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天看你们《成都商报》。”和记者交流的第一句话，著名作家、出版家李致如是说。
3月17日，满城燥热，李致家中却清凉安静。
93岁的他，满头鹤发、精神矍铄，戴着黑框眼镜，烟灰色衬衫上套着西服背心、羽绒坎肩，一口地道的成都方言，中气十足。
他和气地招呼记者到桌前坐下，桌上，茶书俱净。
一只黑白相间的胖猫悠闲自得地走过，李致露出笑容，“它没得名字，就叫猫咪。”
忆起四爸巴金，忆起自己任职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四川省文联主席期间的往事，李致记忆清晰、条理分明。
1929年，李致出生。彼时的中国，风雨如晦。在四川成都，李家——这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正面临着摇摇欲坠的命运。
巴金代表作《家》里的高觉新的原型，正是李致的父亲李尧枚。李致一岁多时，父亲自杀。
“我过去不完全理解父亲。”李致坦言。及至上了中学，读了巴金的小说《家》和散文《做大哥的人》，才对父亲有所了解。
“我平时不太爱去说自己是巴金的侄儿。我不愿意把这种称谓，作为一个光环戴到我头上。”他援引一位媒体人的话，“‘李致的出名，并不是因为巴金的关系。’完全是靠我们出了好书，在全国甚至在海外都有影响。”
诗人冯至对他说，“你不是出版商，不是出版官，而是出版家。”这句话，他记忆犹新。
四爸巴金是他心目中的“快乐王子”——在英国作家王尔德的笔下，“快乐王子”总是牺牲自己帮助别人。他认为，巴金正是这样的人，“我信仰巴金的主张：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非索取。”
李致 彭莉摄
一片冰心在玉壶
红星新闻：您十一岁前，没见过四爸巴金。十一岁时初见他，和想象中的巴金差别大吗？
李致：一九二三年, 巴老与他的三哥离开成都去南京读书。在阔别家乡十八年后, 一九四一年巴老首次回成都。当时, 原来的大家庭已经崩溃；加上日本侵略中国, 在天津的三爸无法给成都老家寄钱, 生活十分困难, 我继祖母和母亲各自带子女回娘家居住。巴老回来, 住在我们这个小家里。我十一岁，对巴老的印象不深, 记得他常带我几个姐姐看电影, 说我看不懂, 给我钱买邮票, 我从小喜欢集邮。
从小，我是“过继”给巴金的。我分析，我母亲生了一个哥哥，但4岁左右因病去世。后来生了四个姐姐和我，怕带不活，便把我“过继”给四爸巴金。因此，我叫巴金“爹爹”。巴老对我, 更多的是身教。巴老一生的信念: 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
红星新闻：您多次提到，1942年，巴金先生第二次回成都给您写的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多年过去，为什么对这几句话记忆犹新？
李致：从巴老1942年回成都起，他开始担负全家生活费用，并供给我和四姐上中学读书。1942年巴老第二次回家, 住了四个多月, 我和他同睡一张大床。白天, 除上学外, 我老在外面玩, 连吃饭都要大人“捉拿归案”。巴老开玩笑说:“我给你改个名字, 不叫李国辉 （我的原名） , 叫李国飞好了。”
巴金与李致（右） 图据受访者
当时，不少青年请巴老题字，我也拿了本子请他写。他用毛笔给我写了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 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 做人得做好人。”小时候，我对这几句话理解不深，最拥护的是“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因为我外祖母要我“有空就读书”。随着年龄增长才加深理解, 这四句话影响了我一生, 我还用它来教育子女和孙子辈。平常，我们家有这样一个传统：犯了错误，只要讲真话，可以从轻处罚或免于处罚。用我外孙的话，叫做“诚实了，说真话就不挨打”，尽管我从来没有打过子女。
红星新闻：据媒体报道，钱理群教授曾说，“一些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如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并不鲜见，巴金先生的“讲真话”，还能被当代多数青年理解吗？
李致：难说。讲真话，要做到这一点不太容易。现在是市场经济，有的人，如果说了真话有损他自己的利益，他不会说真话。
红星新闻：您曾说，纪念巴金先生最好方式是读他的书。在碎片化时代，文学或更加孤寂。您是否担心这会对巴金先生的作品带来冲击？
李致：我认为可能有，为啥？一是时代变了，不只是巴金，包括鲁迅，年轻人对那个时代的东西，有一定的距离。再一个，现在好多人在电脑上看小说，所以对我估计可能有点（影响）。
轻舟已过万重山
红星新闻：现在您还关注巴金女儿李小林耕耘多年的《收获》杂志吗？
李致：现在我眼睛看起来都困难了。原来李小林当《收获》主编的时候，每期都给我寄了，最近都不寄了。原来是这样，当时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全国名列前茅。我们出版社之所以搞得好，当时有一个重要原因。我们跟《收获》杂志合作。记得1982年，我们还给《收获》杂志在四川乐山开了一个笔会。当时王安忆等都还是很年轻的小姑娘。而且《收获》发表的好多作品，就在我们四川出版。
