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新冠肺炎袭击中国后，韩国积极伸出援助之手。二月底，韩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激增，中国也在第一时间向韩国伸出了援助之手。两国在疫情中的表现说明，中韩两国是友好邻邦。
事实上，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交往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周朝时，箕子（殷商遗族）就在这块土地建立了箕子朝鲜，西汉时期，汉武帝在这里设立了4个郡。
918年，后高句丽的重要将领之一王建，被部下拥立为王，国号定为高丽。936年,王建消灭后百济，统一了朝鲜半岛。高丽王朝历经四百余年，直到1392年被李成桂的李氏朝鲜王朝所灭。
高丽王朝与中国的宋元明等王朝有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十三世纪初期，随着蒙古迅速崛起并逐渐统一周边各政权，蒙古与高丽王朝爆发了几十年的战争，最终双方结成了翁婿关系，即高丽的君主娶蒙古公主为妻，成为元朝的驸马，两国开始和平交往。
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次年定都大都。1273年，元世祖忽必烈册封皇后、皇太子。三月份，元廷将这一消息普告天下，不久消息也传到高丽。高丽随即派出了使团。李承休被选为书状官，记录使团到达大都的每日行程及见闻。
七年后，李承休将“大都之行”的诗文和日记整理成书，是为《动安居士集·宾王录》。这本书记载了正在修建中的大都（大都于1285年基本建成）的一些情况，比如长朝殿朝会、赐宴顺序等制度，也成为中国学者研究元史的第一手资料。
▍李承休《宾王录》书影
李承休后来成为高丽王朝中后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前几年，讲述高丽时代王权贵族之间权势斗争的热播韩剧《王在相爱》，就有李承休的身影。剧中，李承休被塑造为才华横溢且敢于言事的大学者，这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被贬后整理“北京之行”诗文
李承休（1224年至1300年），字休休，号动安居士，高丽京山府嘉利县人（今韩国庆尚北道星山郡），是朝鲜半岛高丽王朝中后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为官以敢于言事著称，由此屡次为权贵嫉恨而被罢官，又因过于忠直之故，亦长期不被君王重用。
1280年，李承休又一次因为上书言事而不幸遭贬。当时正是高丽忠烈王王昛在位时期（王昛是第一位与蒙古公主联姻的高丽国王，迎娶元世祖忽必烈的女儿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忠烈王认为李承休“忤旨”，因此将他罢归“龟洞旧隐”（《高丽史·李承休传》）。
李承休被贬后，回到旧日隐居的“龟洞”，自号之曰“容安堂”，终日与佛法做伴。大概是“谗人高张，贤士无名”的现状，使他对朝廷丧失了信心，以致屡屡自称“投梓乡看海藏，屏余事送残生”（《动安居士集·宾王录》）。
谪居之时，他钟情于文学、史学创作，对政治几乎闭口不谈。一天，在查找断简残篇时，李承休发现了以前的一些诗文和日记，那是他七年前作为书状官陪同顺安侯王琮出使元大都时所写。他脑海中再次浮现出了在大都生活的点点滴滴，也再次怀念起了自己在大都时结下生死情谊的翰林学士侯友贤。
回想起如烟往事，李承休不由感叹“两代君臣际会之期，一身出处升沈之际，宛然如昨”。感于此，李承休将这些断简残篇整理汇集起来，名之曰《宾王录》。“宾”者，“怀德而服”也，“王”，即是用来代指当时“威加海内”的元世祖忽必烈，所谓“宾王”即是自己随从顺安侯王琮觐见元世祖忽必烈的往事。李承休编成此集的目的，是要把他的传奇经历传之于后世子孙，让其后人了解到自己先祖的这一段“北京奇缘”。
