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仕忠（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母亲近年来身体愈见衰弱，先前还只是步履蹒跚，去年（2007年）以来，独立行走也变得困难了。好几次住院，医生都认为没有希望了，但只要回到家里，乡下安静的环境、熟悉的感觉，总能让母亲化危为安。大约是母亲早已与这片生活了近八十年的土地血脉相连，所以总能从中汲取力量，支撑着她那坚强的生命。
但每一次住院之后的恢复，都变得更加缓慢。临近旧历年关，母亲又一次住院了，病势来得更凶。可是我远在广州，不能在旁侍候，都是我的姐姐在尽着孝心。原定五号回家，但内子提醒我尽早回去，所以提前了一日。在机场，我给姐姐打电话，姐姐说母亲在凌晨三时从医院回到了家，做医生退休的大表哥在看护着他唯一的姑姑。我赶回家，最快也得在黄昏时候，表哥说，有他在，没问题的，要是熬过了今天，说不定又会好起来的。我只能祈盼着故土的气息，再一次让母亲得到力量，驱逐病魔，化险为夷。
在赴机场的路上，想着母亲的事，一些往事浮现在眼前，但更多的是模糊的影子。
最先跳出的，是我曾经无数次在梦中重温过的，每一次在寂寞孤独的时候，每一次疲惫之极时，总会响起的声音：
这阿大今早真当吃力了，闲辰光（平时）不是这样的……
仿佛母亲又抱着我，她的温暖的手又一次轻轻抚摸我的头，这般轻声地自语，而我于是便放松地沉沉睡去。
本文作者黄仕忠与父母，摄于1996年。
那时我五、六岁，或者是七、八岁，可以想见，那是一个男孩子精力无比旺盛、最折磨大人的年纪。那天黄昏时分，我在外面与小伙伴跑呀跳地玩了一天，回到家，累极了，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我像蜘蛛一样挂在母亲的身上，母亲拍拍我的背，轻轻摇着，说着这样的话，我顿时感到无比地轻松，很快进入了梦乡。
作为飘泊在外的游子，每一次想念家乡，遇到挫折而感到无助，冀望有所依靠时，心中总是闪现出这个镜头。
还有一个难忘的镜头，是母亲生气要揍我们，我和哥哥两个人躲在邻家的“猪头间”（养猪的草屋），直到从栏门后战兢兢地看着母亲扛着锄头，急匆匆地快步走过，她要赶着生产队的上工时间下地去。
差点挨揍的原因，是我和哥哥为不知什么事情吵了起来，两人互不相让。那是中饭时，母亲上午下地，中午赶回家给我们做饭，饭后还得再去劳动。我与大我三岁的哥哥像两只小狗般撕咬得难解难分，终于让忙碌的母亲无法忍受，抓起鸡毛掸子，做出一副要施加暴力的样子，吓得我和哥哥顿时忘记为什么争吵，一起夺路而逃，躲在全水家的猪栏草屋里，相互搂着，紧张中又有些躲过一劫的那种兴奋。
当我自己也做了父亲后，看着有时顽皮的儿子，总想，不知那时母亲心里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
作为家里的老小（最小），我其实并没有亲身深切体会过母亲为我们四姐弟所做的事情，也无法体会母亲年轻时的心情。只能从母亲偶尔说到的一鳞半爪，再作揣想。
母亲曾多次向我说起的，是我出生后不久的一件事。那是1960年的冬天，母亲生我刚满月，队长让母亲到集体食堂去筛米，答应一上午可给二两米，我母亲就去了。可是，忙碌了一个上午，等到筛完米再去食堂，粥已盛完，食堂也已关门。母亲饿得头晕眼花，可拿着仅有的二两米，没法煮粥，煮了也不知得什么时候……
每当母亲说到这里，总忍不住有些哽咽。这大约是与我相关的事情中，令母亲最感心酸的一桩。如果不是那么刻骨铭心的苦楚，也不会让母亲直到衰年犹念念不忘。这不禁让人遥想发生“自然灾害”的那三年岁月中，我的父辈亲人所经受的苦难。
我是家中的幸运儿。据母亲说，我那时特别能吃，一岁就能吃一茶杯米糊，但因为年小，总体所需不算多。而大我三岁的哥哥，在他最需要营养的时候，却无法得到满足。我很快长得和哥哥一样高，少年时我个头就超过了哥哥。我们俩总是一起捉鱼、讨世界（闯祸），配合默契，但可能是因为我的个头更高的缘故，我从来不叫他哥，只叫昵称，即叠用他名字最后一个字。