红星新闻：或许有人认为，您之所以成为知名出版家，不乏借了巴金先生之名。
李致：我是巴老的侄子，但更重要的是我是他的忠实读者。我是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成长的。我喜欢读巴老的书, 尊重他的人品。我信仰他的主张：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不是索取。巴金的侄子这个“身份”不能带来什么，是巴老的文章和人品教育了我。
我平时不太爱去说自己是巴金的侄儿。假如你写出来，你首先应该写，这是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离休干部、现为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然后你再说我跟巴金的关系。现在一些报道，首先就说巴金的侄儿什么什么。
红星新闻：您不愿意这样？
李致：当然这是个客观事实，但我不愿意把这种称谓，作为一个光环戴到我头上。比如我的出版工作搞得很好，有的人就不高兴我们搞得好，就说，李致嘛，打着巴金的名义，拿个“兜兜”，喊个叔叔伯伯，把人家的书稿拿起走了。当然这是个别人，不是所有人。我接触了很多名作家，因为我当总编辑，我要自己去组稿。
巴金（左）与李致 图据受访者
红星新闻：这些非议，您会介意吗？
李致：没啥难过的。香港杂志《广角镜》有个总编叫李国强，他写了一篇文章，称赞我们出版社。这中间专门有段话，说李致的出名，并不是因为巴金的关系，完全是靠我们出了好书，在全国甚至在海外都有影响。比如严文井，你晓得吧？我早就跟他接触了。有次臧克家请巴金吃饭，也把我请去了。一说，严文井才说，哦，你是巴金侄儿啊！所以我们组稿根本没有提巴金，我何必去说这个呢？
红星新闻：组稿时，靠什么打动对方呢？
李致：第一，看我们的选题；第二，看我们的作者。我们出巴金、茅盾、老舍、曹禺、艾青……的书，我们开始不懂，这个叫名牌效应；第三，看我们的装帧设计，我们的装帧设计很好。靠这些来把人打动。
比如1978年《人民文学》11期，发表了曹禺的历史剧《王昭君》。我乘飞机到北京，向曹禺提出要出版《王昭君》，他很犹豫。我随即拿出四川出版社刚印出的郭沫若、茅盾和巴金等名作家的著作，书籍的装帧设计印刷都很漂亮，他一本一本地翻看，立刻被打动了。三个月后，我们出版了《王昭君》，他十分满意，表示要和四川出版社“生死恋”。后来四川还出版了《曹禺戏剧集》。
红星新闻：八十年代早期，您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做总编辑，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等影响很大。当时出版这套书的契机是怎样的？
李致：1983年，时任中国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的张黎群，在遭到另一著名出版社婉拒后，写信给我，希望四川能出版“走向未来”丛书，我当即拍板同意。马上派出两位同志，去找当时正在江西省会南昌开会的张黎群，商讨出版事宜。这套丛书，共出版了74本，系统地介绍了国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领域的新思想、新观念，受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欢迎。改革开放30周年，《南方周末》推荐对改革开放起了重大作用的十部理论丛书，二十三位参与推荐的评论家，一致把“走向未来”丛书，名列第一。
红星新闻：诗人冯至送给您一句话：“你不是出版商，不是出版官，而是出版家。”怎么看他的评价？
李致：冯至被鲁迅称为中国第一抒情诗人，我们出版了他的《冯至诗选》。他评价四川人民出版社“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这句赞扬的话，成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决心为作者和读者服务，肩负起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任。
风雨如磐暗故园
红星新闻：您曾说，上中学时，读了巴金的小说《家》和散文《做大哥的人》，才对您父亲有所了解。
李致：他性格好得很。主要是因为我们家庭破产了，他觉得对不起大家，他自己自杀。其实巴金说了，他还是太讲面子了，如果不丢掉绅士的面子……我过去不完全理解父亲。我觉得，你死掉了，你把我的母亲和我们几个儿女留下来，我觉得太不负责任，这是我自己一个看法。我为此还和巴老辩论。巴老给我看了我父亲给他的仅存的四封信, 才接触到父亲的心灵。
红星新闻：您现在转变这个看法了吗？
李致：现在我也不赞成。他不是不热爱和留恋生活, 更不是回避矛盾、抛弃亲人。他阅读《新青年》杂志, 喜欢狄更斯的小说《大卫·高柏菲尔》, 爱听美国唱片《Sonny boy》。家庭破产, 父亲觉得对不起全家, 企图自杀, 正因他舍不得家人, 写了三次遗书又三次把它毁掉。最后一封遗书中写道:“算了吧, 如果活下去, 才是骗人呢……我死之后不用什么埋葬, 随随便便分尸也可, 或者听野兽吃也可。因为我应得之罪累及家人受此痛苦, 望从重对我的尸体加以处罚……” （这是我以后读到的） 。
