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镇乎？
言出乎身，言就是言语、言辞，从口中吐露的言语、言辞，从我们身体之内，显现于外界。加乎民"，加即是影响的意思，就会影响到普通的民众，不要看轻言辞的力量，说出来，对所有的人民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文中的君子，指当权贵族更貼切）。
行发乎迩，我们在近处做出来的任何具体行动。见乎远，即使在远方也会显现出来被人看见。
言行，即言语和行动。君子之枢机，是君子最关键的事情。枢指门。传统古代的门，门边有一个轴，轴令门能够开关，这叫作门枢。门枢可说是门最重要的部分。门开了，就有了光明，人就能够出人；门闭上，屋子就变得黑暗，人就不能够出入。机是古代的弩机，弩是一把附有机械装罝的弓，将弓拉至尽头，它便停在那里不动，用时按掣，箭就发射出去。按掣令箭发射的部分就叫作机。一按机，箭或者射中敌人，或者射不中敌人，因此，机是弩最重要的部分，由它控制箭的发射。
作者说言和行都是君子最关键、最重要的事。好像门的枢影响明暗出入，好像机用来发射，箭或者射中，或者射不中。如果能够射中，或者能够开门，就得到荣誉；如果闭门或射不中，就带来耻辱。
枢机之发，枢和机的发动。荣辱之主也，是令君子得到荣誉或耻辱最关键的、最主要的原因。
传统采用东汉郑康成的解释，即刚才上面所说的解释。可是清代大学者王引之就引用了很多古籍内用到枢机文字的句子去分析比较，认为枢和机都是指门户。枢固然是门，而机亦是指门阙的部分，是门关键的地方。王引之认为枢机只是说门户而已。
当代的高亨教授，看到王引之《经义述闻》这一说法后，又引用了其他一批古籍的文字，认为枢机两字都只是指弩而言。因此，两个字都是指射箭的节。各位通过这一例子可以知道，单靠古籍内的文字作为比较，认为得出的意义是正确的，是否一定合理？如果这方法是正确的，为何两位学者客观比较其他古籍类似的文句，却得出不同结论？谁对谁错？能凭这方法决定吗？（王引之、高亨之说见《周易大传今注》卷五注解十四，齐鲁书社，一九七九年版，页五五〇、五五一。）
要判断王、高二氏谁对谁错，应从《系辞传》本文文意来确定。从《系辞传》来说，往往是对比成文，阴阳并用的。上文爻象、吉凶、死生、阴阳，全都是对比成文的，言行何尝不是对比成文？郑康成细心体会到《系辞传》作者的想法，拿门和弓"两件事物，来反映言行是两件亊，应该是更合理的说法。难怪两千年来的注解家都没有人有异议，认为郑康成的解释是对的。干.引之虽然是清代伟大的汉学家，但汉学家研究学问之得，同时就是他们之失，因为他们故步自封,只从文字原意着想，没有想到不同的人用相同文字可以表达不同的意思。
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这是说人类的言行,人类已经够渺小了，人类的言语行动则更为渺小。但是一个君子能够通过万事万物互相感应这个普遍原理，令巨大如天地，都会因我们的所作所为而受到影响。这不是迷信，而是把宇宙感应原理扩大的夸张说法而已。因此，孔子就通过这个爻辞，由特殊的鹤鸣子和事件,引申到人的言动会受到其他人的感应。再由人类行动的互相感应，再
推进一步，人类中，谁对其他人影响力最大？就是所谓君子。这里的君子虽然是指有道徳、有学问的人，但更重要是指孔子之前、传统所指的君子。传统的君子是指贵族、指大小的统治者。他们的一言一行能影响国家的措施，而国家措施的好坏，又能影响人民的祸福。因此，他们要特别谨慎、注意言行，所以文章中所说的君子不是指我和各位，而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也因此孔子回答定公所问时，便有不几T-一言而兴邦和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之说（见《论语•子路》）。《大学》也说：此谓一言愤节，一人定国（《传》之九章），后来的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就是儒家的后学在孔子这个基础上，加以扩展及提倡的主张。不要说行动的影响，甚至轻微的言论，都会导致兴邦或丧邦的严重后果。
有了这个作为前提，由仁君的施政影响国家、影响万民，再推进一步，这种感应的原理应该是宇宙万事万物感应的原理。因此，一般人的作为同样可与天地相感应。于是将原本特定的小事件，扩展变成宇宙普遍的原理；再应用这个普遍的原理，来指导执政者应慎重言行;再由执政者降低到我们普通学习《易经》的人，明打《易经》这感应的原理，我们也要慎言慎行。慎言慎行就是回应上文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这两句，指要注意言和动。这样就紧扣、回应了上文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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