母亲对我说，小时候请算命先生给我算过命，说是“塘小鱼大”，在家里是养勿牢的，要到外头大地方才养得住，越远越好。我后来到了杭州，又到了岭南，父母都没有阻拦。当然，那时候即使他们有意见，其实也是不能影响我了。而事实是由于父母对我的厚爱，他们从来没有干涉过我的选择。因为他们的宽容，才给了我无拘无束、有忧虑而无担子的童年与少年，直到十八岁那年考上大学，离开家乡，赴杭州读书，又放弃杭大教职而远至岭南。
因为家中我最小，从有记忆开始，我都是围着母亲转。姐姐和哥哥跟爸爸下地去，我则是在家里帮忙。通常是“烧镬坎”，也就是在灶后添柴火的伙头军，或者是帮助摘毛豆、剪螺蛳之类。我们娘俩在一起时，母亲会讲各种各样的事情，例如以前看过的旧戏中的人物与故事，特别是那些做媳妇的女性故事，那些为儿女含辛茹苦的母亲的各种酸楚故事。现在想来，我做《琵琶记》研究，关注古代文学中那些为丈夫做出奉献的女性，说不定就有母亲小时候给我埋下的种子。
母亲的话语中，有丰富的词汇，还有各种格言，而且用得很准确，常常语含幽默，或是婉转而带有机锋，不是正面说出结论，而是启发式的，或者用反语诱导，用肯定的语气将荒谬之处加以夸饰，于是令人会心一笑，轻松愉快。当然，这种表达方式，也是父亲很拿手的。回想起来，父母这种不经意间的机趣表达在潜移默化中带给我们姐弟的教益很多。
母亲虽然生长在小山村，但她是家中唯一的女孩，外公的掌上明珠。族中办有私塾，母亲是当时很少有的曾读过几年书的女孩子。哥哥们还带她见了很多世面，母亲做姑娘时就跟哥哥到过杭州和上海。而所有这些，也都化为母亲给予我的养分。
外公把女儿嫁给我的父亲，似乎也与父亲读过几年书有关。
父亲是家中长子。我母亲先是生了两个女儿，然后才有了哥哥和我。我一直为家中有姐姐和哥哥高兴，以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小时候常听到长辈夸奖我的姐姐长得出挑，聪明识礼，又懂事勤快，能知父母的心，总觉得比表扬我自己还开心。我也常听隔壁堂爷爷夸说：“养小人（小孩），就该像你家，个个都像样。”这当然也令母亲深感自豪。
但去年陪母亲时，母亲说到，当初就因为生了两个女儿，奶奶有些不高兴。二婶第一胎就是男孩，所以奶奶似乎偏爱我的堂兄更多一些。而且奶奶还说：“那么多女儿，又没什么用，不如送给人家。”这在当时是很平常的事情。梓园岭有一人家，家境颇好，唯缺女儿，我二姐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人见人爱，所以他们家指定要抱养我的二姐。母亲不敢说什么，只能偷偷掉泪。好在问父亲时，父亲只扔了一句话：“水灿外公都养得起，我会养勿起么！”水灿外公是村中的赤贫人家，养了四个女儿，也没送给别人。母亲这才放下心，像是把女儿给捡了回来似的。四十余年后，母亲说到这事，眼中犹有泪水，心中则有余悸，仿佛惊魂未定。
晚年的母亲，有明显的抑郁倾向，凡事均要担心，常常晚上惊醒，想到各种事情，难以入睡。一些平平常常的事情，也会让她担惊受怕。此中也许有遗传的因素，但更多的应是生活压力所致。
我小时候稍稍懂事起，就经常见到母亲在忧愁。特别是早稻未熟、青黄不接、家无宿米的时候。母亲说，她总是在半夜里突然跌醒，不知道明早的米在何处。甚至在后来衣食无忧时，也常在噩梦中惊觉，一身大汗。
但在我无忧的童年中，日子似乎过得并无什么不妥。生产队总是在快要断粮时，给每家分上几斤稻谷。我幼小的年纪，不能明白这总是处在将断未断的境地中，会让一家主妇承担多大的心理压力。而这种压力，似乎在母亲出嫁后的二十多年中，一直未曾间断。
想想也是，山村人家，要把四个孩子养大，谈何容易。孩子年幼时，旁人在等着看笑话，看你怎么把孩子养大。孩子养大了，又在冷眼看你把女儿嫁给什么人家，在看你如何用一间楼屋为两个儿子娶来媳妇，看你如何造得起新屋。所以，让她忧心的事儿，也几乎是无穷无尽的。
