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星学星岁纪年法是中国最古老的纪年法
占星学星岁纪年法是中国最古老的纪年法，是在人们具有了一定的天文知识之后才出现的。这种纪年法是根据岁星和太岁星的运行变化及所在位置来纪年的。这里所说的星即岁星，也就是木星，岁即太岁，是古人假想中的星名。岁星自西向东绕太阳运行，十二年自转一周。因此，古人将黄道分成十二等份，以岁星所在的部分作为岁名，依次是星纪、玄枵、诹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十二年份。假设的太岁星的运行方向与岁星相反，是自东而西，每自转一周分作十二辰，依次称为丑、子、亥、戍、酉、申、未、午、巳、辰，卯、寅，然后依据太岁所在辰次分为摄提格（寅）、单阏（卯）、执徐（辰）、大荒落（巳）、敦胖（午）、协洽（未）、裙滩（申）、作噩（酉）、阉茂（戍）、大渊献（亥）、困敦(子）、赤奋若（丑〉十二年份。《左传》、《国语》这些先秦史籍都有用岁星纪年的例子，如岁在降娄（《左传•襄公三十年》）、岁在大火
(《国语•晋语》）。按照太岁纪年法，前者是太岁在巳（即大荒落），后者是太岁在子"(即困敦）。不过，史家纪年通常是采用年次纪年，按照元、二、三的序数递记一直到旧君出位止，新君即位后改用新君王号，重新从元、二、三记起。汉武帝时始来用年号，称建元，此后遂有年号纪年法，后世史家多采用这种纪年法。先秦时期，出现了一些记载星位和夭体变化的天文学著作，著名的有齐人甘德的<(天文星占》、魏人石申的《天文》。南北朝时辑二书为《甘石星经》。该书记载了黄道（地球绕太阳转一周，太阳的直射点由赤道南24°到北24°之间所移动的轨道。古人认为太阳绕着地球运行，把想象中的太阳绕地运行的轨道称作黄道）度数和距北极的度数，记录了120个恒星，比世界上最著名的多勒米恒星表早了两千多年。
这些天文知识，尤其是人们有意识地将星象运行变化同人事联系起来，为占星术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先秦时期，占星术已露端倪，《左传•昭公十七年》有日有食之，天子不举，伐鼓于社的记载，《礼记•昏义》有日食，则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职，荡天下之阳事；.月食，则后素服而修六官之职，荡天下之阴事之说。然而，占星术在先秦远不及卜筮、相术、《易》术那样流行，因为，它不仅需要天文学的发展，也需要天人感应观念的迎合。天人感应之说虽然早已出现，但并没有得以广泛流行。天人感应之说的流行是西汉时期的事。汉武帝时，儒学大师莖仲舒一面主张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一面倡言唯心主义的神学思想，把天神化，认为天者，百神之大君也（《春秋繁露•郊祭》>，视天为万物之祖，是人类的主宰。他把星转斗移、四时更序等自然现象视为天的意志，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天的喜怒哀乐的表现。他认为人间一切都是上天安排好的，体现了天的意志，人们必须敬天顺天，如果违背天意，就要受到天的惩罚。他还行嫁接之术，将儒家思想和阴阳家思想合为一体，用天人感应说重新观照，视阴阳五行的生克运转为天的意志的表现，认为阳是天之德，阴是天之刑，天之道阳尊而阴卑，阳贵而阴贱。这种唯心主义的神学思想不仅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使之天意化，合理化，而且其天人感应学说还成了星象学家乃至星士种种荒唐演绎的理论支柱。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理论支柱，汉代的天文星象学背离了为农事、国事服务这样一个基本的目的，反而成了利用星象变化占验人事吉凶的一种术数，出现了用占星来预卜人事吉凶的术士一星士。值得注意的是，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其不朽巨著《史记》中，竟然完全按照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去记载星象和天体变化，如其记汉代事：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平城之围，月晕参、毕七重，诸吕作乱，日食，昼晦，吴楚七国叛逆，彗星数丈，天狗过梁野。及起兵，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见，长则半天。其后京师师四出，诛夷狄者数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荧惑守斗朝鲜之拔，星苐于河戒兵征大宛，星苐招摇。此其荦荦大者。至若委曲小度，不可胜道。司马迁几乎把汉武帝之前的所有重大事件都与星象变化联系了起来。这不是无意识的，它反映出司马迁对星象变化与人事吉凶之间的关系的看法，表明即使是严肃的史学家也可能在某个时刻陷于荒唐和蒙昧之中。他在煌煌巨著《史记》中特辟《天官书》，记载了当时人们所能知道的曰月星辰等天体和有关天文事件，反映了当时天文学发展的水平。这对我国古代的天文学无疑是一种巨大贡献。然而，当他用星象变化反过来观照人事的时候，天文学便偏离了方向，他笔下占星术和星士词时活了起来。不过，司马迁将星象变化与人事吉凶对应起来，仅仅是限于有关国家兴衰、社会治乱等重大事件。他把五星聚于东井视作汉朝之兴的征兆，把月晕延及参、毕二宿视作天象预示汉高祖将有平城之围的厄难等等，反映出早期占星的特点，词时也透露出当时人们所共有的一种观念，即只有国家、社稷、社会、帝王将相才有资格上应星象，凡夫俗子决无这种荣幸。这种观念大体决定了古代占星术涉猎的范围。中国吉代的占星术不能象别的占卜术那样可以用于凡人小事，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
后世官修正史大都承袭了《史记》的体制，特设天文志，记载本朝天文学的发展，以及那些在他们看来有关国家大事的星象变化。不仅如此，在一些纪传中，他们还将某些星象变化同某人某事联系起来，以证明这些人事的吉凶成败是上应天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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