艮上坤下免费算命 地水师变山地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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艮上坤下免费算命

郭宝昌,人称宝爷,今年81,自幼被卖进豪门,饱经沧桑,阅尽世情,识得众多奇人异事。

宝爷是导演,功力深厚的老前辈,执导影视剧30余部,一部《大宅门》让数代观众追了20年,2020年获第29届华鼎奖终身成就奖。

宝爷是作家,《大宅门》剧本就是他以家族故事为原型创作的,一支妙笔,写出世间沧桑与人生百态。

宝爷是票友,五岁起听戏,迷了70多年,也研究了一辈子;2017年他和李卓群编导的京剧《大宅门》,全国巡演,一票难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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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大角色》,郭宝昌著,三联书店出版

爱信不信

文 | 郭宝昌

人活七十古来稀。没错。能活到这个岁数够本儿了,活到八十岁的那就赚了。至于活到九十多,那就大赚了。只要不给别人添乱,添麻烦,活一天赚一天。 人老了,爱忆旧。因为谈未来、理想、前途、命运都不那么理直气壮了。可忆旧你得有资本,一帮老家伙凑在一起,能说得唾沫星子乱溅的,一定是那些受过苦、挨过整、遭过难、历尽坎坷的人。很多一辈子顺顺当当过来的人,很羡慕我,好些老朋友都指着我说,你小子真不白活,活得有声有色、丰富多彩,什么事都叫你赶上了。别误会,什么事都赶上了,不是说的好事,是什么苦什么罪什么难都赶上了,活得比较丰富多彩;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都赶上了,其实是活得比较光怪陆离。那些顺顺当当地活了一辈子的人,老了回头一看,这辈子七八十年没什么可说的,太一般化,觉得特没劲,可你真要让他也丰富多彩一下,他还真不干,宁可活得平平安安的。苦难是一种财富,苦难是一种以生命为代价的财富。