母亲并不好胜，但她也不愿输给别人。我只知道在生产队时期，母亲一年要养肥七八头猪。不管晴雨风雪，母亲都不曾放过每个能挣工分的机会，所以她每年的出勤工分从不会少于任何一个女社员。养蚕、采茶、耘田、割稻、晒谷、掘地、斫柴、挑肥、担泥，凡是女社员所做的活，她都不落后。而在我与哥哥还不能承担起挑担等重活时，是她与大姐两人抬着沉重的猪粪和料水。在当时，养猪出售给镇上的毛猪收购站，可得些现金，还可为生产队换回若干化肥票，这又可以折算成若干粮食补贴，猪栏里的肥料挑到生产队的地里，又是另一份收益，这些与挣工分一样重要。母亲必须精打细算，利用好每一个机会，才能在年终时为家中换来够一家吃的粮食。
试想想，工分不少挣，每天还要烧饭、喂猪、养鸡、洗衣、缝补，难怪母亲总是说：“日日都像打仗一样！”
此外，则是努力备好一家六口的衣物。母亲和我的两个姐姐一起织棉衫，织袜子，纳鞋底，缝布鞋，编草帽。小的孩子穿大孩子穿剩下的衣服，改父亲旧衣给儿子。一年忙碌，未有尽头。压力也无穷无尽，让人喘不过气来。
母亲首先是安排好父亲的，然后是儿女们的，唯有她自己除外。想方设法地节约，尽可能地自力更生，满足最低的生存要求，这便是那时母亲的全部工作。
长年的操劳、粗劣的饮食还有繁重的劳作，给母亲的身体带来了诸多的损害。特别是有一次上二楼取物，因为家里没钱装楼梯，只能用梯子上下，母亲心急之中不小心踩空，摔了下来，脊椎受伤，又未能得到合适的治疗，也没有时间休养，这更是严重地伤害了她的身体，所以年过花甲之后，母亲的健康便明显不如常人，腰弯得厉害，又压迫到心脏。
然而，她要操劳的事情并没有结束。那是九十年代初期，我虽然博士毕业已数年，并且在一所重点大学里谋得了副教授职位，但当时月薪也就三百余元，那也是高校教师最困难的岁月。父母深为忧虑，担心我在广州的生活，担心我如何能够养儿育女。而我读书十余年，未能回馈给家里一分钱。记得1992年的一天，接到父亲信，说是准备用田地所得，再寄点钱来给我作补贴。那天晚上，读完信，想着年迈的父母，我泪如雨下。我向来不以钱财为意，当时工资虽不多，但自以为喝点稀饭总是够的，反正我是连大排档也不去的，不意乡下老父母犹得为身为大学副教授的儿子寄钱。我自身虽犹自可，怎奈双亲何！想到这些，我不由得失声痛哭，黯然神伤！
……
因为南方数省的雪灾，年前的航班难以准时起飞，一再晚点。预定十二点起飞的班机，被推迟到了下午五点多。
我坐在机场候机室的咖啡馆里，记录以上忆念母亲的文字，以排解内心的担忧、焦虑。心中犹祈祷着奇迹的发生。
飞机终于起飞了。降落杭州，是七时四十五分。再打车回到村子，已是晚上十点一刻。姐姐刚好打来电话，问我到了何处。
一刻钟后，我回到了家。叩铁门无人应。再打姐姐电话。原来大家都围在母亲内室病榻前。
我扔下行李，扑到母亲床前。
母亲双目微闭，鼻间喂着氧气，每一次呼吸，都要张大嘴巴，发出刺耳的响声，那是大口的喘息声。
母亲一定很难受。
我轻声呼喊母亲，母亲未有反应。我轻轻抚摸着母亲的手，那粗大的指节，依然是那么熟悉，可是她已经听不见儿子的叫声。
二姐告诉我说，母亲是靠强心针撑着。她不忍看母亲痛苦的样子。母亲昨晚前半夜尚好，后半夜显见困难，医生早已放弃。于是决定回家，医院派不出车，二姐抱着母亲，大姐开着车，凌晨三点才回到家。
大姐红着眼晴，哽咽着告诉我说，直到傍晚的时候，母亲还是清醒的，能用一两个字简短作答。她已经告诉母亲，我会在傍晚时到家，所以母亲一直在等。
然后该死的大雪，延误的航班，泥泞的雪路，无情地折耗了我的时间。
然而，我为什么没想到更早一天回来呢！
我在心中忏悔。
大姐忽然高声叫唤母亲。
我这才注意到，母亲的喘息停了一下，又继续着。这样的情况，此后开始反复。
当我又一次呼唤母亲的时候，母亲显然听到了我的声音，两道眉毛几乎拧成结，忽然睁开了眼睛，认真看清了我的脸，然后放松了下来，呼吸转为平缓，平静地长睡而去。
睡着的母亲十分宁静，颜容犹如昔年，毫不见病色，嘴唇微张，似乎唇间犹有呼吸之气。
我总觉得母亲随时会醒来。就像是往年我坐在病榻旁，母亲睡着之时。
（2008年2月24日，星期日，母亲三七，大雪之中，记于日本京都河原町寓所。2021年清明前修订。）
本文原题为《我的母亲》，作者黄仕忠，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大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