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观卦•彖》曰：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这里说的神道设教是《文心•原道》篇的理论根据，是刘勰文学思想的哲学基础。首先神道设教的思想把形而上之道体与形而下之器用统一起来，以天之神道为本体，以民之教化为效用，显示了体用不二的思想特色。这与刘勰一方面要原道溯源，确立文章的本体渊源；另一方面又要载道设教，发挥文学的社会作用的体用思想完全相符。《原道》篇所说的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道心惟微，神理设教等，都是这一思想的体现。其次，神道乃抽象之本体，所谓道心惟微，神道难摹，其中精义只有圣人才能心领神会。圣人通过画卦设象、敷章擒文来阐微显幽，昭示天下，这样圣人就成了原道设教的中介。刘勰在篇中也正是这样论述的，他把伏羲、孔子等儒家圣人看作是联系道心与文章，神理与教化的中介，认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提出了道一圣一文三位一体的文学思想。第三，在《周易》中，观的思想特别突出，圣人以神道设教的方法也是观。圣人上观神道，极深研几，故四时不忒下观民风，体察人情，故天下服矣。刘勰继承了《周易》上观下察的说法，认为圣人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从而创典立文，鼓动天下。
弄清了《原道》篇的思想渊源，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分析刘勰是怎样具体运用神道设教的思想来论述文学的体用问题了。纪昀在《原道》的题评中说：
自汉以来，论文者罕能及此。彦和以此发端，所见在六朝文士之上。
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识其本乃不逐其末。
这就告诉我们：刘勰的髙明之处在于他能自觉地对文学问题探本溯源，把文学的起源上升到道的高度，以自然之道（神道）作为文章的存在根据，确立了文学本体论。
神道设教中的神道作为附着在占筮之经《周易》上的哲学思想，尚有鬼神迷信的神秘色彩，但其主要含义则是指天地自然的运行变化规律，包括了天道、地道两方面的内容，即自然之道。《系辞》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天地变化、阴阳不测，故曰神道。《周易》中神字，除了偶尔指鬼神、神物之外，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指变化神速、幽微难测的自然之道。自然之道（神道）在运行中生出日月山川之丽象，著龟河洛之神物，此即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自然生成法则，前人谓之为：天不爱道，地不爱宝，河出马图，洛出龟书，天地之大文章也。圣人对天地大文章则之、效之、象之，便创造出卦、画、言、辞之类的圣人文章。约而言之，圣人之文来自天地之文，天地之文源于阴阳变化，最终自然神道就成了天文、地文、人文的存在根据，最高本体。刘勰运用这种自然神道的思想，借《周易》三才之说，把天文、地文与人文、言文联系起来。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曰月迭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
天地万物，形立则章成，声发则文生，文章是天地万物本身的自然属性，道在创生天地万物的同时，也就创生了文，所以说天之日月、地之山川均是道之文；龙凤虎豹、云霞草木之类的动植之文也来自自然。那么，人为三才之一，又是五行之秀、天地之心，其有文采自然更不待言：
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即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原道》）
就像天地万物有形就有章，有声就有文一样，人有心就会有言，有言就会有文，这也是一种自然规律，所以刘勰说人文也是道之文。
这样由天、地而人，由自然之文而人文，刘勰就把文章的起源与天地的降生联系起来，为文章找到了本体的依据，建立了自然之道的文学本体论，用他的话说就是：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太极即神道，邵雍说：道为太极。（《皇极经世》）朱熹也说：太极者，道也。（《周易本义》序）先秦各家对宇宙的最髙本体称谓各异：
《易》谓之太极，《春秋》谓之元，《老子》谓之道（阮籍《通老论》），但所指则一。刘勰借《周易》神道来立论，故曰太极。
如果说神道是刘勰文学体用思想的上半截（立体），那么设教就是它的下半截（致用）。神道设教是《周易》天与人相通，自然与社会一致思想的概括，《周易》以自然之道说明社会规律，把天地人看作是并列的三才之道，再用三才之道组成各个具体的卦象，使天地人三者成为一个和谐的统一体。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三才之道也。（《系辞》）
通观《周易》卦象，无不以自然之道晓谕用世之理，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象传》），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卦•象传》），都是以天地运行的自然之道来指示人事活动应顺应规律，教化天下人如何立身处世。刘勰对《周易》神道设教、明体达用的思想有明确的认识，他说《易》惟谈天，入神致用（《宗经》），这正抓住了《周易》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举）神物以前（指导）民用的体用结合的思想特点。为了进一步把《周易》的致用精神转到文学的社会作用上，刘勰引用了《系辞》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的观点，以此说明文辞只要符合自然之道就能鼓舞人心，指导民用。刘勰十分重视文学的致用功能，他高度称赞圣人经典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的巨大社会作用，并从政化、事迹、修身三方面具体论述了文章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序志》中，他把文章之用视为经典技条，说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在他看来，后世文章由圣文派生而来，为文要在征圣宗经，像圣文(经典）那样最大限度地发挥文章经世致用的社会作用。《程器》篇说的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摘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把刘勰论文重实用的思想推到了顶峰。
关于刘勰借《周易》神道设教的思想论述文学的体用问题，《原道》赞辞作之很好的概括，我们不妨照抄于此，以证前述：
道心惟微，神道设教。光采玄圣，炳耀仁孝。龙图献体，龟书呈貌。天文斯观，民胥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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