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节将至时，北京街边小店上又摆出“兔儿爷”出售，可惜问津者不多。众所周知，“兔儿爷”是月宫中的玉兔在凡间的“分身”。自古月圆之时，嫦娥、吴刚、桂树、蟾蜍、玉兔这“月宫五人组”都是供文人墨客发挥想象力时缺一不可的仙物。李白在《古朗月行》中的“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不知令后人产生了多少联翩的浮想……“月宫五人组”的前面几位，都是古代神话中常谈之人、之事、之物，但对玉兔及其衍生的兔儿爷，了解的人似乎不多，值此中秋佳节之际，笔者就来说说其中的掌故。
一、兔孕：哭笑不得的荒唐事
玉兔就是白兔，而玉兔之所以神圣而珍贵，鲜为人知的一个原因是：在中国历史上，白兔其实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神品”。
据著名动物学家和文史学者夏元瑜先生考证，古代的兔子多是黄褐色，夹杂着黑色的杂毛，白色的也有，但极其稀少，直到元朝，野兔被人们普遍饲养之后，缺乏色素的纯白兔子才遍及全国，所以白兔的“普及”迄今也只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在此之前，白兔是皇家御苑、贵族花园中的宠物，普通百姓终生难得一见。
白兔跟白鹿、白雉一样，都是缺少色素的突变的结果，但因为稀少，在古代被认为是一种祥瑞，预兆着国运昌隆。如东汉《光武本纪》中记载：“建武十三年九月，日南徼外蛮夷献白兔。”魏明帝永兴三年：“大猎于西山获白兔八，京师获白兔。”唐高宗武德七年，辽州获白兔，次年汾西官员报告白兔出现，高祖还特地派人去致祭，敕建玉兔观。直到宋徽宗政和五年，泰州捉到白兔，依然要写在史书上……可见那时一只小白兔的出现是多么重大的事件。
元代以后，随着饲养技术的成熟，白兔才在人们的眼中失却了神圣的光芒，反而逐渐变成对娈童、男娼、男同性恋者的蔑称。这一称呼的由来，迄今依然存在争议，但大体上都源于一种奇怪的说法，即兔子的性别混淆不明，正如木兰辞中所言：“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明末清初，“男色”之风盛极一时，但在笔记中开始以“兔”名谓之，则多见于乾隆以后。如袁枚在《子不语》中写一个名叫胡天保的男子，暗恋上了年少科第的福建巡按，不仅每次巡按大人升堂审案，他要旁听，而且还要跟着一起上厕所，结果被巡按大人逮住，乱棍打死，死后被阴官封为“兔儿神”……此类笔记还有一些，多属嚼秽为香之类，这里就不多录了。相比之下，沈起凤在《谐铎》中的“兔孕”一文，比较有代表性，足以体现这一特殊“风俗”导致的荒诞不经。
《谐铎》
襄阳有个姓韦的，家中奢豪。他有四个小老婆，分四院以居。后来又蓄一娈童，取名粲儿，“日与粲儿坐书室调笑为乐”。而粲儿又跟韦某的小老婆之一阿紫勾搭成奸。不久，阿紫怀孕了，跟粲儿商量道：“我跟主人多年不曾接触，一旦被发现身怀六甲，恐怕只能仰药以求死耳！”粲儿说：“不必惊慌，我自有办法。”
这一天，粲儿跟韦某一起吃早饭，“甫一举箸，颦眉捧腹，忽作呕逆状”。韦某连忙问他怎么回事？粲儿说：“自蒙君雅爱，如今已怀娠者三月余矣！”韦某目瞪口呆，半晌才大笑道：“你别开玩笑了，雄鸡抱卵，牡马生驹，这可是今古未闻之事。”粲儿嗔怪道：“你有所不知，我见你人到中年依然膝下无子，便日日到海棠祠下祈祷，愿转男作女，为君延一线之祧。今果神明鉴察，早晚为君抱子，没想到你却当我是拿话哄你！”韦某大喜，赶紧安排人伺候。他在家里找了一圈，家中的婢女也好，宠姬也罢，听说粲儿怀孕之事，不是嘲笑韦某，就是觉得他疯了而不搭理他，只有在西院中“养病”的阿紫同意帮忙照顾粲儿，但开出了条件：把粲儿接到西院来，从此直到粲儿“生下”孩子，韦某不得进西院半步。韦某同意了，又去找粲儿相商，粲儿装模作样思索了一阵子说：“也好，也好。男儿生产，本来就是骇人听闻的事情，我住进西院后，一旦临盆，对外就说孩子是阿紫生的，这样也可以避免将来物议对孩子不利。”韦某拍掌称善，将粲儿移居于西院，自己遵守承诺，不进西院半步，独宿外厢。