至元十年（1273年），元世祖在大都册封皇后、皇太子（蒙古传统的汗位继承制是忽里台大会推举制，忽必烈后来采纳汉臣的建议，采用中原王朝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来确保汗位继承，并于1273年二月下诏立嫡长子真金为皇太子）。三月份，元廷将这一消息普告天下，不久传之高丽。
此时统治高丽的元宗王禃命爱子顺安侯王琮为贺进使，并广征国内能臣名士随行。其随行官员有“知枢密院事、御史大夫、上将军宋公松礼（宋松礼），尚书右丞李汾成，精勇将军郑仁卿，内侍户部员外廉承益，内侍保胜别将金义光，译语行首朗将金富允，指谕别将赵瑊，精勇散员池瑄，伴行使上朝千户中郎将金甫成”等人，唯独书状官一人难以选出。
所谓书状官，即是高丽、朝鲜时代出使中国使团中负责记录使团行程的官员。一般来讲，前往中国的使团被叫做朝天使团或燕行使团，其中有所谓“三使”，即正使、副使、书状官。书状官要负责记述使团每日行程及使行见闻，使行结束后，这些文件都要汇总上交国王并作为资料保存。故而，必须要有足够的学问与修养的官员才可担当此任。
高丽元宗王禃在书状官的人选上颇为头疼。据载，“上辄勅改望者至三”，即多次修改报上去的人选名单，无奈之下，都堂执事闵萱，想起前式目录事（职位名）李承休，早负大名，但位小职卑。元宗对此也颇为开明，言道“但以才举，何关职散”，便将李承休委任为书状官。当时，李承休家贫，元宗还亲自赐予其白金三斤，用以整理衣装。
忽必烈先在万寿山接见高丽使团
1273年六月初九，高丽使团从开京（现为朝鲜开城）出发，前往大都朝贺。阴历六月，正是夏日尾声。东北一带虽说气温要低于中原地区，但是夏末之时也会有风雨及高温相伴。
一路之上，使团饱受风雨。据李承休记载，“会天淫雨，跋涉淹延”。两个月的路途之中，大雨不断。使团到达东京（今辽阳）时，又为大水阻断长达八日。炎热和大雨相交，使得使团中不少人病倒。李承休也不幸染病，八日之内，只得“馆楼凄吟”，曾作词一首云：
趁日颠风吹作雨，平地成川，遮断朝天路。更说辽河那可渡，吞天浩浩银涛怒。
病客楼中生百趣，一片秋声，先入庭前树。不有知音千载顾，也应没个宽心处。
使团一行历尽千辛万苦，于八月初四抵达“中都城五里所”（中都城为金中都旧城，元代时金中都旧城还住有不少居民），元朝中书省官员欢迎了他们的到来。使团一行人下榻于一娄姓总管私邸，元朝派翰林学士侯友贤为馆伴，与他们沟通日常生活。至此，使团一行静待朝贺。
此时，除了高丽之外，其他元朝属国的使团也纷至沓来。尽管各国前来庆贺的使团早早地到达了大都，但此时元世祖正在开平（开平城，即元上都，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一带巡狩。
不久，元世祖皇后弘吉剌氏在万寿山的东便殿（万寿山原来是金中都之万宁宫湖中的琼华岛，即如今北海公园的琼华岛），召见了高丽使团，宴饮至中午。
八月二十四日，元世祖回到大都。次日，忽必烈在万寿山广寒殿的玉殿接见了高丽使团。行礼过后，宴饮开始，据李承休记载，二十五日一天的活动，“寅而始申而罢”，也就是说从寅时（凌晨三五点钟）一直到申时（下午三五点），长达十二个小时之久。
高丽使团享受特殊待遇
八月二十七日，元世祖正式接受各国使臣的朝贺，朝贺地点在万寿山东侧宫城内的长朝殿。长朝殿亦被称为大明殿，是元代皇帝“登极、正旦、寿节会朝之正衙”（《南村辍耕录·宫阙制度》）。长朝殿规模宏大，据元翰林学士侯友贤言“此殿可容一万人”（《动安居士集·宾王录》）。
当天庆贺之时，幢幡旌伞遮空蔽日，引人注目。元朝的王公大臣和外国庆贺使臣黎明而至，由阁门使依次引导至各自位置，并按序行礼致意。另外，“黄丹画地面，龙发白席为之方罫（guà，方格之意）”以别各自位置。
据李承休所见，高丽使团被安排在“班心之下”，虽然要比元朝皇室所坐位置低一些，但相比其他各国使团“俾立于最后行尾”还是要高一点，这充分地显示出了元朝对于作为元朝驸马的高丽的礼遇。
不久，元世祖携皇后一起从便殿进入长朝殿，接受朝贺，王公大臣及各国使者正式向皇帝、皇后致意。阁门使先长喝，朝贺大臣随之鞠躬，并两次拜兴。班首向前三步并复位，再行两次拜兴之礼，然后平身再搢笏（古代君臣朝见时均执笏，用以记事备忘，不用时插于腰带上）鞠躬，行三次舞蹈之礼。再跪左膝并三叩头，最后三次山呼万岁。
