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两千年易学发展史上的两派六宗皆有微词，提出只有《周易·大象传》体现了易学的真精神。笔者对于纪晓岚此一见解可以说佩服万分。从易学的发生源头说，《周易》是一部占筮之书，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周人随着理性的张扬，已经超越了占筮的局限，将它升华为一种关于境遇与境界的智慧。然而对于此点，后世只有极少数的思想家才领悟到。
在《易》学史上一直有两个传统，一个是筮占的神秘传统；一个是演德的人文传统。筮占的神秘传统本是殷人的传统，而演德的人文传统则是由周人开创的。
《吕氏春秋·勿躬》说巫咸作筮，巫咸为商王太戊（约公元前十六世纪）之臣，这意味至少在商代筮法已然存在。上一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政烺先生破译甲骨文、金文中所见奇字，发现这些奇字乃是一种数字卦，它们分属商、周两个时代，而在商代就已经有了六爻的重卦形式。数字卦的发现支持了筮占起源于商代的传统说法。而对《史记》、《汉书》较晚提出的文王演《周易》发明重卦的说法提出了挑战。笔者十年前曾撰写《文王演〈周易〉新说》一文（发表于《哲学研究》1997年第3期），依据《易纬干凿度》所说演德者，文（王）等资料，提出文王对于《周易》的贡献乃在于演德，而不是发明重卦，文王演德之书作为人君南面之术藏于秘府。另外周人又改编殷《易》为《周易》(指卦、爻辞)作为神道设教之术而掌于卜史之官。这两种书一直是分传的，并未合在一起。因此，历史上有一个重要的事实需要体察：有秘府之《周易》，有方术之《周易》。秘府之《周易》用于演德，方术之《周易》用于占筮。
那么，秘府之《周易》是什么呢？韩宣子聘鲁所见之《易象》是也。《左传·昭公二年》记载：
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鲁昭公二年为公元前540年(当时孔子只有十二岁)，韩宣子(韩起)是晋国新执政的大臣，他代表晋侯来祝贺鲁昭公新继位，修盟通好(当时晋为盟主国)，受到特殊的礼遇，节目之一就是请他观览鲁国秘府所藏的重要典籍——《易象》与《鲁春秋》。中国人自古有宝爱故籍，尊崇先圣先贤的传统。若是自己父祖所传之典籍，奉之不啻神物。鲁国是周公的封国，鲁公室作为后裔典藏、宝爱文王、周公之书是很自然的事。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于此条下疏曰：
大史氏之官职掌书籍，必有藏书之处若今之秘阁也。观书于大史氏者，……就其所司之处观其书也。……鲁国宝文王之书，遵周公之典。……文王、周公能制此典，因见此书而追叹周德。
又说：
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由文王有圣德，能作《易象》故也。
他说周人所以能得天下，是由于文王有圣德，能作《易象》的缘故。问题在于，文王所作的《易象》究竟是一部什么书？韩宣子的赞叹颇堪玩味：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我们可以把韩宣子的话作这样的理解：《易象》一书堪称修德的典范和立国的纲领，此书由文王创制，而由周公完成。周文王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以地方不过百里的小邦周要战胜统治天下的大邦殷，唯以阴修德行善(《史纪"周本纪》)，争取与国为国策。羑里为殷地，文王被囚于此，会了解到殷人的蓍占之术，文王对之加以损益改造，其用心并不在于把它当作打发寂寞无聊的玩艺儿，而是为日后以周代殷作一种思想理论的准备，因而作《易象》。
这是一部以卦象形式设定不同的处境来建立道德原则的。实际上，《易象》是文王、周公用以教导周贵族如何王天下的统治方略，是人君南面之术，向来藏之秘府，并不传布于民间，一般人极难见到。当初，周公受封于鲁，因其辅相成王，使世子伯禽代就封于鲁。伯禽就封国时，备物典策(《春秋左传·定公四年》)，韩宣子所见《易象》很可能是当时周室典藏的副本。而周室所典藏的书籍在骊戎之难已失，所以韩宣子说：周礼尽在鲁矣!
孔子生于鲁国，并曾相鲁，他以述周公之训为职志，应该亲眼看到大史氏所藏之《易象》。孔子说：五十以学《易》，则可以无大过矣。又说：不占而已矣。应该是就《易象》说的。以往学者对孔子与《易》的关系有过许多讨论，但都没能解释学《易》与无大过之间的必然联系，而从本文观点看，这个问题是简单明了的：因为《易象》是演德之书，不是筮占之书，如果懂得在不同境遇下如何修德，当然也就会无大过。长沙马王堆帛书本《周易·要》有这样的内容：子贡问孔子夫子亦信其筮乎?孔子回答：我观其德义耳。史巫之筮，乡（向）之而未也。孔子研习《易》理，走的是文王、周公演德的路线。荀子讲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篇》)这种不占之《易》乃是儒家之《易》的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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