“一夕，传言粲儿腹痛大作”，韦某连忙叫来早已被阿紫和粲儿收买的稳婆负责接生。“而呱呱一声，房内诞麟儿矣。”因为粲儿无乳，韦某就让阿紫以米汁喂之。阿紫自然是母乳喂养，屋子里虽然每天乳香喷滥，但毫无育儿经验的韦某却全无察觉。孩子偶有微恙，阿紫必令心腹婢女抱入闺中，百方调护，韦某觉得阿紫不妒，连赞其贤惠。不久后，韦某以淫欲无节而病死，粲儿与阿紫竟成夫妇，“收其遗产，迁居冠盖里，称富室焉”。
二、兔儿爷：可以亵玩的目标
粲儿与阿紫“鸠占鹊巢”，虽然与很多易仆为主的故事相类，但读起来却没有那么可恶，反而给人一种滑稽的感觉，大抵除了觉得韦某脑残之外，还有就是粲儿这样的角色，在世人的眼中只是个玩物罢了——就像“兔儿爷”一样，无论怎样的披甲戴盔，坐狮乘虎，说到底也只是一种玩具。中国百姓自古就是“多神论”者，给玩具选样儿，也要防着触犯到哪路神仙，兔子既没有毒蛇猛兽的可怖，也没有狐狸刺猬这些“家仙儿”们的诡异，性格温顺、模样温婉，便成为了可以亵玩的目标。
史料中最早的“兔儿爷”的记录，见诸纪晓岚的先人纪坤（明末学者）在《花王阁剩稿》中的记载：“京中秋节多以泥抟兔形，衣冠踞坐如人状，儿女祀拜之。”到了清代，“兔儿爷”逐渐成为“中秋节指定儿童玩具”。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中，清晰地记录了当时中秋节“兔儿爷”热卖的情形：“每届中秋，市人之巧者，用黄土抟成蟾兔之像以出售，谓之兔儿爷。有衣冠而张盖者，有甲胄而带纛旗者，有骑虎者，有默坐者。大者三尺，小者尺余。千奇百状，集聚天街月下，市而易之。”《帝京岁时纪胜笺补》中亦云：“街上及东西庙会，东安市场皆有卖泥兔者，曰‘兔儿爷’，堆金立粉，大小不同，然极为精工。乾隆年间的诗人杨米人在《都门竹枝词》中有云：“团圆果共枕头瓜，香蜡庭前敬月华。月饼高堆尖宝塔，家家都供兔儿爷。”亦是描绘此景的名诗。
《燕京岁时记》
到民国时期，此风不减反增，尤以京城为盛。一过七月十五，前门五牌楼、后门鼓楼前，西单、东四等处，到处都是兔儿爷摊子，大大小小，高高低低，摆得极为热闹，摊前簇拥着孩子们。但最集中的销售地点还是花市大街，这里零整批发，品样俱全。北京文化学者张善培先生回忆：“我年少时每逢中秋节都要随母亲到西花市大街挑选、购买兔儿爷，摊子都呈阶梯式摆满兔儿爷，最大的三尺左右，最小的一两寸。货架子上的兔儿爷一层比一层小，色彩缤纷，非常好看。”兔儿爷是由胶泥放入模子里制作的，不论大小，一律是三瓣嘴，支棱着两只长耳朵，人形兔脸，脸上描眉，油粉有红有白，身上全披绿袍或红袍，顶盔束甲，插旌旗，骑狮虎，犹如将军一般威风凛凛——目前在市场上最多见的，也正是这个造型的兔儿爷，但很少有人知道，兔儿爷最初并不是这副模样的。
常见的兔儿爷造型
据著名戏曲作家翁偶虹先生考证，最早的兔儿爷更像是一个牵线木偶：“白垩其身，人立环臂，臂有提线，牵线则双臂上下移动，形如捣药。”到了光绪年间，有两个看守太庙的旗籍差役，失名而存姓，一个叫“讷子”，一个叫“塔子”，借供职清闲之便，用太庙里的黏土，融制胶泥，仿照戏曲里的扎靠扮相，塑制成金甲红袍的兔儿爷，利市三倍，从此成为市场的“主流”。
