函既谓不敷展布,准添八营,自腊月半起支。此乃力排众议、百计罗掘,阁下须谅鄙人苦衷,早立奇功,以慰期望。”(《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26册第65-66页)

2月11日,张之洞《提督冯子材起病片》称“寻访钦州来省文武官员,佥称病已就痊,精神矍铄……该提督亦来函称,自回里后调理数月,病体渐痊。维时海防日急,屡奉进兵越南之旨,因该提督百战宿将,熟习越情,当经电奏派令出关攻剿。”冯子材本无病,若有的话,也是心病。

同一天,彭玉麟、张之洞会奏《分遣广军规越折》称:“查前广西提督冯子材,现在钦、廉本籍奏办团练。该提督老成宿将,久官粤西,曾征越匪,威望在人,罢兵未久,旧部尚众。派令募勇十营,继因该提督力陈出疆征讨,兵力须厚,又准续募八营。计冯子材共统十八营,由钦州、上思出边入越,趋那阳一路。据报于十二月初五日到龙州,先遣八营扎思陵隘口之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111册第106页)

冯子材要求增兵,虽未能募足二十营,十八营也足够发挥了。在中法战争关键时刻,彭玉麟一锤定音,张之洞权衡利弊后接受了这个建议。冯子材一战功成的背后,彭玉麟的强有力推动居功至伟。按清代制度,荐人要负连带责任,尤其是推荐带兵大员、重要将领。设冯子才不幸战败,彭玉麟也要受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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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瀓题冯子材画像

澄清误会

时至今日,人们多以为是张之洞“起用”“启用”“任用”冯子材而建此奇功,与他人无关。从新披露的两封密函看,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在兵部尚书彭玉麟强力推动下,两广总督张之洞同意冯子材率领十八营出关作战。”

张之洞与冯子材不仅素无渊源,还曾追随张佩纶之后,上奏朝廷举荐冯子材的死对头徐延旭。莫华生引徐宗干《归庐谈往录》称:当徐延旭任广西知府时,曾资助过张之洞的姐夫鹿传霖。“他参与举荐徐延旭,就从道义上支持清流派言官排斥冯子材的行动。后来,徐延旭失事后,参与举荐徐延旭的清流派言官陈宝琛、张佩纶都被清政府惩处,张之洞也遭到降一级留任的薄惩。所以,张之洞和冯子材开始是相斥关系。”(莫华生:《中法战争前后张之洞和冯子材关系的曲折演变》)

张佩纶、张之洞并称“清流”二张,又都是直隶(河北)人,关系至密。1884年5月7日张佩纶受命“会办福建海疆事宜”,22日张之洞署两广总督,两人相约于6月11日联袂出京,一同乘船赴津。6月21日,李鸿章带领“二张一吴”同出大沽,乘坐轮船巡阅奉天、旅顺等地炮台,观摩北洋海军、福建水师操练阵法;6月25日,在威海卫观看试演鱼雷后,二张乘坐福建“扬武”舰,行抵上海方才分手。

这半个月的时间,“二张”几乎朝夕相处,一定会对两人都利害相关的中法战争前景及部署交换意见。张佩纶对冯子材成见甚深,从常理而论也会影响到张之洞。职是之故,要说张之洞事先对冯子材会有什么好感,恐无可能。1884年秋间身在广州的高官,能对冯子材的能力作客观评估的,只有早年在江南作战的“战友”彭玉麟。

彭玉麟以兵部尚书、“钦差大臣”身份驻粤,朝廷主要是让他统筹全局、谋划战略、稳定军心民心,并指挥入粤湘军;至于具体组建冯子材“萃军”、组织饷械供应,主要责任落在两广总督张之洞身上,此乃分工如此。彭玉麟这个“钦差大臣”处于指导地位,却不是直接执行者,也就给了张之洞“揽功”的机会。张之洞七十生辰自撰《抱冰堂弟子记》,只提到他自己“特奏派冯子材军门、总兵王孝祺两军援桂”,绝口不提彭玉麟。此时彭玉麟、冯子材皆已作古,两封密函外间无有知者,可以放心打马虎眼。

彭玉麟为人谦冲有雅量,不愿与人屑屑争功。张之洞由京官外放山西巡抚未满三年,突然跃升两广总督,急需要用战功来证明其能力。对张之洞来说,放手让冯子材大干,是一场赌博,幸亏冯宫保不负所望,成就了不世之功。张之洞依靠冯子材的战功,迅速站稳脚跟,得到慈禧、醇亲王奕譞欢心。1909年,张之洞去世时,摄政王载沣选择以“文襄”为谥号,跟战功卓著的左宗棠同等,表彰的是武功而非文治,令时人错谔不置。据野史记载,张之洞临终前,与载沣有过很不愉快的交道,载沣有意加以贬抑。在他看来,张之洞一生最突出的功绩,就是中法战争中任用冯子材打败法军一事,其他工作无足称述。“文襄”这个谥号,有些无理也有些道理。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徐亦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