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朝鲜“屡世获罪”建州女真
天聪元年（1627）正月，清太宗派遣二大贝勒阿敏率领八旗兵出征朝鲜。临行前，他谕令阿敏等八旗将领：“朝鲜屡世获罪我国，理宜声讨。然此行非专伐朝鲜也，明毛文龙近彼海岛，倚恃披猖，纳我叛民，故整旅徂征，若朝鲜可取，则并取之。”阿敏在向朝鲜定州进兵途中派人送给朝鲜国王李倧的信中，对“朝鲜屡世获罪我国”的说法，有着进一步的解释：
我两国原无仇恨，今何为助南朝兵马，侵伐我国，此一宗也；我得辽东，既系邻国，尔曾无一句好语。及窝隐毛文龙，助他粮草，尚不较正。写书与尔国，毛文龙等绑来，我两国和好，尔又不肯。辛酉年我来拿毛文龙，尔国屯民鸡犬不动，尔又不谢，此二宗也；尔还把毛文龙放在尔国，招我逃民，偷我地方，此三宗也；我先汗归天，有仇如南朝而尚来吊问，赍礼来贺新汗，况我先汗与尔国毫无不好心肠，尔国无一人吊贺，此四宗也。先年尚有不好事件，笔难尽述。
若仔细分析阿敏信中列举朝鲜的四宗罪，都发生在后金立国之后。惟有结尾“先年尚有不好事件，笔难尽述”一句，与清太宗“朝鲜屡世获罪我国”之说相符合。
“屡世”与“先年”，指的是建州女真与朝鲜的关系史，反映出自明朝宣德年以来，朝鲜军队屡次越过鸭绿江，对建州女真进行杀戮的历史。令人遗憾的是，在研究清太宗首征朝鲜之役时，几乎无人对“朝鲜屡世获罪我国（即建州女真）”这句话，进行有说服力的解释。
在建州女真与朝鲜的关系史中，李满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第三任建州卫指挥使，他继任后率领属下离开居住地凤州，南迁到婆猪江流域兀喇山南麓瓮村，遂与朝鲜发生了直接的联系。
永乐二十二年（1424）四月，朝鲜平安道江界地方官向其国王报告建州卫南迁的消息说：
李满住率管下指挥沈时里哈、沈者罗老、盛舍歹、童所老、盛者罗大等一千余户到婆猪江居住。去癸卯年蒙圣旨，许于婆猪江多回坪等处居住。今因此到，接然无口粮、种子、盐酱，切欲乞丐过活，所持印信文字上送。
根据这条史料，“去癸卯年”即永乐二十一年（1423），李满住得到明成祖批准“到婆猪江居住”。由于长途迁移粮食损失很大，以致建州卫在第二年春天出现严重饥荒，无口粮、无种子、无盐酱，尽管生存极其困难，但他们宁可“乞丐过活”，也没有出现一例抢掠朝鲜边民的事件。李满住及其部众靠狩猎和采集野果，硬是挺过来了，并且在当年播下种子，取得了好的收成。
宣德七年（1432）十二月，发生了忽剌温野人侵掠朝鲜闾延郡事件。据朝鲜平安道官员报告：“蒲州江（即婆猪江）住李满住管下兀良哈千户刘乙哈等二人赍汝屯指挥文牒，率被虏男妇七名，到闾延郡言：‘（李）满住承圣旨，入深远处捕土豹，空家之时，忽剌温兀狄哈领兵百余到闾延、江界作乱，掠男妇六十四名以还。满住率六百余兵把截山谷要路，尽夺而留养之。’宜遣人率还。”据此可知，忽剌温野人抢掠闾延郡事件与李满住毫无关系，但是他亲自率领600多名卫众，夺回了被劫走的64名朝鲜人，还派人通知朝鲜地方官领回。李满住这么做的原因，明显是向朝鲜示好，没想到朝鲜以怨报德，准备趁机进攻建州卫。
朝鲜为什么如此背信弃义？原来鸭绿江东岸朝鲜义州、昌城、碧潼、理山、江界和朔州等处边民，当时正越过鸭绿江到中国一侧开垦耕种。李满住率建州卫南迁后，朝鲜地方官员就建议停止越江耕种，以避免发生边民冲突，但该建议并未被采纳。宣德七年（1432）九月，朝鲜政府经过讨论，决定维持越江种地现状，详情如下：