命中注定

人的命天注定,这话也对也不对。我与一命相大师聊过天,他说“人的命天注定”,就像做事总要先有个计划,命相就是天给你定的计划,可在实行的过程中,主客观因素都会使你的计划改变。所以不能较真。这也许就是诡辩。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北京南城有一位名气很大的命相师,是位盲人。我们那会儿都把这种人统称“算卦的”,有住家的,有游走的,有大户包月的。一九五八年以后,好像都取缔了。南城好像是在李铁拐斜街,还是杨梅竹斜街?记不清了,反正是条斜街。有个开馆的浙江人叫李阳明,这个名字让我觉得他应该是余姚人,那是明朝心学大师王阳明的故乡,是否有意借了大师之名招摇撞骗?谁知道。 我们宅门里的二姑爷“艮萝卜”,黄埔军校毕业,戎马半生,不信鬼,不信神,尤其对算命的一向嗤之以鼻。听大家都把李阳明说得天花乱坠,决定去搅和一下,倘若胡说八道,是要羞辱一番的,定要羞辱一番。 他去了,报上了“生辰八字”,李先生眨巴着失明的双眼,愣神了五分钟,艮萝卜不耐烦了,怎么了?说!李先生终于开口了:“你这个‘八字’或者是你和我开玩笑,或者你是大贵人到了。”艮萝卜二话没说,扔下八块钱走了(算命“批八字”一次八块)。他报的是共和国开国元帅朱德总司令的八字。当然后来艮萝卜依然不服,他说没什么稀奇,这些算命的早就把中国名人的“八字”倒背如流了。一九五六年夏,我隐约知道了一些我的身世之谜。在这方面母亲对我防范甚严,没人会告诉我,我把解密的希望寄托在了李阳明先生身上,瞒着母亲,偷偷跑到李铁拐斜街算了一卦。他收费分几个等级:问具体某件事儿,可抽签来解,一签三毛;看八字、讲八字八块;算流年,也就是细批你一生每一年的运程,二十块。收费标准在当时是超高的,一般收入的人绝对算不起。李先生的命馆是一个很精致的小四合院,院里花木扶疏,廊子上整齐地摆放着大小花盆,各色花卉争奇斗艳,廊檐上挂满了各式匾额,着实叫我吃了一惊,都是名人题款的赞颂之词。什么“当世诸葛”“大国师”“喻世神通”,其中有民国总统徐世昌和黎元洪送的匾额,还有很多文化名人、梨园名宿如李万春、荀慧生送的匾额,都印证了这位李瞎子不是凡人。东厢房门口旁有个煤炉子,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正在用一小砂锅熬汤。我早听说过是李先生的夫人,很文静标致的一个女人。见我来了,忙把我让进了东厢房。李先生正襟危坐在书案旁一张太师椅上,我坐到他对面,寒暄了两句以后,我说请先生批一下八字。他叫我报上八字以后,便低下头默想了一会儿,抬起头开口第一句便是:“自幼父母双亡,姑妈养大最好。”我差点儿没跳起来,再准也不能准到这种程度。他就是说姑姑,我都不会这么震惊,还偏偏说是“姑妈”。我两岁卖到郭家,一直称母亲是姑妈,还父母双亡,绝对不对了。我忙叫:“停,等等,等等,您先别说了。”他问怎么了?我立即想起了艮萝卜说的话,这位李先生早知道了我的八字,我相信我母亲一定来这里为我算过命,且事先嘱咐了李瞎子,万一此人来算命,该怎么怎么说,这是有预谋的。我毫不掩饰地说出了自己的猜忌,李先生丝毫不恼,微微一笑说:“年轻人,你不是来算命的,我很知道你们这一代年轻人是不相信命运的,从小受到的是新社会的教育,你就是想考一考我,每天那么多人算命,我要知道你的底细,全记住他们的八字,我真成神仙了。这样好不好?你愿意听,我就往下说,说得对我们交个朋友,说得不对,我分文不取,你走你的路,好吗?”我没得说了,只好说你说得实在太准了,我有点不敢信,您接着说。他操着一口浙江地方音的普通话,娓娓说道,你生下以后两次改姓移名,两岁时才有了归宿(没错,我先被卖到宣化,后又被转手,两岁卖入了郭家),姑妈养大,十二岁转运,入了富贵之家,衣食无忧(没错,我十二岁进的大宅门)。最叫我心惊胆战的是下面的话:你今年十六岁,红鸾星照命,犯桃花运,有女人。这是怎么个意思?我确实刚刚有了女友,不到一个月,没有任何人知道,偷偷地、秘密地不敢向任何人说,也不敢叫家里人知道,更不敢向母亲说。李先生这一棒子就把我打晕了,我心跳都加快了,老老实实心服口服地往下听了,我只拣重要的说。“二十四岁再转运,有牢狱之灾。”坐大牢?打死也不信(可一九六四年二十四岁的我成了“反革命”分子进入了劳改队)!“二十六岁家道中落,一贫如洗,无祖业可继承,无兄弟可帮手。”更不信,我家财万贯,怎么会无祖业可继(可一九六六年“文革”来也,真抄得我一贫如洗)?“三十八岁转运,想什么有什么。”(我三十九岁平反,拍了电影处女作《神女峰的迷雾》)“此后事业有成,财源广进,磕磕绊绊,永远也达不到你想要达到的目标。”(是我野心太大,力不能及)“六十岁,名利丰隆,事业顶峰。”(这一年我拍了电视剧《大宅门》)再往下算到六十四岁运没了,算不出来了。我问什么叫算不出来了?李先生说你的寿数没了,这么说,我只活到六十四岁就玩儿完了,李先生又说也不一定,六十四岁是你的大坎,你要熬得过去,可到八十以上,熬不过去,寿终正寝。

十六岁以前就不说了。李先生算得奇准,过去的事是骗不了人的。做梦也没想到的是此后几十年全叫他说得那么准。六十四岁那年活得累,坐屋里怕房塌,出了门怕车撞,小心翼翼地活着。六十五岁我拍电视剧《粉墨王侯》时,还是没躲过一场大灾难,一次重病险些要了我的命,总算腻腻歪歪地活过来了,没死!可以预知未来吗?如今八十了还活着,差不多也该准备后事了。生命到了尽头,再往下没得可说了。我又提了一个问题,问我父母是否双亡了?我怀疑。他说八字看不出,要我抽个签,单算一件事,抽个签三毛钱。我拿起签筒摇了七八下,终于蹦出了一只签,上面刻着一行小字,他叫我念给他听,“艮为水坎为山”。李先生略一思索说,父母尚在一位,我问可见面吗?他说可以,要七八年后。果然八年后的一九六四年,我从三姨口中得知了亲生母亲仍在世,在徐水县老家。我当时已经被打成了“反革命”,进了劳改队,无法去见母亲。又八年以后才像侦探小说一样曲曲折折见了亲生母亲一面。 信不信由您?反正我信。我就是这么过来的,我坚信自己是虔诚的唯物主义者,不信苍天,不信鬼神,我只相信自己的努力,可六十多年,我始终摆脱不了命运的阴影。

