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世转生算命免费版 六道轮回前世转生算命

频道:八字 日期: 浏览:3
前世转生算命免费版

刘震云在新作《一日三秋》分享会上。 (视觉中国/图)

延津的胡辣汤、羊肉烩面和水煎包,坐两个多小时的高铁,刘震云便能尝到。作家和故乡之间没有距离,刘震云常回家,亲戚说“写小说,苦差事”。刘震云反而觉得环境舒适:“一个人生活在哪里,吸引他的是一种氛围。”

相似的延津符号在作品中反复出现,但刘震云写的又绝非只有延津会发生的故事。“(故事)必须换一个地方也得成立,否则就太狭隘了。”刘震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总得有一个地名,你说马尔克斯写的是马孔多,那驴孔多不行吗?猫孔多也能成立,这是肯定的。”

对刘震云来说,故事的发生地并没有那么重要,“介入者”反而很重要。刘震云最为盛名的长篇小说之一《一句顶一万句》中,“介入者”是一名叫老詹的意大利传教士,他来到延津后,分别将各个群体激活和串联,产生纠葛和联系。“如果把老詹拿出来了,它就是个乡土小说。”

作为“一”系列的延续,在新作《一日三秋》里,介入延津的不再是现实中的人,而是一位活了三千多年的仙女花二娘,她在一些延津人的梦中出现,索要一个个笑话。如果说不出来或者不好笑,那么这位做梦的延津人便会被笑话“压死”。花二娘的传说代代流转,延津人事也在变换。

笑话背后掺杂了血泪、荒诞和悲凉。刘震云决定用笑话铺陈小说的结构:故事因寻找笑话产生;人物的生活被“一地鸡毛”似的笑话填满,一辈子“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笑话”;结果,有一个仙女还要寻找和储存这些笑话,这个目的也是最大的笑话。

《一日三秋》的主人公有唱戏的、开车的、开饭馆的……这些小人物生活坎坷,又遭到命运的反复捉弄,一辈子活得拧巴和纠结,心里藏着不能说的秘密。主人公之一明亮梦见花二娘,找不到笑话,情急之下竟讲出了羞于启齿的妻子早年“脏事”。第二次再见到花二娘时,明亮问,延津的笑话会不会被捞光?

此时,花二娘答道:“延津不是个鱼池,是条奔腾不息的大河……如水一样的笑话,还是川流不息呀。”

“我从来不觉得这些人是小人物,反倒是小人物对生活深切的感受,得出来的真知要超过很多其他人物。”刘震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21年11月20日,刘震云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

“两三笑话中,一把辛酸泪”

南方周末:《一日三秋》是一个因笑话产生的故事,在你看来,什么是笑话?对普通人来说,笑话意味着什么?

刘震云:在《一日三秋》里,笑话有另外一种结构,就好像画跟小说之间的结构。书里的笑话跟一个地域、一个民族、一段时空(有关),在时间和空间之间发生化学反应和量子纠缠。我看到一些评论,有两句话说的还是比较好的,人间多少事,两三笑话中,一把辛酸泪,尽在不言中。还有一句话,世上有许多笑话,注定要含着泪听完。

笑话在书中有很多的层面。一个是日常生活的笑话。笑话不是讲了一个故事或说了一个人物,人家笑了,当然这也是笑话,真正好的笑话是背后的事情和道理。道理的可笑比事情的可笑,会让人笑得更长,真正笑得长了,就显得有些悲凉,因为事物背后的道理是非常荒谬的。

《一日三秋》的笑话有好多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笑话,比如三个唱《白蛇传》的人,白娘子怎么就最后嫁给了法海呢?比如明亮的一生也很可笑,妈妈去世了跑到武汉,父亲窝囊又回到延津,学也上不成,谁知道最后竟然卤猪蹄做出了名堂,这个本身也是一种笑话。

还有一种笑话,比如陈长杰或者李延生,他们的笑话就比刚才那个笑话又大,因为什么?他们说,活到最后自己成了一个笑话,这个笑话就更大了。这是两层笑话,比这更大的笑话是什么呢?生活中有这么多笑话,结果突然有一个人活了三千多年过来找你要这些笑话,你活成笑话了,她过来还跟你要笑话,讲不好还要被压死。

