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历数封建时代具有文韬武略的帝王时，有这么几句话让人记忆犹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毛泽东提到的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元太祖成吉思汗，都是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也是最有影响的人物。但是，就是这样一些人物，却也常常有一些匪夷所思的举动，如秦始皇和汉武帝对神仙之术的偏爱，对后世那些欲求长生的帝王影响十分深远。
秦始皇统一中国，功高盖世。汉武帝把一个统一的大汉帝国推到了极盛时期，其文韬武略同样非比寻常。他和秦始皇一样，幻想长生不老，祈求神仙之术。但比秦始皇更甚的是，他对神仙术之外的其他各种方术，亦卜分热衷，尤其是对五行术，更是情有独钟。
《史记•日者列传》记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说的是汉武帝有一天把京师的方士召到宫中，郎官褚少孙及太仆、待诏为郎官者同时被召。汉武帝把这些擅长占卜的人召到一起，是要问一件事情：在未来的某一日，是否可以娶媳妇。于是，各家各显绝技，当面推算起来。可是，各家报出的推算结果，却是相互抵牾，莫衷一是。五行家说那天可以娶媳妇，堪舆家说不可，建除家说不吉利，丛辰家说大凶，历家说小凶，天人家说小吉，太乙家说大吉。为了证明自己说得正确，各家互相攻击，互相揭短，并当着汉武帝的面争得面红耳赤。汉武帝听了各家的意见，最后裁定说：避诸死忌，以五行为
笃信方术的汉武帝
汉武帝是一个开明的帝王，尤其是在执政前期，实行了一系列利国利民的政策，励精图治，勤政为民，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把汉朝推向了极盛时期。在思想文化方面，他虽然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但并不排斥各种方术，而是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史记•龟策列传》），结果是只要有一技之长的人，都能够主动为朝廷效力，才能出众的人则被委以重任，成为朝廷重臣。数年之间，太卜大集，具有一技之长的方士汇集于朝廷，成为当时的一道风景。
当然，汉武帝把那么多的方士集中到京城，并不仅仅是要作为风景来看，而是要发挥他们的
作用，哪怕只是形式上，或者是为了做给人看，他都需要借助这些方士的力量。当时，汉武帝正准备北伐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用武力征服不臣，安定四夷，扬大汉国威。为了使这些战役更具正当性，同时也是为了鼓舞士气，每当出兵之时，他都要请方士通过占卜等形式，求取得胜之象，博得一个出师征战的好彩头。将士们受到鼓舞和暗示，心，理上已先占据优势，战场上三军用命，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因而常常是猛将摧锋执节获胜于彼，而蓍龟时日亦有力于此。所以，每当前方将士得胜归来，汉武帝既不惜重金犒赏得胜之师，也不惜重金奖励那些方士。有一个名叫丘子明的方士，所得赏赐极多，富溢贵宠，倾于朝廷。但丘子明之辈恃术弄权，既贪得无厌，又睚眦之怨必报，甚至于造谣中伤，结果遭破族灭门之祸。以至于宋朝的苏老泉颇为感慨地写道：卜筮至神，人所谅而从者。导之善人，必谅而从之，蜀庄是矣。导之恶人，亦谅而从之，丘子明是也。圣人惧后人轻其职，使有如丘子明辈。故曰‘择建立卜筮人’，谓择贤也。（《嘉佑集》卷七）从有关文献记载来看，汉武帝迷信神仙之术，是毋庸置疑的。至于各种方术，汉武帝究竞是出于政治需要而借用，还是真的相信，确实不好妄下断语。作为一个政治家，汉武帝不论自身是否相信，都要借重方术和方士的力量，因为卜筮、五行、占星、堪舆等方术，在秦汉之前不仅十分流行，而且还是官方择吉的重要手段，上自天子，下至臣民，都需要借重方术来证明其选择的正确性和正当性。所以，朝廷特别设立负责占卜的官员，为军国大事进行占卜。夏、商、周三代各有自己的《易》可用于卜筮，选择所谓的吉日良辰，同时还有许多可用于选择的方术，如占星、堪舆、太乙、建除、丛辰、九宫、六壬、风角等等。到了两汉时期，方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用于择吉的方术已不下几十种。关于这一点，只要看一看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载的方术类著作，就可以知道各种方术在西汉以前是如何的流行和如何的重要了。汉武帝是一代明君，深知方术的价值与作用，所以对精通神仙之术的方士和精通占卜的方士都青眼有加，甚至不惜封赠高官厚禄。
不过，汉武帝毕竟是汉武帝，他始终以至高无上的权力左右和支配着那些方士以及方士所擅长的方术，方士只不过是他手中的一颗棋子，需要往哪里摆，怎么样去摆，什么时候摆，全凭他的个人意志。面对当时流行的许多方术，他偏偏钟情于五行术，以五行术为主，不是一时兴之所至，而是他慎重选择与权衡的结果。因为在当时流行的各种方术之中，五行术是除《易》占之外最具理论色彩的一种方术，也是最为普及、最为流行的一种方术。既最具理论色彩，又最为流行，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不以五行术为尊，难道还要选择那些纯粹属于雕虫小技的方术不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汉武帝的选择顺应了古代方术的发展趋势，因而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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