肝儿疼

电视剧《大宅门》剧本的创作过程十分坎坷,稿子四次被毁。传言甚多,在网上也被描绘得五花八门,特别是有很多文章提到了电视剧片头字幕的最后一幅衬底,画着一个人跪在大宅门前请罪,说那就是我,由于外扬了家丑,向宅门族中人请罪。 这幅衬底是我授意画家丁一先生专门创作的,其他均为丁先生随意创作,我没必要向宅门族中人请罪,也无罪可请。任何一部写人物的作品,人物大多有原型,但既成文艺作品,则作品中的人物与原型人物便脱了钩。我只向母亲认罪,那一跪只向我的母亲。我庆幸我还有勇气进行反思。自省其实也自私,以为一个忏悔就可以抹去心中的罪恶感,事实上不可能,但总比咬着牙死不认罪,或掩盖、粉饰要强一点,至少以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在写《大宅门》剧本时,我一直是带着这样沉重的心理负担进行创作的。因为母亲曾表示过,离世以后不想在人间留下任何痕迹,包括文字的、影像的,我未尊母命,此乃大不孝。上高中二年级时,我十六岁开始写《大宅门》,是写小说。那时候连“电视”俩字都没听说过,那会儿满脑子的《红楼梦》《战争与和平》《水浒传》《基督山恩仇记》,我想我也能写出这样的一部小说,绝不比他们差。母亲发现我天天熬夜写东西,哪有那么多作业好写?问我天天点灯熬油的整宿不睡,写什么?我说作业多,母亲以为我很用功。可高二时,我五门功课不及格,蹲班了,母亲怀疑了,那么用功怎么会蹲班?有一天放学回家,母亲脸色很不好,指着我的小说手稿问,你在写什么?我说小说。母亲说,你胡写什么?什么老爷太太小姐,抱狗的丫头。我急了,您怎么能偷看我的东西?“偷看”俩字,惹怒了母亲,偷看?母亲看儿子东西,叫偷看?我说不经我允许,您不能看。母亲更怒了,我就不许你写。我说写小说怎么了?母亲说,你胡写就不行,你把它都烧了。母亲从未向我发过怒,我不再吭声。没想到第二天回来,发现手稿不见了,是不是烧了我没看见,但我不再写了。当时还没有什么创作思想之类,原则上倾向于批判现实主义。文风上崇尚曹雪芹和雨果,尤其崇尚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受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和曹禺《北京人》影响很大,把老爷子写成了封建势力的代表,暴虐、残忍、流氓、恶棍,把母亲写成了封建制度的牺牲品,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妇女形象。那时母亲已是宅门中的掌门人,是不愿意触及少年那段历史的,大概觉得不光彩,门第、出身、地位在充满市侩势力的家族中是很残酷的。这件事在我后来的创作中形成了心理上一个巨大的负担。这是一件母亲十分忌讳和反对的大逆不道的事,也成了我的一块心病。可创作的欲望始终使我无法住手。 上大学以后我又动笔了,因为我把宅门的故事向我的恩师田风教授讲过很多,老师觉得是太好的素材了,叫我写成电影剧本。所以第二稿写的是电影文学剧本,只在学院写,是完全背着我母亲的,那时满脑子都是阶级斗争,揭露资产阶级丑恶的剥削本质,充满戾气。有关母亲的过往,这一稿中是没有的。其实我内心中的矛盾极其复杂,我不想也不愿意违背母命,我必须面对母亲的内心感受,避开这条故事线,我心中还是轻松解脱的。一九六四年运动来了,我成了“反革命”,并被勒令交出《大宅门》的手稿,并最终落实在我的定案罪行中,“为反动资本家树碑立传”。一九七九年落实政策时,我要求退回我的手稿,人事干部翻遍一麻袋档案材料,说没有。 一九七〇年在干校,我写第三稿,夜里偷偷地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写。还戴着“反革命”帽子的我,写这样的东西是新的罪行。这一稿其实是素材整理,把所有素材写成一个个的小故事,连顺序都没有,想到哪儿写到哪儿,一年多差不多写了厚厚的一个笔记本。运动又来了,我又被揪斗,一旦被查出素材稿就是知罪犯罪,于是把笔记本趁人不备扔火膛里烧了。一九七三年到了广西不予转正,属于监管使用。我没有拍片子的权利,我又写起了小说。有了家用不着偷偷摸摸的了,每写一章偷偷地在几个哥们儿中传看。长期积郁的怨恨早已耗没了,信仰也破碎了,充满了哀怨、灰败之气。几个朋友隔个把月看一章,看得兴起,等不及一章写完就要看。但只要写到母亲,我总是别别扭扭,欲进还退,怎么写都心虚。这种沉重的心理负担,严重地影响着我的创作,可我摆脱不掉。母亲的话,总在耳边响:“我就不许你胡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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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大宅门》片头