更大的笑话是什么呢?花二娘本来是个说笑话的家族流传下来的人,到处找笑话,并不是她要笑话,她身上还附着一个人。那么为什么要笑话,要的到底是个什么笑话?花二娘在延津要笑话,是要等一个人,但是这个人听笑话的时候鱼刺卡喉咙死了,这是第五层笑话。还有比这更大的笑话,樱桃死后遭到了一个厉鬼的勒索,结果碰到阎王新政,一气说50个笑话,你就可以获得转生。终于顺着长江到宋朝找到了笑话,救了命。

笑话产生了这样的结构关系,不然通篇就是在讲几个互不相干的笑话,或者是没有层次的笑话,而现在这些笑话有好几个空间,从现在到过去一直到宋朝,戏里戏外、人神等等,这样笑话才是穿透的。

南方周末:这些笑话全部是由小人物完成的。活到最后,小人物自己做的总结,结果是活成了一个笑话,这是小人物的宿命吗?

刘震云:引车卖浆的人,包括卤猪蹄的、算命的、唱戏的等等,我从来不觉得这些人是小人物,反倒是小人物对生活深切的感受,得出来的真知要超过很多其他人物。我举过一个例子,别人老说我的《一地鸡毛》写的是零度的情感原生态,这个错误特别大,他们说我是新写实主义,我说我太不写实了。

你看这里的细节和情节好像跟生活有点接壤,但是里边人的认识其实非常不一样,小林觉得他们家豆腐馊了,比八国首脑会议重要。实际上,小林把这个颠倒的世界又颠倒过来了,确实是家里豆腐馊了比那个重要,这样颠倒的历史又颠倒过来。

南方周末:你似乎喜欢呈现小人物的疲累、矛盾、拧巴?

刘震云:任何一个人都有对自己、对世界的思考,对自己跟世界之间关系的思考。他每天都在思考今天要干什么,包括跟谁见面,这些思考在他的生活中是会被忽略的,因为芸芸众生,没地方说话,渐渐地也就没人听他说,压在心底不就成心事了吗?这些小人物虽然不会说话,但是会有心事。生活中没地方说了,作者让他一点一点说出来。生活中,人的思考不会那么深入,因为事太多了,他会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思考一件事。不只是压抑,小人物也有小人物的欢乐,应该是悲喜交加的,那是每一个人生活的旋律,这个旋律不会是单调的,有时候可能是复调的,多声部组成的一个人声的歌唱。

生活中的明亮,会吹笛子,但是他也不会想这么深,事多了也许就不吹了,但是《一日三秋》的明亮是个哲学家,生活把他逼成了哲学家。明亮吹笛子,一开始找别人的谱子吹,吹着吹着就吹自己的心事,在生活中再也遇不到的那些人和事儿,突然用笛子给吹出来了。妈妈怎么从长江顺水而下,奶奶家大枣树不见了等等,他用笛子把这些心事给吹出来。心事如果能用话说出来,那还吹笛子干什么?这是一个人物的思考。

南方周末:创作《一日三秋》的出发点是什么,是否和上一本书《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一样,源自对现实的观察?

刘震云:生活对作者的启发,当然非常重要,但对于我来讲,这种启发有时候并不起着特别关键的作用,关键的还是思考。生活可能给你启发,比如讲一个人物、一个故事、一个情节,甚至一股炊烟、一轮夕阳等,都可能让你想写一本小说,但这种启发,起码对我这样的作者来讲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是背后的逻辑联系。

我曾经说过,创作到一定地步,故事情节和细节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最重要的还是结构的能力。文学要反映生活是一个错的概念,其实是,生活停止思考的地方,文学出现了。

思考是写作的起源,不会有任何一个人物或者故事、情节促使我写一篇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真正引起我必须要写的原因是结构,要搭一个什么样的艺术结构。

比如《红楼梦》,写的也是贵族的日常生活,但是前边有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太虚幻境等等。考察一个作家到最后就是结构能力。小说一定不是生活的反映,它是一个艺术作品。照搬生活的作品,相对来讲艺术含量非常低,这就是为什么从艺术的角度来重新审视生活、结构生活和结构作品,这个小说才会有厚度,才会越读越厚。

“人的认识前进一步是非常不容易的”

南方周末:当作家远离故乡和乡土,生活经验发生变化后,如何体验那些底层小人物的处境和内心?