礼毕之后，各大臣脱去礼服，换着戎服宴饮。值得一提的是，此时，元世祖特地加恩于高丽，允许其直接以礼服宴饮，省去诸多麻烦。各朝臣再次依序坐下，宴饮正式开始。宴席也有座次安排，顺安侯王琮一行人，被安排在皇太子和诸王之后，其他各国使臣则坐于“最后行末”。此日宴饮，王公、大臣、各藩国使臣以及前前后后侍宴的宫人，总人数达七千人左右。如此规模的宴饮，极为气派。李承休在《宾王录》中记载到，宴会的规模，连当时的元人都自叹，“自兵乱以来，未有是礼。”
巧的是，第二天也就是八月二十八日，正好是元世祖的生日，各大臣及使团再次聚于长朝殿宴饮，高丽使臣盛赞元世祖对高丽的恩德，称其“淳化殷流，遍禹贡山川之外。”这一日的宴饮规模一如昨日。
二十九日，高丽使臣在镇国寺北高梁之墟的毡幕中拜见皇太子真金，顺安侯王琮与真金在毡幕内宴饮，其余官员在毡幕之外。
镇国寺在哪呢？它在如今海淀区白石桥一带。根据《析津志辑佚·河闸桥梁》记载，“庚午至元（1270）秋七月，贞懿皇后（即察必皇后）诏建此寺，其地在都城之西十里，而近有河曰高良，河之南也”。寺在高梁河南边，这也与李承休所载吻合。
至此，顺安侯王琮一行基本完成了此次出使任务，出使的前前后后由书状官李承休详细记录下来，李承休在其文集中多次称赞元朝之圣恩。这些史料皆成为后世研究元朝宫廷礼仪等内容的重要一手文献。
与中国文人诗文唱和
在目睹元廷宴饮礼仪之外，李承休也与当时元朝文人多次唱和，尤其是与元朝的翰林学士侯友贤结下了生死情谊。
李承休与侯友贤的交游始于下榻娄邸之际，身为翰林学士的侯友贤被元廷委任为馆伴，负责与高丽使团的沟通。侯友贤向李承休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五岁通五经”，号称天下神童，这也被李承休记录在《宾王录》中。在接触的不长的时间里，两人随即开始诗文唱和。
双方一则通过译官，一则通过笔谈进行交往，使本来枯燥的日子平添了很多乐趣。需要提及的是，高丽、朝鲜王朝士人及官方文书皆用汉字，但人们说的并不是汉语，而是朝鲜语，尽管朝鲜世宗时期发明了谚文，但谚文主要流行于中下层，这也造成了高丽君臣可以用汉字作诗写字，但无法准确地用汉语沟通的情况。
或许是大都城中很多人对高丽语言感到奇怪，使得高丽使团格外引人注意。侯友贤通过诗歌讲述了人们对他们的看法：
四海车书一混通，风云际会得相逢。万里路途宾上国，盈筐玉帛贺中宫。儿曹怪彼语言别，君子知公道义同。自谓无才闻见浅，荒侍耻录日华东。
李承休随之唱和：
莫怪相看语未通，知音知在一奇逢。九门导我趋天陛，五岁多君拜帝宫。人品迥将霄壤隔，交情还与弟兄同。佐明日月光天下，恩照偏加鲽海东。
在后来陪同的过程中，二人多次赋诗唱和。可以说，在元世祖未回大都的二十天里，语言不通的李承休主要的友人便是侯友贤。元世祖回大都宴请使团时，侯友贤也同时负责导引诸事，为高丽使团一行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一般来讲，朝贺结束之后，高丽使团留在元朝的时间就不多了。在完成出使使命、处理完杂事并打点行装之后，使团一般会在数日内离开。
九月初七，高丽使团的返程就提上了日程。尽管相识仅一个月有余，李承休与侯友贤便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李承休与侯友贤，姜、任两位宣使，娄总管等人（注——《宾王录》原文也未注明两位宣使及总管的全名）小酌一晚。李承休再次用以前唱和的韵即席赋诗，留别侯学士：
无限丹心一笑通，天教管鲍偶然逢。老鸟受我投华屋，幼凤多君跃紫宫。远别颇嫌夷夏隔，真交尚喜漆胶同。死生穷达曾天赋，却要侯君少指东。
九月初八，高丽使团正式踏上回程之路。侯友贤以及姜、任两位宣使前来与师团道别，他们在一起饮临行酒。据李承休记载，“歌管凄咽，停驻移时，叙别绸缪”。
席间，侯友贤不忍挚友离开，再次赋诗一首，表达了深厚的离别之意：
寒角邻鸡报五更，盈门驲骑促归程。雁飞遐塞林烟碧，马入荒坡草露清。东海待君应有望，西风送客岂无情。离愁莫尽尊中酒，更听阳关第四声。
李承休也即席答谢赋诗一首。可惜的是，由于《宾王录》在流传过程中遭受损毁，这首诗的全貌已经无法再现，这大概也是李承休留给后人的一个遗憾吧。
九月二十五日，李承休一行人到达鸭绿江边。十月初二，进入开城，彻底完成了这次出使任务，荣归故国。这次出使极大地加深了高丽与元朝的友好关系。高丽元宗对此大为满意，加封顺安侯为顺安公，李承休一行人各有封赏。这段“北京行”暂时告一段落。
