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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天看你们《成都商报》。”和记者交流的第一句话,著名作家、出版家李致如是说。

3月17日,满城燥热,李致家中却清凉安静。

93岁的他,满头鹤发、精神矍铄,戴着黑框眼镜,烟灰色衬衫上套着西服背心、羽绒坎肩,一口地道的成都方言,中气十足。

他和气地招呼记者到桌前坐下,桌上,茶书俱净。

一只黑白相间的胖猫悠闲自得地走过,李致露出笑容,“它没得名字,就叫猫咪。”

忆起四爸巴金,忆起自己任职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四川省文联主席期间的往事,李致记忆清晰、条理分明。

1929年,李致出生。彼时的中国,风雨如晦。在四川成都,李家——这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正面临着摇摇欲坠的命运。

巴金代表作《家》里的高觉新的原型,正是李致的父亲李尧枚。李致一岁多时,父亲自杀。

“我过去不完全理解父亲。”李致坦言。及至上了中学,读了巴金的小说《家》和散文《做大哥的人》,才对父亲有所了解。

“我平时不太爱去说自己是巴金的侄儿。我不愿意把这种称谓,作为一个光环戴到我头上。”他援引一位媒体人的话,“‘李致的出名,并不是因为巴金的关系。’完全是靠我们出了好书,在全国甚至在海外都有影响。”

诗人冯至对他说,“你不是出版商,不是出版官,而是出版家。”这句话,他记忆犹新。

四爸巴金是他心目中的“快乐王子”——在英国作家王尔德的笔下,“快乐王子”总是牺牲自己帮助别人。他认为,巴金正是这样的人,“我信仰巴金的主张: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非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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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致 彭莉摄

一片冰心在玉壶

红星新闻:您十一岁前,没见过四爸巴金。十一岁时初见他,和想象中的巴金差别大吗?

李致:一九二三年, 巴老与他的三哥离开成都去南京读书。在阔别家乡十八年后, 一九四一年巴老首次回成都。当时, 原来的大家庭已经崩溃;加上日本侵略中国, 在天津的三爸无法给成都老家寄钱, 生活十分困难, 我继祖母和母亲各自带子女回娘家居住。巴老回来, 住在我们这个小家里。我十一岁,对巴老的印象不深, 记得他常带我几个姐姐看电影, 说我看不懂, 给我钱买邮票, 我从小喜欢集邮。

从小,我是“过继”给巴金的。我分析,我母亲生了一个哥哥,但4岁左右因病去世。后来生了四个姐姐和我,怕带不活,便把我“过继”给四爸巴金。因此,我叫巴金“爹爹”。巴老对我, 更多的是身教。巴老一生的信念: 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

红星新闻:您多次提到,1942年,巴金先生第二次回成都给您写的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多年过去,为什么对这几句话记忆犹新?

李致:从巴老1942年回成都起,他开始担负全家生活费用,并供给我和四姐上中学读书。1942年巴老第二次回家, 住了四个多月, 我和他同睡一张大床。白天, 除上学外, 我老在外面玩, 连吃饭都要大人“捉拿归案”。巴老开玩笑说:“我给你改个名字, 不叫李国辉 (我的原名) , 叫李国飞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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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与李致(右) 图据受访者

当时,不少青年请巴老题字,我也拿了本子请他写。他用毛笔给我写了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 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 做人得做好人。”小时候,我对这几句话理解不深,最拥护的是“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因为我外祖母要我“有空就读书”。随着年龄增长才加深理解, 这四句话影响了我一生, 我还用它来教育子女和孙子辈。平常,我们家有这样一个传统:犯了错误,只要讲真话,可以从轻处罚或免于处罚。用我外孙的话,叫做“诚实了,说真话就不挨打”,尽管我从来没有打过子女。

红星新闻:据媒体报道,钱理群教授曾说,“一些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如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并不鲜见,巴金先生的“讲真话”,还能被当代多数青年理解吗?

李致:难说。讲真话,要做到这一点不太容易。现在是市场经济,有的人,如果说了真话有损他自己的利益,他不会说真话。

红星新闻:您曾说,纪念巴金先生最好方式是读他的书。在碎片化时代,文学或更加孤寂。您是否担心这会对巴金先生的作品带来冲击?

李致:我认为可能有,为啥?一是时代变了,不只是巴金,包括鲁迅,年轻人对那个时代的东西,有一定的距离。再一个,现在好多人在电脑上看小说,所以对我估计可能有点(影响)。

轻舟已过万重山

红星新闻:现在您还关注巴金女儿李小林耕耘多年的《收获》杂志吗?