（国王）命与政府诸曹同议。朴信生、申樯等以为可；赵启生、申商、安纯、许稠、权轸、孟思诚、黄喜等以为：理山以上各官，与蒲州江野人（即建州卫）居处不远，彼人移接之间，禁耕为便。许诚以为初为民生严密立法，不可卒变，依曾定规划实行为便。（国王）命从（许）诚议。
这条史料表明，主张维持越江耕种现状的，只有许诚一人。朝鲜国王之所以同意许诚的意见，是因为他已经计划消灭李满住及建州卫。
宣德八年（1433）四月，作为明朝的藩属国，朝鲜在未通报明朝的情况下，擅自出动上万军队渡过鸭绿江，向建州卫住地翁村发起突然袭击。事后，李满住派人到北京向明朝报告说：“宣德八年四月十九日，忽有（朝鲜）王国四路军马前来枪（抢）劫，将李满住射伤、妻小杀死，又枪（抢）去及杀死部下人民数多，并夺去敕谕、诰命等件。”李满住是明朝任命的地方官，所以这次战争的性质，是朝鲜对明朝领土的侵略。辽东总兵巫凯向明政府建议通过外交途径谴责朝鲜的侵略行为，可惜未被采纳。
为了躲避朝鲜军队的越江杀戮，李满住将建州卫住地迁居婆猪江支流富尔江畔吾弥府。这里河流纵横、土地肥沃，有愁许山城可守，比瓮村要安全许多。正统二年（1437）六月，朝鲜派侦探十余人潜渡婆猪江，直抵吾弥府，“见水两岸大野，率皆耕垦，农人与牛，布散于野，而马则不见。人家十八户扑在水岸，而散排山陕者，不能遍视”。建州卫迁移到此不过四年时间，就出现勃勃生机。朝鲜侦探偷越边界而来，与李满住招徕建州左卫有直接关系。
宣德八年（1433）十月，建州左卫首领猛哥帖木儿被兀狄哈野人所杀，其弟凡察试图率建州左卫离开斡木河（今朝鲜会宁），与李满住的建州卫居住在一起。朝鲜认为李满住与凡察合住，力量增强更难以消灭，遂决定以前一年（1436）五月忽剌温野人寇掠闾延郡为借口，再次进攻建州卫。
正统二年（1437）九月七日，朝鲜再次不顾及宗主国明朝的感受，派出近8000人越过鸭绿江，分三路合围李满住居住的吾弥府。由于李满住事先得到消息，率部众提前转入深山老林。朝鲜军焚毁房屋24户以及未能带走的粮食，然后撤兵回国。李满住躲过朝鲜军队的合围后，还组织了小规模的反击，据朝鲜文献记载：“左军先引，右军为殿，道遇贼五十余骑，突出林间，我军击之，夺其马二匹。”
严酷的现实又一次向李满住证明：“作为宗主国的明朝，就这样任由朝鲜军队践踏建州卫的山河。”昏愦的明朝既不在意领土主权遭到侵犯，更不在乎建州女真的生命财产损失，于是他下决心远离朝鲜。正统三年（1438）六月，李满住派遣指挥赵歹因哈奏报明朝：“旧住婆猪江，屡被朝鲜国军马抢杀，不能安稳。今移住灶突山东南浑河上，仍旧与朝廷效力，不敢有违。”与上次建州卫移居婆猪江一样，李满住的这次迁移，也获得了明朝的批准。
两年之后，建州左卫在凡察率领下，迁移到“三土河及婆猪江迤西冬古河两界间，同李满住居处”。建州左卫移居不久，凡察与其侄董山发生卫印之争，明廷从建州左卫中分设右卫，以凡察管理右卫，董山仍然管理左卫。建州三卫计有2300多户，成为明末建州女真的主体。
正统十四年（1449），明英宗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被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俘虏之后，建州三卫首领李满住、凡察、董山等人误以为明朝大势已去，便都依附了瓦剌部。从成化二年（1466）起，海西、建州女真勾结蒙古兀良哈三卫，不断进犯辽东都司辖区。明朝采取先礼后兵战略，派遣都督佥事武忠作为使臣，招抚建州三卫首领入朝进贡，董山等人到北京后虽然表示谢罪，但举止傲慢，结果共115人被拘留京城，后又押解到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市）处死。
