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对文字学的影响是间接的,中间经过了《易传》的传递,所以线索不若《周易》与《诗经》或《春秋》间那么明显。
据张政烺《六书古义》的意见,古代所谓六书是指六甲而言,是干支配合六十循环的书法,而不是汉以后所说的六书。最早的六书说见于《汉书•艺文志》,名目是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汉志》是根据刘歆《七略》而作的,这个六书说,大概是刘歆的一家之言。然而他为什么用了四个象字?这点与《周易》的取象不能说没有关系。《易系辞传》中就已经提出了象、形两个字,而且还发挥了象的意义。那里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又说: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尤其后面两句说明了四象的用意和系辞的主旨。孔颖达《正义》说:易有四象所以示者,庄氏云:‘四象谓六十四象中有实象,有假象,有义象,有用象。’这种解释显然是根据很早的材料。象形与实象,象事与假象,象意与义象,象声与用象,四者的意义差不多。况且《周易》的《十翼》,屡用转注和假借的方法解释经文。例如《象传》中说:离,丽也。咸,感也。就是用转注的方法解释卦名。又例如象曰‘天行健’,据何楷《周易订诂》云:健者,乾之德也。以卦之德来引申卦义,所以说是天行健。《春秋》以元年称一年,以正月称一月,也是以时之德纪年,这显然是一种假借的方法。根据这种解释经文的方法,加上古已有之的拆字方法。(如《左传》的皿虫为蛊的解说等)渐渐就有了六书的理论。下面举《左传》昭公元年的例子,表示《周易》的设象与拆字的影响。
皿虫为蛊;榖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彐=皆同物也。
蛊卦是艮上巽下。艮是山,巽是风,所以风落山是《周易》的设象。这和皿虫为蛊这字形分析的极相似。从这一例中就明白《周易》的设象与字形分析的关系。《说文解字》里也常用这类方法分析字形,例如示字下面说:
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三垂,日、月、星也。
《说文》里用这类方法解释文字的例子很多,也该受《周易》设象的影响。况且《说文》凑足五百四十部首,五百四十就是六与九的乘数。而战国以后《周易》阴爻称六,阳爻称九,与《说文》部首的数目恐怕也有些关系罢。——这六和九两个数目并还影响到政治的组织,如六官、九卿等。再者,《说文》部首排列的方法,似乎也受《易传•序卦》的影响;起于一而终于亥的顺序,包括天地演变的哲理,与《序卦》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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