刘震云:我是一小人物,无非跟六叔一样就这点技能,只是写了几本书而已,作家在生活中没有高高在上,物质和精神都没有。延津也好,我们村也好,他们看我不会有任何距离,表哥还是表哥,大家还是一块吃饭一块喝酒。换句话说,我们村的人不会认为作者有什么了不起,他不就写个小说吗?作者能给谁办什么事?就像《一句顶一万句》里边说,你让我信主,信主有什么好处?无非人家说你天天写小说,苦差事。我妹妹都说了,其实我哥最不容易了,这么多书,你不说让我写,让我抄一遍花多大功夫。

南方周末:如果去掉你作品中这些熟悉的延津符号,似乎故事在哪里都能发生,和故乡没有任何关联。

刘震云:你说得特别对。必须换一个地方,它也得成立,如果换一个地方都不成立,这个小说写得太狭隘了。使用延津最方便,总得有一个地名,你说马尔克斯写的是马孔多,那驴孔多不行吗?猫孔多也能成立,这是肯定的。无非你从小生活在这个地方,作品里有个地名,随手拿过来就放上去了,放得久了大家觉得这好像成了一个什么地图。就像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从小生活在那,拿上去就用了,就这么简单,但只有这个地名才能有化学反应那太狭隘了。

其实,是不是延津不重要,要把这个作品写好,介入者是非常重要的,谁来到的?这是重要的。一个村从头写到尾,这个格局就显得太小,《一句顶一万句》真正的介入者是意大利传教士老詹,如果把老詹拿出来,那么它就是个乡土小说。

老詹来到了延津,把延津各个分子都激活了,刚来的时候,老詹还是蓝眼睛,老喝黄河水,眼睛变黄了;老吃羊肉烩面,鼻子就成了个面团了。他碰到了一个杀猪匠,说你信主吧。信主有什么好?信主你就知道你是谁,从哪来到哪去。杀猪匠说,我不信我也知道,我是从曾家庄来到各村去杀猪。老詹住在废弃的破庙里,每天要给菩萨上炷香,保佑他发展一个教徒。到了《一日三秋》,介入者就成了一个活了三千多年的仙女。

南方周末:通过介入者的视角,你觉得中国人的情感、家族关系在这些年有怎样的变化?

刘震云:生活的变化是非常快的,吃穿住行都在变化,也产生许多新的名词,比如躺平、凡尔赛等等。在快速变化的生活中不变的是什么,这对作者更重要。不变的是人性。人性的变化几千年来前进不了一厘米,所以才有花二娘到延津来。人性里边当然有善恶,但是比这个更重要的是认识,人的认识前进一步是非常不容易的。

《一日三秋》里说这是一本血书,你看一个笑话压死了多少人?外在的变化是非常快的,人性的变化和人的认识往前进却非常缓慢,有时候它们之间的反差也是一个结构、一个艺术的结果。人性基本上变化是不大的,但是具体到每一篇作品的差异还是很大的,像川剧变脸一样,变出来一个又都是生活的一个侧面,甚至组起来是一个全部。

“任何有标签的潮流都不会长久”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外界对你的作品的评价和标签?

刘震云:这种概括有时是评论家的概括,像马尔克斯说的,你们老说我是魔幻现实主义,坐着毯子飞天了。还有评论家说我是现实魔幻主义,我写得好像是现实,但现实里面有些魔幻的东西,这种分析我也不同意。

其实世界上就两种书,一种是好书,一种是不好的书,一种书越读越厚,还有一种越读越薄。为什么会越读越厚,一定是里边有思想的含义。我们老说中国的这些古典小说,包括像《红楼梦》写得好,还有那些唐诗宋词凡是写得好的,基本上都是里面有哲学含量的。杜甫有几句诗,我举个例子,一个就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还有如白居易《卖炭翁》,“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他挺冷的,他说,能不能再冷点?你看像李白的诗,“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我觉得真的是有哲学韵味的。课本里有一个叫李绅的诗人写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你看着不错,他确实是写实主义,但这种写实主义和李白的诗放在一块,就知道它的哲学含量。

南方周末:在你看来,中国当代文学题材在这几年有没有得到拓展?文学如何应对愈加碎片化的时代?

刘震云:我觉得真正好的作者绝对不会是因为跟随潮流,或者时代呼唤了一个作者。流亡到美国的作家也很多,纳博科夫就是比他们写得好,他本身是一个大学教授,不断钻研自己的小说写法,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哲学家,他的小说就写得比别人稍微好一点。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但是光懂一件事情是不够的。我对潮流不关注,任何有标签的潮流都不会长久。作者应该跳出潮流,超越潮流,好小说是超越题材的。《我不是潘金莲》一定不是女性题材,《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写的一定不是吃瓜群众,《一日三秋》写的绝不只是神神鬼鬼。

南方周末记者 张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