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八卦由现实生活和自然界种种人事、物事的具象，转化为蕴含隐喻意义的意象，继而又对意象隐喻——象征意义开掘，此中，还显示了我们的先人另一种形式的思维能力，那就是联想与想象思维。联想、想象思维与形象、意象思维联袂而行，又与隐喻——象征思维互为因果关系。从八经卦的拟制、六十四别卦的演成，到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先人们的联想与想象思维能力经历两级开发：前一级开发由显至隐，更多运用于从无到有的创造；后一级开发由隐至显，更多运用于对象征意蕴、隐喻精义的积极接受、深入开掘而后又有由此及彼的出色发挥和再创造。创造与再创造的两大工程，联想与想象思维都在其中起着巨大组织作用，设若没有它们再一次发生作用，更不能将一个个意象所包容的隐喻意义，应用在许多人事方面。联想与想象思维之功，大矣哉！
六十四别卦以卦名而分，实际可归为两大类：以物象和虽取物象乃以人事示义者，姑且统称为具象卦；以象之所用而名之以示比较纯粹的吉凶祸福等种种观念者，姑且统称为观念卦。想象与联想都指向比较具体的情境，这样，在具象卦中，则是由此种物象（包括人事）经过想象、联想，产生另一些物象（实即意象化的新象），如《渐》卦由山上有木渐长渐高之象，经联想、想象而推出动态感强烈的鸿雁飞翔的鲜活意象；又如《履》卦本义是足履大地，举步投足要谨慎留心，于是想象出一个现实生活中不大可能有的现象：履虎尾，不哇人，走在老虎之后，老虎不回头咬你——
那就足以告诫你该何等的小心翼翼。在观念卦中，观念经想象与联想而至有具象和具体的情境呈现，如《乾》卦的健的观念，经拟想出龙的在田、在渊、在天而表现，健与龙在联想与想象中合而为一；又如《中孚》卦的信的观念，经联想以守信风的豚鱼及鹤鸣子应而表现，展现信的具体情境。这些可说是理念借助想象与联想获得感性的显现。
在作《易》者种种联想、想象而创造了隐喻——象征的意象系列的基础上，又在广度和深度方面有了新的拓展，乃至时有新的想象与联想，则是《易传》的作者们！他们本是担当着阐释卦象、卦爻辞的任务，可是他们不满足于被动地作一般的解词释意，而是充分调动自己丰富的想象与联想能力，对每个别卦的象与义都作出了能动的演述和发挥，以至使不少卦象与爻象、卦辞与爻辞展示出一种全新的境界，充分体现了时至战国时代的知识分子，再不是只会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且达到了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的较高思维水平。虽然，他们的想象和联想，较之卦爻辞作者少了一些朴实的生活气息，但其思维指向涉及宇宙万象、国家大事、人生境遇及社会生活形而上的各个层面，更充实了哲学、政治、文化、道德伦理等各种学说的内容。或许正是因此，《易传》与《易经》能合称《周易》而流传于世，并被冠为六经之首。
《易传》中对六十四别卦有全面涉及的是《彖》、《象》二传（《象》还深入到了每一爻）。按自汉以来《经》、《传》合一的编排惯例，《彖》列于《象》之前（据高亨先生考证，《彖》作于《象》之前）。其实，《象》以卦象和爻象为依据而阐释卦名、卦义及爻象之义，有着更直接的想象与联想；而《彖》或从卦的刚柔之质而及刚柔相推，或从卦位和爻位，多层次、多方位地释卦名与卦辞，其想象与联想更多地上升到抽象的演绎，其深度与广度超过了《象》。清末山东学者宋书升著《周易要义》，将《卦象传》置于《彖象传》之前，或许就在由浅入深的考虑。
《象》所体现的联想与想象思维的特点是：每一别卦的上、下经卦，依其所代表或象征的自然物象，尽可能将二者联系起来，构成一幅可感性很强的自然现象或社会、人事、生活现象的图景，然后凭此图景进行联想，推导出种种人事道理，展现种种人文景观。六十四则《象》辞（为区别于三百八十四则爻象辞，又称《大象》辞），都是一个简洁、优美的文句，描述一个意味深长的图景，联及一个意义或深或浅的道理。现略举精彩的几例：