直到一九八〇年,写了有十几万字了,与妻子分居一年后闹离婚。法庭上分家时我什么都没要,净身出户,只要小说手稿,前妻说烧了。从十六岁到四十岁,多少年?二十四年。写了四稿,一字都没留下。我心灰意冷,彻底地失去了激情。先放一放。由于平反了恢复了工作,我要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从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九五年的二十年间,我没休息过一天,包括春节等所有节假日、星期天,一共拍了八部电影,十五部电视剧,写了八个电视电影剧本。到了一九九五年达到了创作的巅峰期,最佳的创作状态,决定塌下心来光明正大排除一切干扰正儿八经地写《大宅门》了。估计要写十个月,为了这十个月,我准备了三年,从一九九〇年我就脱离体制单干了,十个月写《大宅门》,不干别的活,你吃什么?所以三年中我拍了四个戏,拿到了二十万酬金,保证不愁吃喝了,才可以踏踏实实写作。 一九九五年春节过后,我开始写《大宅门》。 每天七点起床,八时准时坐到书桌前写剧本。夜里十二点准时睡觉,不参与任何社会活动,不接见任何亲朋好友,冰箱里装满各种熟食,烧一大壶开水。我坚持了四个半月,完成了五十二集剧本《大宅门》(后改成四十集)。当时单位里什么分房、定级、涨工资、入政协,一律舍弃。此时母亲已于一九七八年去世了,从写作上应该没什么障碍了,按说也不该有什么顾忌了。当第三十集开始写到李香秀这个人物出现时,我心里就嘀咕起来,母亲当年的怒容历历在目,这个角色的原型就是我母亲。于是每场戏,每句词,每个动作我都字斟句酌、小心翼翼,绝不能让母亲挑出一丝一毫的毛病来。我把对母亲的怀念、敬仰、深深的爱都寄托在这个人物身上了。 后来网上有人评论说,因为李香秀这个人物写的就是作者本人的养母,所以塑造得特别完美。这话说得没错,这又是整个故事情节主线之一,前面又有二奶奶、黄春、白玉婷、杨九红一系列女性人物争奇斗艳,所以香秀这个人物塑造起来难度极大,至少得与前面的女性角色有一拼,我在每个细节上下的功夫也就特别大,我越写越兴奋,越来劲儿。当写到第四十集(原五十二集本)七爷与香秀定情一场时,我真的满意极了,得意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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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妈(母亲)年轻的时候