自杀前二十多天, 父亲借自己的生日, 请了全家人 （包括佣人） 看戏, 以示惜别。父亲自杀当夜, 他几次来看望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
第二天早上, 全家乱成一团。我和二姐三姐四姐年幼尚小不懂事, 唯大姐痛苦不已。她拼命地喊爹爹，多次用手扳开父亲的眼睛, 希望把父亲叫醒，但这时已“呼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了。
巴老曾说：“在故乡的家里还有我们的大哥。他爱我们，我们也爱他。他是我们和那个‘家’的唯一连结。”巴老多次对我说, 他们三兄弟的共同之处, 都是愿意多为别人着想, 多付出一点。“两个哥哥对我的帮助很大, 我要帮助他们, 结果没有机会了。我可能不会被人忘记, 我希望他们两人也能被人记住。”
不尽长江滚滚来
红星新闻：您的作品，不仅记录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也记录了风云变幻的时代。
李致：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1946年至1948年，我在成都等地发表了近百篇习作。1949年，艾芜主编的《半月文艺》，发表了我的《散文诗两首》。1960年，我担任《红领巾》杂志总编时，奉命和另外两位同志合写过一篇报告文学——《毛主席的好孩子刘文学》。
1991年，我从宣传部退下来。1993年我老伴生病。无论她住院治疗，还是以后在家休养，只要她在休息、看电视或看书，都是我写作的好时机。回想起自己几十年的人生，时代几度变迁。许多难以忘怀的人和事，不时浮现在眼前，这些个人经历，也是时代的某些折射和缩影，值得记录。我没有什么“宏伟”的计划，拟定了一个总题目——“往事随笔”，写我的一生。
从1993年起，我《人民文学》等杂志报刊上发表文章。1995年，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往事》出版。后来，出版了《回顾》《昔日》《我的四爸巴金》《铭记在心的人》等作品。
2012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李致与川剧》；2013年，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李致与出版》；2014年，天地出版社为我出版了“往事随笔”系列三卷本；201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将我的作品都汇集到一起，出版了《李致文存》，共五卷六本。
红星新闻：川剧的振兴，您功不可没。
李致：1982年7月，四川省委、省政府发出“振兴川剧”号召，并成立了一个非常设机构——振兴川剧领导小组，以统筹和协调省委、省政府的有关部门共同工作。1982年底，我被调到四川省委宣传部，主管文艺和出版，兼任省振兴川剧领导小组副组长，负责振兴川剧的日常工作。
李致年轻时 图据受访者
小时候，舅妈常带我去看川剧，我只喜欢看武打。1952年，全国举行戏曲汇演，四川演出的《柳荫记》等一批川剧剧目，大受欢迎。“看了《柳荫记》，从此爱川剧”，我就属于这类人。对振兴川剧，我当然全情投入。
振兴川剧，四川提了“八字”方针，即“抢救、继承、改革、发展”，并确定了振兴川剧的目的：是要出人出戏，赢得观众，特别是要赢得青年观众。第一次川剧汇演时，我们通过省教育局，组织了上百名大学生看《巴山秀才》。开始学生们是把看川剧当成学校布置的任务，不得不去，没想到看完后非常喜欢。这一做法得到了文化部的称赞。
1985年夏，四川省川剧院应邀去西柏林的“地平线”国际艺术节演出。传统戏《白蛇传》极为轰动，一票难求。观众的热情高涨，开幕式首场演出的谢幕达十四分钟。又去了荷兰、瑞士、联邦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家巡演。所到之地都引起“川剧热”，在联邦德国法兰克福，谢幕达二十分钟。各地报刊发表了很多好评。
1987年5月，应日本文化财团的邀请，省川剧院再到日本演出《白蛇传》，共演出二十四场，仅在东京十天就演了十八场，效果极好。1990年5月，新都县芙蓉花川剧团的《芙蓉花仙》，又被邀请到日本演出，总计观众六万人次。
赴欧和赴日的演出，扩大了川剧在海外的影响。无论是晋京演出，还是这几次出国演出，省委宣传部都指定我任团长。我也借此与川剧人交朋友，为他们服务。
1991年，我从宣传部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但我依然与川剧界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他们还当我是“领导”，更当我是朋友，不少剧团请我去看戏。我也表示终生为川剧鼓与呼。
红星新闻记者｜彭莉
编辑｜段雪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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