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道和神等一系列范畴。《易传》当然不会满足于上述现象的描述,而是要探寻其中的规律。也就是说,天地万物是如何产生的呢?《易传》认为,天地之间存在着阴、阳二气,天地万物的产生就是阴、阳二气交互作用的结果,所谓阴阳相薄(《说卦》而阳性事物的特点在于刚健,阴性事物的特点在于柔顺,所以阴阳的对立也就具体化为柔、刚的对立,所谓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咸•彖》)。类似的说法在《易传》中随处可见:
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乾•文言》)
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坤•文言》)
刚柔相摩,八卦相荡。(《系辞上》)
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同上)
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下》)
刚柔者,立本者也。(同上)
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同上)
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说卦》)
乾,健也;坤,顺也。(同上)
乾刚坤柔。(《杂卦》)
从而,阴阳刚柔的对立、转化和统一也就成为大千世界的规律,所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说卦》),最终概括为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上》)的总的原则和规律。那么,阴阳之相摩、相荡、相推的具体变化特点又是怎样的呢?《易传》用一个神字来概括,所谓阴阳不测之谓神(《系辞上》),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也(《说卦》)。这里的神并无神秘的色彩,不过是对万事万物之变化特点的一种概括和描述。这种描述首先承认了事物变化之不测的特点,其实也就是其颇难认识之处,这自然是与科学发展的程度以及人们的认识水平相联系的,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描述并没有推向有神论或不可知论,而是认定事物之阴阳的转化乃是复杂而多变的,所谓神无方而易无体(《系辞上》)。这种认识水平未必非常之高,却既是实事求是的,更是抓住了事物发展和变化的某种要害之处。所以所谓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也,更多的是一种自信,认为用神字来概括阴阳刚柔之相摩相荡的特点乃是非常合适的。这种自信,还不仅在于神无方而易无体的概括本身,而且更在于进一步地要求人们主动适应事物的多变,所谓变通者,趋时者也,所谓唯变所适(《系辞下》)。也就是说,尽管阴阳不测,尽管无方、无体,人却并不是被动的,而是仍•然可以适应其变,仍然可以自强不息。所以,阴阳不测之谓神实际上一点也不神秘,所谓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系辞上》),所谓精义入神,以致用也(《系辞下》),通其变也就知其神,而致于用才是最终的目的。
可以说,刘勰正是通其变且致于用之人。《夸饰》有云: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形器易写,壮辞可得喻其真。这里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乃是《周易•系辞上》之语,这说明刘勰的所谓道,与《周易》是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的。这种关系的最明显之处,是刘勰经常用神的概念来说明道的特点。这里所谓神道难摹,正是用神来表现道的阴阳不测的特点。’《原道》篇既用自然之道来说明文之自然而必然,又数次用神理一词说明道的特点,认为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其与《周易》的思想是极为一致的。《征圣》篇说:天道难闻,犹或钻仰;文章可见,胡宁勿思?此类与《周易》相通的论述,在《文心雕龙》中随处可见。《宗经》篇说:夫《易》惟谈天,入神致用。可见刘勰确乎是深通《周易》言道、神之三昧的。至于上述刚柔、通变等思想,更为刘勰借以论文,而成为《文心雕龙》之重要的文学观念。《风骨》篇所谓刚健既实,辉光乃新、文明以健等等,其与《周易》的联系是显然可见的。《通变》一篇则从篇名至内容,无不渗透着《周易》所谓通其变(《系辞上》)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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