李致:现在我眼睛看起来都困难了。原来李小林当《收获》主编的时候,每期都给我寄了,最近都不寄了。原来是这样,当时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全国名列前茅。我们出版社之所以搞得好,当时有一个重要原因。我们跟《收获》杂志合作。记得1982年,我们还给《收获》杂志在四川乐山开了一个笔会。当时王安忆等都还是很年轻的小姑娘。而且《收获》发表的好多作品,就在我们四川出版。

红星新闻:或许有人认为,您之所以成为知名出版家,不乏借了巴金先生之名。

李致:我是巴老的侄子,但更重要的是我是他的忠实读者。我是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成长的。我喜欢读巴老的书, 尊重他的人品。我信仰他的主张: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不是索取。巴金的侄子这个“身份”不能带来什么,是巴老的文章和人品教育了我。

我平时不太爱去说自己是巴金的侄儿。假如你写出来,你首先应该写,这是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离休干部、现为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然后你再说我跟巴金的关系。现在一些报道,首先就说巴金的侄儿什么什么。

红星新闻:您不愿意这样?

李致:当然这是个客观事实,但我不愿意把这种称谓,作为一个光环戴到我头上。比如我的出版工作搞得很好,有的人就不高兴我们搞得好,就说,李致嘛,打着巴金的名义,拿个“兜兜”,喊个叔叔伯伯,把人家的书稿拿起走了。当然这是个别人,不是所有人。我接触了很多名作家,因为我当总编辑,我要自己去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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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左)与李致 图据受访者

红星新闻:这些非议,您会介意吗?

李致:没啥难过的。香港杂志《广角镜》有个总编叫李国强,他写了一篇文章,称赞我们出版社。这中间专门有段话,说李致的出名,并不是因为巴金的关系,完全是靠我们出了好书,在全国甚至在海外都有影响。比如严文井,你晓得吧?我早就跟他接触了。有次臧克家请巴金吃饭,也把我请去了。一说,严文井才说,哦,你是巴金侄儿啊!所以我们组稿根本没有提巴金,我何必去说这个呢?

红星新闻:组稿时,靠什么打动对方呢?

李致:第一,看我们的选题;第二,看我们的作者。我们出巴金、茅盾、老舍、曹禺、艾青……的书,我们开始不懂,这个叫名牌效应;第三,看我们的装帧设计,我们的装帧设计很好。靠这些来把人打动。

比如1978年《人民文学》11期,发表了曹禺的历史剧《王昭君》。我乘飞机到北京,向曹禺提出要出版《王昭君》,他很犹豫。我随即拿出四川出版社刚印出的郭沫若、茅盾和巴金等名作家的著作,书籍的装帧设计印刷都很漂亮,他一本一本地翻看,立刻被打动了。三个月后,我们出版了《王昭君》,他十分满意,表示要和四川出版社“生死恋”。后来四川还出版了《曹禺戏剧集》。

红星新闻:八十年代早期,您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做总编辑,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等影响很大。当时出版这套书的契机是怎样的?

李致:1983年,时任中国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的张黎群,在遭到另一著名出版社婉拒后,写信给我,希望四川能出版“走向未来”丛书,我当即拍板同意。马上派出两位同志,去找当时正在江西省会南昌开会的张黎群,商讨出版事宜。这套丛书,共出版了74本,系统地介绍了国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领域的新思想、新观念,受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欢迎。改革开放30周年,《南方周末》推荐对改革开放起了重大作用的十部理论丛书,二十三位参与推荐的评论家,一致把“走向未来”丛书,名列第一。

红星新闻:诗人冯至送给您一句话:“你不是出版商,不是出版官,而是出版家。”怎么看他的评价?

李致:冯至被鲁迅称为中国第一抒情诗人,我们出版了他的《冯至诗选》。他评价四川人民出版社“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这句赞扬的话,成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决心为作者和读者服务,肩负起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任。

风雨如磐暗故园

红星新闻:您曾说,上中学时,读了巴金的小说《家》和散文《做大哥的人》,才对您父亲有所了解。

李致:他性格好得很。主要是因为我们家庭破产了,他觉得对不起大家,他自己自杀。其实巴金说了,他还是太讲面子了,如果不丢掉绅士的面子……我过去不完全理解父亲。我觉得,你死掉了,你把我的母亲和我们几个儿女留下来,我觉得太不负责任,这是我自己一个看法。我为此还和巴老辩论。巴老给我看了我父亲给他的仅存的四封信, 才接触到父亲的心灵。

红星新闻:您现在转变这个看法了吗?

