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有还是没有命运(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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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哲学:乐天安命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有很大区别,其基本特征可以说在于:西方哲学强调的是神—人关系的相分,而中国哲学强调的是天—人关系的相合。

西方哲学有一条从对神的崇拜到对神的怀疑批判到实现人的解放这样的线性发展历程,而中国哲学则始终沉浸在天人合一的玄妙圈内自得其乐。

天这个概念,在中国哲学中有特殊的涵义,正如李泽厚先生所指出的:从远古直到今天的汉语的日常应用中,‘天’作为命定、主宰义和作为自然义的双重含意始终存在。而中国的天人合一观念,就其主流而言,虽然包含着人对自然规律能动地适应——这在今天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但从整个历史看,更多的是意味着人对天命的敬畏和顺从。

中国哲学主要分为儒、道、禅三家,无论哪一家,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区别,都离不开讲乐天知命。

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老子讲道法自然,归结为无为而无不为,庄子则讲无为至乐。怎样才能无为至乐呢?庄子说:达大命者随。一切都无所谓:呼我牛也谓之牛,呼我马也谓之马。庄子的妻子死了,他敲盆而歌,别人责怪他:这样不是太过分了么?他说:人本无所谓生,本来没有什么形体,也没有生气,是后来变得有气、有形、有生了,现在又变化而死了,这就好象春夏秋冬四时的变化一样。而今我妻子死了,如果我嗷嗷然随而哭之,岂不是变成一个不通乎命的人了么?中国民俗中有红白喜事——红事指结婚、祝寿之类,当然值得庆贺,而白事怎样会喜呢?原来,只要一个人是享天年而自然老死的,人们为他办丧事就称为笑丧——这也许正是庄子的影响所形成的吧!

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称自己是如来的教外别传,并且编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磐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咐嘱摩呵迦叶。

你看,在如来佛面前,几千弟子众皆默然,只有禅宗的祖师迦叶能够微笑,这不仅是悟道的喜悦,也是中国乐天知命的会意表现。

禅宗讲顿悟,怎样才能顿悟呢?慧能说:一切万法,尽在自身中,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那么,又怎样从于自心呢?就是在挑水砍柴之中、就是在饥来吃饭、困来即眠之中、就是在乞食随缘过,逢山任意登之中,就是在诸如此类的平常生活中持平常心。在各种宗教体验中都有某种精神上的愉悦或满足感,禅宗的特别之处在非常喜欢讲平常讲自然,在平常生活中,特别在与天地大自然的交往中获得自己的愉悦。像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时有白云来闭户,更无风月四山流等,不也体现了乐天知命的意趣么?

董仲舒曾说过:

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

于是,中国的命运决定者从天转移到天子即帝王以及各级封建官吏、转移到宗法家庭家长制度中去,在这些一层又一层的命运决定者建成的巨大的封建社会金字塔的压迫下,能有几个人做到乐天知命呢?孔子不得不感叹畏天命,即使像庄子那般逍遥的人物,也一再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对广大老百姓,乐天知命只能成为听天由命了!

在这样人为的沉重的命运金字塔之下,中国哲学上的乐天知命遭到了极大的扭曲,异化为现实生活的求天保平安。中国人最理想的生活就是安居乐业。出门送亲友是祝一路平安,格言中有平安二字值千金等。求平安简直可以概括中国人普遍的心理状态。

孔夫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而他自己呢,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他自己是50岁才知天命,可见知天命之难了。既然知命很不容易,那么,孟子的话则反映了多数君子(儒家知识分子)的心态: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

这段话表达了中国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沉重的命运金字塔下,不逃避政治,仍然要正命、即要顽强地尽心、尽其道,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自己的努力,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宗旨。在此宗旨之下,还有不少人明知危墙、桎梏,也敢于舍生取义、杀身成仁。

在中国思想史上荀子讲过制天命、王安石讲过天命不足畏和造命,都要求知天命,在知命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因此,中国哲学的主流毕竟是讲乐天知命。尽管乐天知命长期来受到极大的扭曲变形,它所包含的积极进取的精神、合理内容及其美学境界,始终吸引着历代许多思想家并使他们为之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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