《蒙•象》：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将下坎（水）与上艮（山）的经卦迭合，化成了优美的山间景象，使我们想起杜甫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佳人》）、王维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暝》）等名句的诗情画意。君子应象山涧之泉，清洁纯净；又像泉水那样，顺势而流，果决而行，奔向江河大海，将自身的美德滋润世道人心。《周易会通》引真德秀语云：泉之始出也，涓涓之微，雍于沙石，岂能遽达哉？惟其果决必行，虽然不避，故终能成大川。又引伸了君子果行育德之义。
《小畜•象》：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将下乾上巽之象，化为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壮观景象，气势非凡。风吹云飞，云彩因而变化出种种美的形态，这是天空中的文章，司空图《诗品•豪放》有云：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真力弥满，万象在旁。君子的道德文章，应像如此天风浪浪中演化而成，小畜（蓄）于身，然后为世之大用。
《大壮•象》：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卦象为下乾上露，此是直写，但四字的语感给人以雄壮之威，雷声隆隆滚过高远的苍穹，于大壮卦名也十分切合。在古人心目中，雷又是一种惩诫异端的力量，非礼之人可能受到雷击，现在民间还流传雷击不孝父母的逆子之说。孔颖达云：盛极之时，好生骄溢，故于‘大壮’，诫以‘非礼弗履’也。这一联想推导，颇出人意想之外。
《象》对卦象施以更生动活泼的想象而后联想、推导，大大扩充了古老的《易》在现实生活中的指导作用。将《象》辞与原来的卦辞比较一下，我们便可说它对卦辞作了积极的接受，并有很大程度的再创造。《蒙》卦辞之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说的是对幼童进行正确的启蒙教育，与君子果行育德有人格层次的不同。《小畜》卦辞之密云不雨，自我西郊，与君子以懿文德之义相去甚远。《大壮》卦辞唯利贞二字，无具体内容，君子以非礼弗履完全是新的发挥。即使这些意思已潜藏在各卦的隐喻场中，《象》也使其由隐而显了。
至于《彖》，或许更早于《象》，或许其作者更具哲学的头脑，它更谨慎地遵循卦辞之说、卦位所求及阴阳刚柔之观念而发挥一卦之义，想象与联想因理性判断的渗透较深，常常使感性美与理性美融为一体。如《乾•彖》：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描述了一幅宏观宇宙的壮丽景象，又有理性的光辉闪耀其间，较之《象》仅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显然其内涵境界更为阔大舒展。下面也取三个卦的《彖》辞以观其妙：
《坎•彖》：习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从水的险象展开反向联想，即如果流水不被堵塞而盈溢，则无险；人自身以守信（臂如有水则导流）而可避险；国家善于用险可预防敌人侵犯。《彖》的作者由此推导出一套军事防御战略，充分肯定天险、地险的军事作用。后来杜甫在《剑门》一诗中写道：惟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两崖崇墉倚，刻划城廊状。一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诗人更形象地刻画了天险、地险之状，并指出此种险如果为充满野心的霸王所用，又会给国家带来灾难。
《革•彖》：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悦，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这是一篇关于革命的赞歌。当世间人事、万物充满了难解的矛盾不得不改变现状时，革命的发动是正当的行为，它可以使应当消亡的东西加速灭亡。天地有四时的变化，是大自然内部变革的结果，商汤、周武革了桀、纣的命，是顺乎天意、应乎人心的大好事。革而使人信服，这不是逞武功而恰恰是文明的表现，
有利于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伟大事业！《彖》的作者从《革》卦进行了合理的联想与推导，热情洋溢地歌颂除旧布新的革命；他是中国历史上第—次标举革命并为之正名的人，其功不可磨灭。
