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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树珊于1881年出生在医卜世家,家学渊源。早年随父寓居镇江,以医为业,兼以算命卜卦。他考秀才未能得中,后来就学北京大学,留学日本攻读社会学,学成归国有进入官场的机会,但他并不热衷功名利禄,回到家乡仍以医卜行世。

据说他曾经见过孙中山,说孙“贵不可言”,且非凡夫俗子所谓的“富贵”,而是“薄天子之位而不为”的流芳百世之“清贵”。他虽然名声大,但自谦为“薄负时誉,饘粥有资”。

每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都有其大、小传统,大传统由主流精英们赓续,小传统则由民众日用、由江湖人士传承。在中国,这一小传统大概可称为“医、卜、星、道”一类的职业或社会服务业了,它们在现代大潮面前一度无抵抗之力,几乎面临毁灭的命运,如众所周知的中医取缔事件。其实不仅中医,就是算命先生们,都曾遭到多次取缔。

民国17年,国民政府曾有意取缔星相医卜之业,这相当于将要砸了很多人的饭碗。当时的江湖术士袁树珊为此写了一本书《中西相人探原》,引经据典,为算命职业和算命先生们辩白。这本书受到了当时行政院长谭延闿的赏识,在星相学界传为美谈,也奠定了袁树珊在星相学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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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30年代,袁树珊不再行医,而专心于命相之业。他的名声很快给他带来了大客户,“利见大人”。最先见到的大人物是国民政府的大员何应钦,何在袁树珊处算命后,非常佩服,向蒋介石推荐。

蒋介石也好奇,就去见了袁树珊,袁的直言批述很得蒋介石欣赏。如此一来,从政界显要,到富商巨贾,都以手持袁先生所批命单为荣。自己也能掐算的北洋军阀吴佩孚曾派人去求袁算卦,对袁信服后又派专使,重金请袁出山。袁树珊的回答是,“吴威喜则树珊荣,吴威怒则树珊恐”。袁树珊也成了蒋介石最信任的命理大师

少年得志的江苏省民政厅厅长缪斌曾经请他批命,袁树珊从缪斌少年中年,富而且贵开始批起,几乎都吻合,最末一句有“受累于吴”的话,大家不理解。后来缪斌投靠汪伪政府,做了汉奸。抗战胜利后,缪斌沦为阶下之囚。缪斌请夫人找无锡同乡国民党元老吴稚辉出面,向蒋介石求情。吴稚辉过于认真,多方游说,反而使蒋介石起了疑心。加上当时传说缪斌之投汪逆,本是受蒋介石之秘令潜伏敌后。如此隐情,令政府和领袖颜面何在?于是,国民政府下令立即枪决,以正视听。跟其他免于一死的大汉奸们相比,缪斌的命运确实应了袁树珊的“受累于吴”之谶。

1938年,南京失陷,某国民党军官睢团长夫妇、营长郭岐、宗副官等四人,兵败后辗转来到上海。睢团长非常相信命相之学,认为应当就近拜访命理大家袁树珊先生,以得指点。郭岐并不相信命运,经不住其他人劝说,就一同前往。袁树珊为其他三人看完相后,再看郭岐:“郭先生是军人,到40岁时可升少将师长。后在沙漠中作战,因此战失败,将有性命之忧。不过,您最后仍能顺利脱险归队,从此一帆风顺,后福可羡。” 四人后来顺利逃离上海,经香港到武汉归队,郭岐不时升调,40岁时升为少将师长,戍守伊犁区精河县。1945上半年,伊犁、塔城、阿尔泰三区叛乱。郭岐的兵力全部覆灭。战事发生之地,正是沙漠之中。因为缺水,郭岐渴至昏死,后为敌人救活,于战后交换战俘时,始又归队。后郭岐赴台湾,一生顺利,子女多有所成就。至此,袁树珊之言一一应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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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袁树珊移居香港,他也为世人留下了几个著名案例。袁树珊也曾有过为民国京剧三大家之一马连良的算命故事。马连良夫妇离开香港之前,曾请袁树珊卜算。其结果用袁先生的话来说,“你(马连良)还有十五年大运。”迷惑不解的夫人追问:“那他十五年以后怎么样?”心有所悟的马连良不等对方答复,拉着夫人说:“你就别问了,只要有十五年好运,也就行了。”果然,从他离港北归,到猝然而去,掐指算来:整整是十五个年头。

跟并称民国三大命理学家的韦千里、徐养吾等人不同,袁树珊并不专心于算命。中国风水研究会。他更像一个自由的读书人,袁的父亲就曾看出袁的八字,“虽然五行缺水,但能得天时的水来补救,终究聊胜于无。因此为人虽然愚笨,但学可以小有成就;名声虽不显扬,品德尚无缺陷。如果能读书安命,择交治生,一定不致于坠败家声而为饿鬼。” 袁树珊成名后,也多跟文化人往来,他自书楹联,上联是,“十亩栽桑,十亩种田”;下联是,“半日诊病,半日读书。”学者罗振常曾为袁树珊的命相书作序,称其命理著作“辞旨明畅,可与俞曲园游艺诸录相撷颃”,“非术士之所能为也”。可见袁树珊并非只是一个江湖术士。

袁树珊不爱财,也不聚财。他虽然名声大,但自谦为“薄负时誉,饘粥有资”。对于资财,并不为意,他曾有心重修汉司马季主之墓和严君平之宅,“一以发潜德之幽光,一以保固有之国粹”。袁树珊有他佩服的人,他最崇拜是武训和伏羲,一为行乞兴学的圣徒,一为中华人文始祖。他的理想是兴办一所义学和建一座伏羲庙,在有了一点积累后,他就学习武训,在家乡小袁巷,以袁家祠堂的房屋作为校舍,兴办义学。取“袁安卧雪”的典故,学校命名为“卧雪小学”。学校不收取学费,免费发给学生们笔墨纸砚等学习用品。为了使学校经费有长期保证,袁先生还出资购买了20亩地作为校产。后来,他又把建好的伏羲庙改为校舍,创办“伏羲小学”。

抗战期间,社会经济崩溃,袁树珊财力不济,伏羲小学不得不向学生们收取学杂费。袁树珊非常愧疚,特地为学校做了一块匾额,亲书“不如武训”四字。可见袁树珊并非一个庸俗的江湖术士,他自有操守、追求。

他的儿子袁福儒曾想跟他学算命,他反对说,“我有两套衣钵,一套算命,一套医学,我死后,你把算命这套衣钵砸烂烧掉,继承我的医学。”袁福儒从此不再沾染半点命理,而专心医理,后来留学日本,继续学医,学成而弘扬国医,成为一代医学大师。

袁树珊对命相业的认识,在当时现在看来都堪称公允客观。袁树珊认为,卜筮相术算得上中国的国粹之一,几乎是和中国文化史同步而生,源自上古,显于殷商,于今为盛。对卜筮之学视而不见,无异于掩耳盗铃。当然,出必问,行必占,更是问道于盲。只有精研此术,破除神秘,直得本原,方可去除迷信,而得术数学之本来面目。

任何社会都有大、小传统,小传统之所以在发达社会边缘化,是因为那里的新闻出版发达,那里的社会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等发展得及时切实,能够安慰、服务于世道人心。而在知识演进不能服务于当下人心的社会里,人们有所疑惑困惑就只能求助于小传统中的宿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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