李致:现在我也不赞成。他不是不热爱和留恋生活, 更不是回避矛盾、抛弃亲人。他阅读《新青年》杂志, 喜欢狄更斯的小说《大卫·高柏菲尔》, 爱听美国唱片《Sonny boy》。家庭破产, 父亲觉得对不起全家, 企图自杀, 正因他舍不得家人, 写了三次遗书又三次把它毁掉。最后一封遗书中写道:“算了吧, 如果活下去, 才是骗人呢……我死之后不用什么埋葬, 随随便便分尸也可, 或者听野兽吃也可。因为我应得之罪累及家人受此痛苦, 望从重对我的尸体加以处罚……” (这是我以后读到的) 。

自杀前二十多天, 父亲借自己的生日, 请了全家人 (包括佣人) 看戏, 以示惜别。父亲自杀当夜, 他几次来看望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

第二天早上, 全家乱成一团。我和二姐三姐四姐年幼尚小不懂事, 唯大姐痛苦不已。她拼命地喊爹爹,多次用手扳开父亲的眼睛, 希望把父亲叫醒,但这时已“呼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了。

巴老曾说:“在故乡的家里还有我们的大哥。他爱我们,我们也爱他。他是我们和那个‘家’的唯一连结。”巴老多次对我说, 他们三兄弟的共同之处, 都是愿意多为别人着想, 多付出一点。“两个哥哥对我的帮助很大, 我要帮助他们, 结果没有机会了。我可能不会被人忘记, 我希望他们两人也能被人记住。”

不尽长江滚滚来

红星新闻:您的作品,不仅记录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也记录了风云变幻的时代。

李致: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1946年至1948年,我在成都等地发表了近百篇习作。1949年,艾芜主编的《半月文艺》,发表了我的《散文诗两首》。1960年,我担任《红领巾》杂志总编时,奉命和另外两位同志合写过一篇报告文学——《毛主席的好孩子刘文学》。

1991年,我从宣传部退下来。1993年我老伴生病。无论她住院治疗,还是以后在家休养,只要她在休息、看电视或看书,都是我写作的好时机。回想起自己几十年的人生,时代几度变迁。许多难以忘怀的人和事,不时浮现在眼前,这些个人经历,也是时代的某些折射和缩影,值得记录。我没有什么“宏伟”的计划,拟定了一个总题目——“往事随笔”,写我的一生。

从1993年起,我《人民文学》等杂志报刊上发表文章。1995年,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往事》出版。后来,出版了《回顾》《昔日》《我的四爸巴金》《铭记在心的人》等作品。

2012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李致与川剧》;2013年,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李致与出版》;2014年,天地出版社为我出版了“往事随笔”系列三卷本;201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将我的作品都汇集到一起,出版了《李致文存》,共五卷六本。

红星新闻:川剧的振兴,您功不可没。

李致:1982年7月,四川省委、省政府发出“振兴川剧”号召,并成立了一个非常设机构——振兴川剧领导小组,以统筹和协调省委、省政府的有关部门共同工作。1982年底,我被调到四川省委宣传部,主管文艺和出版,兼任省振兴川剧领导小组副组长,负责振兴川剧的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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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致年轻时 图据受访者

小时候,舅妈常带我去看川剧,我只喜欢看武打。1952年,全国举行戏曲汇演,四川演出的《柳荫记》等一批川剧剧目,大受欢迎。“看了《柳荫记》,从此爱川剧”,我就属于这类人。对振兴川剧,我当然全情投入。

振兴川剧,四川提了“八字”方针,即“抢救、继承、改革、发展”,并确定了振兴川剧的目的:是要出人出戏,赢得观众,特别是要赢得青年观众。第一次川剧汇演时,我们通过省教育局,组织了上百名大学生看《巴山秀才》。开始学生们是把看川剧当成学校布置的任务,不得不去,没想到看完后非常喜欢。这一做法得到了文化部的称赞。

1985年夏,四川省川剧院应邀去西柏林的“地平线”国际艺术节演出。传统戏《白蛇传》极为轰动,一票难求。观众的热情高涨,开幕式首场演出的谢幕达十四分钟。又去了荷兰、瑞士、联邦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家巡演。所到之地都引起“川剧热”,在联邦德国法兰克福,谢幕达二十分钟。各地报刊发表了很多好评。

1987年5月,应日本文化财团的邀请,省川剧院再到日本演出《白蛇传》,共演出二十四场,仅在东京十天就演了十八场,效果极好。1990年5月,新都县芙蓉花川剧团的《芙蓉花仙》,又被邀请到日本演出,总计观众六万人次。

赴欧和赴日的演出,扩大了川剧在海外的影响。无论是晋京演出,还是这几次出国演出,省委宣传部都指定我任团长。我也借此与川剧人交朋友,为他们服务。

1991年,我从宣传部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但我依然与川剧界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他们还当我是“领导”,更当我是朋友,不少剧团请我去看戏。我也表示终生为川剧鼓与呼。

红星新闻记者|彭莉

编辑|段雪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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