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不要钱测量我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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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曼谷,一家名为“金鱼缸”的色情场所。

在这里,妓女们就像普通曼谷上班族一样,打摩的上班。

路过神像,也要双手合十祈祷,“请赐予我金钱和美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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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甚至每天还要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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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开工之前,有专门的发型师和化妆师,帮她们做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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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准备就绪,姑娘们从一堆号码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别在衣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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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没有名字,有的只是243、210、28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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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码的颜色,直接决定了女孩的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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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号码,2小时1600泰铢(根据2011年的汇率,合RMB 328元),包含全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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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1800泰铢(合RMB 36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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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蓝色台阶上的,2200泰铢(合RMB 451元)。

这些价位根据何等标准划分,老板没有细说。

但来的客人,都没有表示异议,说明定价是肉眼可见的清晰。

对他们来说,这里的女性就是一件待消费的商品。

“我们有钱,我们只是短时间地享有她们的身体,这就是一笔交易,过去了就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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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是商品,所以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一个日本客人,看中了1800泰铢价位的姑娘,缠着老板,“我可以1300泰铢要了她吗?”

老板委婉地表示,“您也同情一下这些小姑娘吧。”

尽管,在日本买春,要花十倍于这里的价格,他却仍然不依不饶,“谁来同情我呢,我还得买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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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这里工作的女孩,都有一个掘金梦,她们梦想发财,“向往成功的、有钱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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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行业竞争激烈,不断有年轻漂亮的新鲜血液补充进来,和“老人”争抢饭碗。

有的女生上一天班只接到一个客人,赚的钱还不够付打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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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27岁,就无时不刻处在年龄焦虑中,想转行,又苦于没有其他技能,也吃不了其他行业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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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嫁人,想生孩子,又担心是不是太晚了,或者干脆,“这辈子还能不能找到一个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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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焦虑着,迷茫着,转过天来,只能继续去“金鱼缸”上班。

在城市灯红酒绿的夜色里,她们用身体撩拨路人,展示诱惑,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

直到彻底变成一尾鱼缸里的金鱼,再也游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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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孟加拉国贫民窟的女孩来说,连迷茫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她们根本没得选,在十三四岁时被卖到破旧、逼仄的妓女村,就是她们唯一的活路。

瑞玛就是这样被卖到福里德布尔的,这里的妓女村远近闻名,有800多名性工作者。

老鸨丽塔花了5000塔卡(合RMB 385元),把她从人贩子那里买过来。

付钱之前,丽塔就像验猪肉一样,挑剔地检验瑞玛的“成色”。

“让我看看你的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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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看看你的胸,还可以,以后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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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看看你的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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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玛成了丽塔手头的第四名“女儿”。

她会手把手地教瑞玛,如何在保护自己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取悦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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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身第一年,瑞玛要不停地接客人,最多时一天10个。

她没有权利说“不”,甚至只要露出不情愿的表情,就会遭来丽塔一顿毒打。

但熬到第二年,她就能独立接客,赚到的钱不必全部交给丽塔,也能有自己的积蓄。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在接不到客的时候,她会抢丽塔其他“女儿”的客人。

如此一来,客人都被吓跑了。丽塔气得发疯,她刚开始是毒打瑞玛,反复几次后,赶走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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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送回人贩子那里的瑞玛,将面临再一次的买卖。

但不管卖到哪里,都逃不脱妓女的宿命。

像她这样的女孩,妓女村还有大把。有的运气好一点,靠着日后积攒的一笔钱,结婚生子。

但她们仍然无法离开这个行业,要么自己出去卖,要么当老鸨卖别人,否则全家都要睡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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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从良上岸是不可能的。走出妓女村,歧视如影随形。

男人看她们的眼光非常矛盾,既爱她们的肉体,又觉得她们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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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悲的是,妓女的命运是会代际传递的。

这里的女人没有工作机会,唯一有的未来就是嫁人。但只要听说她出生在妓女村,就不会有人娶她。

如果有,那也是看中了她背后有个当老鸨、能吸金的母亲。

一旦哪一天,母亲老到赚不动钱了,她就会被迫去当妓女,重复母亲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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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翻身当老鸨,年老妓女的下场通常非常悲惨。

她们对男人失去了性吸引力,接不到客,在这里的日子就很不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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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不到钱,又占着一个房间,老鸨对她们大为光火,轻则开口辱骂,重则动手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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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晚上,房东(通常和老鸨是一伙的)都来断她的电,上门要钱。

要不到钱就不停地羞辱她,“你为什么接不到客人?你给我搬出去!”

她必须承受这一切,黑暗中,她问别人,也问自己:

“我能去哪里呢?我没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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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才是出路?

为什么我们要如此痛苦地活着,我们女人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吗?

这样的问题,妓女村的女人每天都要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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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和性学家李银河曾说,卖淫问题,一直是个贫困问题。

这个观点,放到世界上很多贫困地区都能成立。

世界卫生组织曾经调查过世界各地的性工作者,其中90%都有被贫穷“逼良为娼”的经历。

但卖淫却不能帮她们摆脱贫困。

以纪录片里孟加拉国妓女村的价格来看,一次性交易,卖方要价200塔卡(合RMB 15.4元),买方还价50塔卡(合RMB 3.85元)。

最后他们以100塔卡(合RMB 7.7元)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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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就赚这么点,还要自己负担避孕套,就算在当地,想要维持基本生存也很困难。

所以有的性工作者不惜省掉避孕套。

这又造成了性病和艾滋病的传播。

但,对于她们来说,光是活下去就已经拼尽全力。

学者潘绥铭这样描述性工作者的生存状态,“首先是生存,第二是保证不被杀被抢,第三才是防范性病、艾滋病。”

某种程度来说,这也造成了性工作者身上,注定要被打上HIV的污名化标签。

只是这污名,真的要性工作者来背吗?

其实,妓女村的男人自己也承认,多亏了这些廉价性服务的存在,当地的其他女人才算安全,强奸率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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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需求就没有市场。潘绥铭还曾在《生存与体验:对一个红灯区的追踪考察》里指出:

“‘嫖娼’是主,‘卖淫’是次,嫖娼者应该对性疾病的传播,以及嫖娼卖淫所造成的其他社会后果承担主要的责任。”

以“性都”东莞为例,环球人物杂志报道过,东莞的色情行业在1992年前后起步。

最先催生这个行业的,是一些常年离开老婆孩子、到东莞投资的台商和港商。

后来,随着各地青壮年“打工人”涌入东莞,色情行业获得了蓬勃发展。

到2010年,光是地下色情业和其关联行业,就能产生400亿元的经济效益,占全东莞GDP的10%。

但随着一场“扫黄风暴”的到来,嫖客们全身而退,小姐却被当作众矢之的,甚至被拉着当众游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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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天差地别的命运,未免太令人唏嘘。

古往今来,男人都爱去风月场所,文化人找灵感,生意人谈生意,官场之人寻欢作乐,即使是坐拥三千佳丽的皇帝,也不忘去风月场消遣消遣。

男性一边消费着女性性工作者的肉体,一边对她们嗤之以鼻,谓之以“卖笑人”。

只是,别忘了,这笑容的背后,可能伪装着一个女性生命里所有的眼泪与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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