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果期的佛教与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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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产果期,第四阶段,自两宋至近代是中国佛教的产果期,也是佛教融入中国本位文化之后产生的文化成果,推出新的文化异彩,举其大者而言:

第一,产生了宋明理学(包括宋朝•的理学和明朝的心学)。宋明学者,大都是儒表佛里,披着儒家的外衣,骨子里都是佛家的观点。现代学者都已承认宋明理学就是禅宗的变相。所谓变相的禅学,就是佛学特别是禅学与儒家在中国文化内核层融合的结果。

第二,产生了全真道教。产生了三教合一(或三家合一)的新思潮和新文化。三教合一的思想,早在东汉牟融《牟子理惑论》中就已提出。道教吕洞宾宣扬三教一家,髙唱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南宋以后,由于懦、道、释三家在内在修养上更趣融合,更渐一致三教合一的思潮逐渐发展成为一股新思潮。道教全真派创始人王重阳就是在三教合一的思潮下创立了功行全真的全真教派。《全真祖师碑》称王重阳凡立会必以三教名之……劝人颂《道德淸静经》、《般若心经》及《孝经》,云可以修证。他在创建全真教前,曾创立三教士宝会、三教金莲会、三教三尘会、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主张懦、释、道三教合流。以后才创建全真教,提倡全神炼气出家修真。原来道教的正一派是不出家的,他学了佛教的办法,创立道教的出家受戒;原来天师派是搞符箓的,他学了佛教参禅、修止观的办法,发展了道家的内丹修炼,不搞外丹,利用佛教的内容和形式来充实和发展道教。他主张要读的三经,《孝经》是儒家的,《道德经》是道家的,《心经》是佛家的。

隋唐时代,三教鼎立,三教各自突出自己。宋元以后,从佛家开始,其次道家,再次儒家,三教在内在修养上,都加强了理论的阐述和实践的修持。特别是宋明理学的蕴育产生,在修养的方法和形式上,为三教合一,都提供了新的结合条件。如儒家讲存心养性,道家讲修心炼性,佛家讲明心见性;儒家讲养生送死(贞生安死),道家讲长生不死,佛家讲了脱生死等等,在心性、牛.死等内在修养根本问题上,都显示出了三家的同一性。在修养方法上,儒家讲气功(养气),道家讲丹功(炼丹),佛家讲定功(修定),也表现了三家的共同性。从内在修养进而翻看外在作用,懦家讲世界大同,道家讲天下一家,佛家讲人间净土,同样显示了三家的一致性。

在这里需要着重说明的,就是时至今日,三教合一的过程并未完全终结。无论是在内在修养或外在作用上,还有许多内容要发展。特别是在人体修养方面,还有许多领域要扩大,要深人,要发掘,要研究,而且又面临着西方文化的挑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体深层次的修养和人体科学的发展,将是三教合一的真正归一所,将是东西文化的结合部,也将是人类科学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真正突破口。科技发展突飞猛进,已经能上天揽月,然而人类对人自己本身,如人体功能的生化本身、生命现象的原始要终,等等,则知之甚渺,还在幼稚阶段。在这方面,中国的三家,都有各自独到的研究和特殊贡献。所以三教合一的内在修养还会发展。反过来内在修养的一必然又会促进三教合一外在作用的同。这个同将是真正的世界大同。这里必须明确的,佛法不是说绝对的一,绝对的一是死的。佛法只说不二不二就是活的一。所以三教合一,应以三教不二来理解,才能真正把握它的实相和实质。

第三,产生了提供思想来源的文化思想宝库。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为了救亡图存,钻研佛学成为一时风气。一些启蒙思想家和民主革命派,都曾在佛家的文化库里找思想武器,如林则徐、魏源、龚自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章太炎、孙中山等等,乃至早年的毛泽东、瞿秋白等,都走过这条路。瞿秋白说过无常的社会观、菩萨行的人生观,引导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Z孙中山说过两句话,一句是广佛学是哲学之母,另一句是:佛教是造成民族和维持民族一种最雄大的自然力。这两句话,表面上看,似乎不够准确,带有片面性;深思一下,道理是很深刻的。这是中山先生对佛学的心得和对佛教的体验,是明智语,不是糊涂语。毛泽东早年就曾用佛教的观点写过一篇《心力论》的文章。

时至现代,西方科技发展一日千里,但在思想方法上也碰到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备感困惑而不能自拔,不说危机,可谓困境。有识之土,也不得不转而向东方的神秘哲学来探路问津。我认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或者说,现代科学与神秘主义,尽管在历史上已经经历了许多论战、交流、渗透,但基本态势还是两条平行线,并没有达到高层次的结合,即内核层的融合。这两条平行线接轨的结合部,即我上述的,将是人体深层次的修养和人体科学的发展。这个人体大难点的突破,将是人类真正的文化革命和科学革命。

综上所述,可见佛教的传入是东来西往、和平清入的,佛教的成长是经过论战而成长的,佛教的成熟是经过两化(中国的佛教化和佛教的中国化)而成熟的,是通过三教合一而结果的。中国佛教表现于外的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长期性等特点,与其含藏于内的全面性、丰富性、开创性、多样性、广泛性等特点,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都表现得很突出。这十个特点虽然与佛教自身有关,但并非佛教所独有。按佛教说法,它是共性,是显的。而这十个特点又都是佛法般若圆融性的妙用,这是佛家自身所独有的,是不共的,是密的。而这个显密又是圆融的。这十个特点也如开始说的因陀罗网的宝珠,华严世界的十个玄门,它是事事无碍,而又重重无尽的。因为它们都是圆融的。这是佛教的说法,大可研究。

中国佛教文化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佛教文化以其般若圆融的法性,必然会与社会主义思想相协调,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其实,佛教的大乘戒行,彻底无我为人的精神,究竟如实的智慧,人间净土的行愿目标,都是最能与社会主义相协调的。所以佛教文化将会像过去对中国文化所做出的历史贡献一样,也会辉煌地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做出新的历史贡献。在第三期,即中西文化交流期中,中国佛教文化也将以其般若圆融的法性,不但能协调中国整体文化,而且能吸收西方文化之长,补救西方文化之短,从而与全人类先进文化相结合,协调整个世界文化,为整个人类文化做出独特的贡献。

当然,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对待佛教文化,我们不能妄自菲薄,但也不能妄自尊大,搞国粹主义、封闭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佛教文化在内,遗留下来的糟粕和弊病也是不少的,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消除革新的。但总的有一条,它根本核心的东西是精华的。再就是爱国主义,中国佛教,取经译经,判教开宗,固然为的是佛教,也为的是中国。爱国爱教,自古已然,一脉相承,于今为烈。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如同交友一样,从来都是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从来都是絮尽精微、取精用弘的。五千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民族文化,必将更加发扬光大,结出更丰硕的成果。这要靠我们大家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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