成化三年（1467）九月，明朝出动三万军队大举进攻建州三卫，朝鲜应明朝的要求出兵上万人配合明军。由于建州三卫事先没有防备，面对强大的明朝与朝鲜联军，并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建州三卫有1700多人被杀，“生擒二百六十五人，搜出敕书、朝鲜国帖文及番书等件，并夺还被获男妇牛马器械，烧其庐舍”。李满住及其儿子古纳哈均被朝鲜军队所杀。
建州三卫在此役中损失惨痛，对明朝已经没有任何威胁。然而，由于太监汪直秉政，欲立边功，辽东巡抚陈钺揣知其意，屡次向朝廷提议征讨建州女真。成化十五年（1479）十月，明朝以抚宁侯朱永为靖虏将军充总兵官，命太监汪直监军、陈钺赞理军务，同时要求朝鲜出动军队策应。明军号称十万人，出抚顺关攻入建州三卫驻地，朝鲜出兵一万，其中4000人渡过鸭绿江助攻。此役明与朝鲜联军虽然“颇有斩获，而虏益愤怒，深入焚掠，惨于往时，开原、广宁之间，骚然烦动矣”。明军师出无名，因此激起建州三卫的强烈报复。
综上所述，清太宗所说“朝鲜屡世获罪我国”，绝非对八旗将领战前动员的空泛之言，而是班班可考的血腥史实！
宣德朝的两次战争，是朝鲜以强凌弱，公然不顾及宗主国明朝的权威，对其管辖的建州卫众大肆杀戮。成化朝明军发动的两次战争，得到了朝鲜军的全力配合，而建州三卫并没有滋扰朝鲜。朝鲜先后四次越过鸭绿江进攻建州女真，使建州女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和惨痛的历史教训。
近年来，法国著名学者布罗代尔主张研究历史“不再以世纪为单位，而是以千年计量”的主张，逐渐为我国学术界所接受。正如布罗代尔所说：“只有贯穿整个人类时期的历史才是真正可理解的历史。”我们如果不了解建州女真与朝鲜在明宣德、成化两朝的关系史，就无法理解为什么百余年后，清太祖开始统一女真各部时，对于虎视眈眈的朝鲜，始终采取忍让与争取策略。
具体来讲，万历二十年（1592），清太祖前往北京进贡时，向明廷奏报“高丽杀死所管部落五十余名”，明廷的态度仅是“命所司知之”。万历二十三年（1595），又有清太祖属下在朝鲜渭原郡采参，被渭原“郡之人要路隐伏，射斩二十七名”之事发生。朝鲜方面担心受到报复，派南部主簿申忠一出使佛阿拉，清太祖友好地接见申忠一后，还派人传言：“自今两国如一国，两家如一家，永结和好，世世无替。”此时清太祖的武力足以报复朝鲜，仍然息事宁人地处理此事。
由于建州女真在历史上多次受到朝鲜军的侵略杀戮，清太祖对此记忆犹新，因此在天命三年（1618）攻下抚顺之后，他立即致书朝鲜国王：“朝鲜则与我国有信之国，若辽东请兵于朝鲜，则会宁、三水、满浦等处，我将当以一枝兵马发送攻击。朝鲜与我将无嫌怨，谨守封疆，勿使动兵。”清太祖除以武力威胁之外，也尽量争取朝鲜保持中立。万历四十七年（1619）二月，就在萨尔浒大战即将爆发之际，清太祖仍然派出使节到朝鲜，“纳进上貂皮五百令（领）上送”。
由上述史实可知，虽然朝鲜“屡世获罪”建州女真，早就处于“理宜声讨”的地步，何况又在萨尔浒大战中出兵进攻后金，战后支持明军毛文龙部开辟江东战场。但清太祖牢记历史上迭遭朝鲜与明朝联军打击的教训，“对朝鲜势力则采取妥协政策，以稳住阵脚”。所以，清太宗即位巩固内部之后，才有出兵朝鲜之举。
二、天聪时期后金与朝鲜的贸易