《丰•彖》：丰，大也；明以动，故丰。……日中则庚，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彖》的作者充分肯定了丰盛的功利和审美（大在古代是一个审美观念）意义，但他又立即联想到丰的反面亏，日、月的变化，盛盈与虚亏相互交替，没有长盛而不亏，也不可能长亏而不盈，由此，发挥出万事万物之盛衰都是辩证地生息这样一个哲学大道理。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是不以人的意志、也不以鬼神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我们的先人由联想而进入理性思辩的思想境界，多么通达而开阔。
《象》、《彖》二传，想象与联想的路子及其指向并不完全一致。前者继想象之后的联想推导，往往仅限于一事，多有立竿见影的实用要求，如《坎•象》仅说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丰•象》则说君子以折狱致刑（由象之雷电皆至推导），都缺乏一定的思想深度；而《革•象》说君子以治历明时，更是与革命的观念发挥相去甚远。后者更多地从大局、从全局着眼，升华出宇宙人生的大道理，形而上的意味更足，呈现出广阔深邃的哲学境界。或许正是他们不同的想象或联想效果，使《周易》传到后世为不同层次、不同知识水平的人都乐于拜读，远近取舍各得其宜，各有所获。
《易传•乾文言》云：六爻发挥，旁通情也。孔颖达解释说：发谓发越也，挥谓挥散也，言六爻发越挥散旁通万物之情也。六爻发挥，是《周易》中所表现的丰富多彩的想象与联想思维的起点，乃至全部的形象、意象、隐喻，都因六爻而生。两爻、八经卦，六丨•四别卦，在排列组合方面，都有数学上的严密性，要使这些数学的排列组合来阐释宇宙自然、社会人事种种现象和意义，那就全凭人们沾想象和联想了，没有这条思维路线为经作纬，这一套数学模式般的符号体系，就只是一个空荡荡的框架，失去存在的价值；正是六爻发挥而旁通情，使这个符号体系获得了不朽的生命力。王弼在《周易略例•明爻通变》中阐述爻变之意义说：夫爻者，何也？言乎变者也。变者何也？情伪之所为也。夫情伪之动，非数之所求也；故合散屈伸，与体相乖。他认为六爻之变不是简单的数学变化，这种变化在本质上与数无关，而在于人们将某一卦体当作某种自然或人的生命现象，并移入人的某种情感体验之后，六爻的合散屈伸才具有种种情感意义。明于此，王弼在该文的结论中说：是故情伪相感，远近相追；爱恶相攻，屈伸相推；见情者获，直往则违。故拟议以成其变化，语成器而后有格。不知所以为主，鼓舞而天下从者，见乎其情者也。是故，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无体，一阴一阳而无穷。非天下也至变，其孰能与于此哉！是故，卦以存时，爻以示变。
他连续用情伪相感、见情者获、见乎情者也数语，表现他追求天下理之真（情与伪相对有真之义），充分肯定人的主观情感作用与人体验到的对象世界的客观情境（此情乂可作情况解），是解释六爻变化的根本依据，由此而能拟议以成变化，由此又能语成器而后有格。（邢琦注：‘格’作‘括’。‘括、结也。语成器而后无结阂之患也。意即形成了某个道理就可通行无阻，可为指导实践而用。）在王弼看来，六爻之变而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实在是人发挥了主观能动的感受、理知能力所致；六爻是客观的存在，人的主观精神投入其中，主、客融合一体，不知那一方所以为主，只要能够鼓之舞之以尽神，因而为天下从，旁通情的目的就获得了最高的实现。这种关于人的主观情感的变化而后有六爻变化的情感性阐释，于哲学并无多少益处，但有助于我们从文学的角度看《周易》，也容易解释本文所谈到的三种类型的文学思维，为什么在《易经》和《易传》中运用得那样广泛，那样娴熟。最后，让我再设计一个图表，将三种类型的文学思维与经卦、别卦的关系及其发生的方式，作出可以直观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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