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经》导读《金刚经》的版本与注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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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经》导读,《金刚经》的版本与注疏

《金刚经》导读

敦煌莫高窟发现的《金刚经》,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有明确刊印日期的印刷品,印刷于唐咸通九年(八六八)。一九〇七年被英国人斯坦因盗取,曾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现藏于大英图书馆。

《金刚经》为当今世界上最为人熟知的大乘般若经典之一。自古以来,有人爱其文字之优美,而去读诵;有人喜其哲理丰富,而进行研读;至于那些禅修者,更视《金刚经》为修心的指南、开悟的钥匙,六祖惠能就是因为听到这部经中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句而开悟;宋代,出家人的考试,有《金刚经》一科;明代,明太祖朱元璋把《金刚经》列为治心三经之一,《金刚经》的治心功能广为人们所接受;而民间一般信徒也不甘落后,他们以读诵《金刚经》为日常功课,并从中得到灵感、保佑。《金刚经》因而成为一部家喻户晓的佛教宝典。

《金刚经》的版本与注疏

道安在《鼻奈耶序》中说,经流秦地,有自来矣……以斯邦人庄老教行,与方等经兼忘相似,故因风易行也。道安描述了佛教在东汉末年传入中国时的情形。小乘禅法和大乘般若经典,是中国最初的一批汉译佛典。随着时间的流逝,小乘禅法逐渐衰微,而大乘般若思想最终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思想,原因固然很多,般若思想依附玄学得以广泛传播,则是其关键的借力点。魏晋时期,玄学盛行。般若学者以般若经教去比附玄学,用老庄的概念阐释般若思想,外来的般若学说因而与玄学思潮交汇在一起,在玄学者与般若学者的互相吸收和质难中而广为流播,形成了般若学研究浪潮,出现般若学弘扬史上的辉煌时期。这可从般若系思想最重要的经典——《金刚经》翻译得到佐证。从晋朝的罗什三藏到唐朝的义净三藏,短短三百年之间,这部经在中国出现了六种译本(见表一),其中鸠摩罗什于弘始四年(四〇二)译出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语言简练、流畅,内容忠实程度高,成为最流行的版本,为本导读所采用。

表一:《金刚经》主要译本
朝代译者经名
姚秦(四〇二)鸠摩罗什《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北魏菩提流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南朝真谛《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隋达摩笈多《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
唐玄奘《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
唐(七〇二)义净《佛说能断金《般若波罗蜜多经》

另外,《金刚经》有藏文、满文译本等,印和阗、粟特等文字的译本也在中国吐鲁番等地出土,而原始的《金刚经》梵文本在中国、日本、巴基斯坦、中亚等地都有发现,此经传入西方后曾被译成多种文字。一八三七年修弥笃根据藏译首次译成德文,一八八一年F•马克斯•缪勒将汉文、日文及藏文译本加以校订,译成英文,收入《东方圣书》第四十九卷。一九五七年爱德华•康芝又再次译成英文,收入《罗马东方丛书》第八卷。达尔杜根根据梵文并对照中国满文译本,译为法文。日本宇井伯寿、中村元等曾多次译成日文。

《金刚经》一问世,在印度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无数佛学大家为之作注疏,其中以无著的《金刚般若论》、天亲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施功德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破取着不坏假名论》尤为精到。中国从东晋、隋唐、元明清,各家为《金刚经》作注疏者不下数百家,收于《卍续藏经》就有四十三种,其中僧肇的《金刚经注》、智顗《金刚般若经疏》、释德清《金刚决疑》各具精义。

进入近现代后,对《金刚经》的讲解、译注、导读更是不计其数。其中印顺的分科、江味农的考据、德林的禅解尤有特色。也许是^《金刚经》在义理上本已深奥难明,层次上又错综复杂,而现有对该经的导读、讲义,有的因分科太细,令人迷失;有的因注解、考据太烦琐,令人无所适从;有的因望文解义,使人难以对该经的宗旨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有鉴于此,我们试图从现代人的思维模式出发,以深入浅出^的手法,解读该经,期盼读者对《金刚经》的般若妙理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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