这场戏一写完,我如释重负,终于把最难写最发怵的一场戏,如此精彩地完成了,把笔往桌上一扔,直起腰往椅背上一靠,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就在此时我右肋下面猛地一阵刺痛,我忙用手摁住,以为揉揉就好了,可不行,钻心地痛,好像是肝儿痛。我想站起来活动一下就好了,往起一站,痛得更厉害了,浑身冒冷汗。躺下也许会好点?我用拳头死顶住痛处,挣扎到床边,趴到床上。没用,疼得我满身大汗,衣服湿透,在床上翻滚了几下,已是疼痛难忍。心想坏了,肯定是哪出了大问题,必须去医院。那会儿还没有手机,我勉强够到床头柜上的座机打给我常年包车的一位司机师傅,是我当时在京最信任、最亲近的人了。打通了,我已经没力气说话了,只说了一句,小徐我不行了,就一撒手,把电话筒扔了。我忽然想起我的房门是从里面锁的,来了人也进不了门,我靠着墙蹭到门口,打开了门,挣扎着回到床边,上不去床了,坐到地上筋疲力尽。当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死期到了。也就十几分钟,小徐师傅来了,一看就傻眼了。我说去医院。小徐师傅说,去医院可以,可我必须叫人来,郭导,您现在这个样我负不起这个责任。我明白。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连个见证都没有,谁也不愿顶这个雷。可我除了还在深圳工作的妻外,再无亲人。儿子远在非洲,小徐师傅只好打电话找了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还有一个人是《大宅门》剧本顾问,所谓顾问,我专门请了三个人,每星期天聚在一起,看我刚写完的两集剧本,并听我侃下两集的详细内容,然后谈感想,好看不好看?精彩不精彩?有一处一场不好看都不行,第一感觉对我至关重要。这位王先生跟了我五年,很有才,知识见闻广博,但笔头儿不灵,却有极高的鉴赏能力。他退休在家,生活较困难,跟着我在摄制组拍过两个戏,也拿一份酬金,闲来无事就聊《大宅门》。特别是对我母亲的态度,我全跟他说了,反复研究过李香秀这条线怎么写。他说没问题,这么写,就是老太太活着也不会反对,会高兴的。从写剧本开始,与王先生每星期日见一次面,已经有十多次了。这几年他和我走得最近,所以小徐师傅第一个想到了他。不一会儿三个人全来了,一看我的样子,也都感觉问题严重了,商量着送哪个医院,有没有熟人、后门什么的。一见到王先生,我突然警醒了,他们正要把我往楼下抬,我忽然摆摆手,叫他们别动。我对王先生说,刚刚写完一章你去看看,王先生忙走到书桌前去看,一朋友帮我熬了一锅小米粥,我哪里吃得下?当时的状态,咬着牙等死了。王先生是个绝顶聪明的人,看完剧本走到我跟前说,明白了,宝爷,把这一章删了吧,这是不叫写呀,要不然把整个这条线删了。我也明白了,说行了,别管我了。你们都走吧,大家都愣住了,这怎么行?去医院!怎么说他们都不放心走。我急了,用尽最后的力气吆喝道:“走!快走!”大家吓住了。还是王先生明白,走吧,叫宝爷好好想想。临走时千叮咛万嘱咐说随时电话联系,有需要打电话,马上就过来,别锁门。全走了。我艰难地爬起来,打开橱柜,从相册里取出了我母亲年轻时的一张照片摆在床头,对着照片我盘腿而坐,用个茶杯死死顶着我的痛处跟我母亲聊上了:“妈,您这是想要我的命。怎么了?不叫我写是吧?我这段写得不好吗?我把您写得那么好那么美,凭什么不叫我写?我给您抹黑了吗?您不就是想要我的命吗?行。我今儿就跟了您去。咱们天上见,我巴不得,我又能见着您了。我还告诉您说,就这么写了。怎么着?就不删。怎么着?要我的命,我给您,就不删!就不删!”我愤怒地号叫着。真是不可思议,不疼了。我自己都傻了,不疼了。我放下茶杯,摸着刚才的痛处,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电话响了,是王先生问怎么样了?我说没事了。王先生没听懂,没事了是什么意思?没事了就是不疼了。不疼了是什么意思?王先生还是没明白。我说我把老太太的照片请了出来,我跟我妈聊了会儿天儿,撒了个娇,老太太饶了我了。王先生说,明白了,呵呵。我把那锅小米粥全吃了,又坐到桌前写到了十二点。从此以后,二十五年,这样的病痛再没发生过。 迷信吗?每年清明扫墓,我都要与母亲聊上一阵,聊天的第一个内容,固定的是《大宅门》的事儿,向母亲忏悔、认罪,请母亲原谅。于是电视上便有了那幅长跪不起的画面。

作者:郭宝昌

编辑:周怡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