第二年即1274年六月十九日，高丽元宗去世。高丽朝廷大臣派遣李承休、池瑄、别古思三人告讣于元朝，这是李承休的第二次“北京行”。可惜的是，在这次出使中，李承休没有见到翰林学士侯友贤，也没有留下相关文字。
在第二次“北京行”中，李承休还有一个重要任务：迎回世子王昛（初名王谌，1293年改为王昛）。因为他娶了忽必烈之女、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所以他一直呆在大都。当年七月，忽必烈册封王谌为高丽国王，王谌返回高丽即位为王，是为忠烈王。
数年之后，李承休因为言事而被忠烈王罢官。忠宣王即位后，多次征求李承休再度入朝。李承休最后以密直副使、监察大夫、词林学士承旨的身份致仕，于元大德四年（1300）以77岁的高龄在家中与世长辞，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高丽史·李承休传》称其“性正直，无求于世”。他的一生，也许正如他在《宾王录》的《编后偶书》中所说：
偶寻遗草更沈吟，击壤那能中正音。自笑贫家无一物，空将敝帚享千金。
补白
侯友贤是《元史》里的侯祐贤吗？
前文中提到，李承休第一次“大都行”的“馆伴使”是侯友贤，不过，在《元史》等文献中并未找到关于他的记载。《高丽史》也仅仅是提到“（李承休）日与馆伴翰林学士侯友贤唱和。友贤五岁通五经，帝征为学士，称神童。见承休诗表，心服辄诵之”。除此之外，没有更多记载。
那么，李承休是对中国友人的姓名记载有误，还是说侯友贤真是籍籍无名之人，史书上没有收录？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得芝在《读高丽李承休<宾王录>——域外元史史料札记之一》（《中华文史论丛》2008 年第2期）一文的注释中提到这样一个观点，侯友贤与《元史·礼乐志一》中记载的侯祐贤的经历非常相似。
至元六年（1340），刘秉忠奉旨拟定朝堂礼仪，他召集了十名儒生向金朝故老以及当时的大儒许衡等人学习，在这十个人中就有侯祐贤的名字。
另外，根据李承休提到的侯友贤的自述——“五岁通五经，帝征为学士，称神童”，以及李承休离开大都时，赋诗留别侯学士的小注“侯君善算命”，可以与《代侯学士干省府求山资疏》一文的注释相对应。该文的注释称：“侯学士讳祐贤，自述云：幼年以神童得幸，特旨俾就刘文贞公受皇极象数天文历法……”
两人有着类似的经历，且名字只有一字之差，或许侯友贤正是侯祐贤之误，但毕竟没有翔实的史料支撑，只能算是学者的猜测。
不管是哪种情况，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位名叫侯友贤的翰林学士算不上是影响历史的大人物，仅仅是元朝官僚体系中很普通的一位学者和官员，但他们却为两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其实，在中韩两国交往的历史中，这种现象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朝鲜王朝（1392-1910）北学派的先驱洪大容曾于1765年作为“燕行使”的一分子出使清朝，并在北京结识了江南士子严诚、潘庭筠、陆飞等人，这三人在当时均是名不见经传的科考举子，后来也只有潘庭筠在官场稍谋得一官。而洪大容却将他们引为挚友，双方多次笔谈并在回国后多次进行书信往来，后人将其交往的书信辑为《日下题襟集》，为两国交往史上的一段佳话。正是通过与这些人的交流，两国文人、官员增进了互相的理解，加深了友谊，并促进了两国的学术以及文化的发展。
陈昊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责编：姜宝君)
来源：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陈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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