如果说这种兔儿爷可以通称为“戏装兔儿爷”的话，那么后来还发展出过各种各样反映日常生活的兔儿爷：虽是长耳兔首，但已经完全市民化，衣服穿着，俱作时装，体态神情，酷肖生活，什么卖油的卖菜的剃头的算命的……甚至还出现了“兔儿奶奶”，跟兔儿爷的区别，是在兔首之上，塑上“两把抓”之类的妇女发型，造型也更有女性风范：什么抱小孩的洗衣服的买菜的纳鞋底子的，极尽生活情趣。孩子们最喜欢一种肘关节和下颌能活动的、俗称“吧嗒嘴”的兔儿爷，把玩起来真跟吃草的小兔子似的。
三、兔体：昔日优伶成将军
由于旧时京剧，旦角多为男扮，所以那些喜好男色者也常常以优伶为狎邪的目标，一面玩弄之，一面侮辱之，比如用“相公”甚或“兔子”之名，对他们极尽辱蔑之能事。旧社会，演员的社会地位很低，想混一碗饭吃，只能忍气吞声，在一次次“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的吟诵中，埋葬了自己所剩无多的尊严——不过，在清人吴炽昌的《客窗闲话》中，却依然可见其内心恪守的道德和信义。
《客窗闲话》
“浙人章生，在闽游幕，应台湾县之聘，司征收。”于是章生前往台湾，同事们欺负他木讷，给了他一座僻静的旧楼居住。章生年已六旬，喜欢老庄之学，倒乐得个清净，“遂启关粪除，以安卧榻于层楼之下”。半年以后，“时值中秋，天朗气清，是夜设几席于院落，樽酒盘飧，将欲独酌”，有位自称无真叟的老人来与他对饮，聊得甚是投机，从此成为好友。
当时的台湾官员喜欢酬神演剧，每次都请来数十位优伶，他们看哪位幕席得官老爷的宠，都竞相谄媚之。幕席都嬖宠那些年龄小的优伶，有位名叫亚禄的，年龄稍大一些，所以无人理会。无真叟暗中劝章生结纳亚禄，章生从之，经常送亚禄一些礼物，“禄竟与诸稚伶争胜，有过之无不及，禄感章生甚”。不久之后无真叟向章生告别，说要到西湖去终老，临别前送给章生一张绍兴酒商贩酒的“执照”（酒票），章生虽然不明究竟，但还是收下了。
不久之后，台湾爆发林爽文起义，半月之内，连克彰化、凤山等数城，章生在逃难途中被义军抓住，献俘堂下。林爽文对他一番审讯后说：“你不是本地人，定是官府中人，伪装而潜逃！”说完喝令将他拖出去斩首。
“左右应声如雷，方欲趋缚”，突然林爽文身后有位年轻而俊俏的将领闪身跪在他面前说：“大王不要错斩了好人，这位长者姓章，与我是旧识，他实乃浙江来台从事贸易的商人，因为被官军欠了钱，困守于此。”林爽文命令搜身，果然在章生身上索得一纸酒票。林爽文相信了，下令释放。章生已经吓得迷迷糊糊，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救了他，由于战乱，一时间无处可去，就暂居军营内。这一天突然听到有人喊：“亚将军来阅兵了！”卒伍皆跪迎，章生亦随跪，见骑从如云，马上坐一年少将军，戎装而妩媚，见到章生，让人将他请到营帐之内问：“章先生还记得亚禄吗？”章生这时才发现这位“亚将军”竟是旧识，不由得喜出望外。亚禄说自己跟林爽文是老朋友了，他起义后一直追随，所以上次才救下章生，“禄受先生惠，欲图报者久矣，今两遇先生，始得伸禄之愿，亦属天幸，请先生居禄帐下，觅便遣送”。之后将他送回福建，帮他彻底躲避了战火。
吴炽昌对此事感慨道：“章生之所交者，兔也，兽其体而人其心，故藉以免于大难。”话里话外，对亚禄之类的优伶依然是“非人化”……时至今日，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不断增加，人们对性取向的不同更呈现出一种包容的态度，纵使是不喜欢同性恋者，也不赞同对他们“污名化”，百年后的我们，评价一个人是人是兽，终于从“观其体”到“察其心”，这绝对是时代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