关于天聪元年（1627）清太宗用兵朝鲜之役，以往的清史著作过多强调压迫朝鲜取消对明军毛文龙部的支援，以解决后金东、西两面作战的问题，而较少注意到这场战争背后隐藏的经济目的。例如，《简明清史》的作者认为：“皇太极上台后，决心早日解决东边的朝鲜问题，恰巧此时朝鲜发生内乱，于是乘机对朝鲜用兵，并企图就势消灭明军毛文龙部。”再如，《清代全史》一书中提出：“皇太极为了缓解进攻明朝时的后顾之忧，准备用武力来迫使朝鲜就范。”
尽管有学者提到了清太宗出兵朝鲜的经济因素：“一是为了割断朝鲜与明朝的宗藩关系，二是袭击椴岛的毛文龙，三是为了从朝鲜获得必要的军粮，此时后金地区灾荒非常严重。”但清太宗出兵朝鲜的经济因素，绝非是为了“获得必要的军粮”那样简单，我们认为：清太宗通过这场战争，强迫朝鲜与后金订立盟约，使双方建立起稳定的贸易关系，极大地缓解了后金政权严重的物资困难。
世代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过着以狩猎和采集为主的经济生活。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的记载中，特别强调了贸易的重要作用：“与大明通好，遣人朝贡，执五百道敕书，领年例赏物。本地所产有明珠、人参、黑狐、玄狐、红狐、貂鼠、猞猁狲、虎、豹、海獭、水獭、青鼠、白鼠等皮，以备国用。抚顺、清河、宽奠、叆阳四处关口，互市贸易，照例取赏。”据此可知，女真人在市场上出售明珠、人参和兽皮等土产，换回各种生产和生活用品，还以“朝贡”的形式，从明朝领取“年例赏物”，过着比较富裕的生活。
萨尔浒大战爆发之前，女真人对外贸易主要有三种形式：与明朝的朝贡、马市贸易以及对朝鲜的边境贸易。在萨尔浒大战中，虽然清太祖击败了明与朝鲜联军，但先前确立的贸易关系也彻底终止，以致后金出现了严重的物资匮乏。据被俘虏的朝鲜人记载：“闻胡中衣服极贵，部落男女殆无以掩体。”除了衣服之外，盐、酱等生活必需品极少，“今则将胡家尚有所储，而闾阎则绝乏已久云”。
清太宗即位后，通过对外贸易换取急需物资的现状在短期内很难改变，在面对辽西明军坚城重炮的防守下，他不得不把目光转向朝鲜。清太宗首次用兵朝鲜后，按照双方订立的盟约规定：朝鲜每年春、秋两季，要向“满洲国皇帝”进贡礼物。朝鲜为什么会同意这种苛刻的结盟条件？清太宗在天聪元年（1627）十二月写给朝鲜国王李倧的信中，道出了其中的奥妙：“尔遣来贸易之人，已经随物获售，我亦令人至尔处往市矣。”朝鲜国王李倧在后来的回信中，也证明了这一点：“上年定约时，止敝邦使臣之行，例带商贾，以资两国通货而已。乃者贵国使臣，亦有所持货物，责贸于边。”
这两封书信可以证明，朝鲜同意向后金进贡带有附加条件，即使臣“例带商贾”进行贸易。与此同时，清太宗也让后金使臣“持货物”前往朝鲜互市。朝鲜商人除了与后金贸易外，还成为后金与明朝物资交流的媒介，他们从后金购买人参等土产转手卖给明朝，再从明朝购买布匹等日用品转卖给后金，从而两头获利，何乐而不为？
起初，后金与朝鲜使臣之间的贸易，除了在两国统治者信件中提及外，几乎不见于文献记载。因为朝鲜是明朝的藩属国，不敢公开与后金贸易；后金担心皮岛明军抢劫其贸易物资，也对此事秘而不宣。
例如，天聪四年（1630）春，皮岛明将刘兴治率兵船泊于鸭绿江口，欲劫获后金使臣朴仲男及随行商人的贸易物资。朝鲜义州府尹李时英得到消息后，急忙派人通知朴仲男，朴仲男一行“尽弃物货，走向朔州”。刘兴治迁怒于朝鲜官员，带兵入城，“打破府库，乱射人民，府尹亦为矢所中，胡人（满人）卜物尽被掠去”。这条史料文字虽少，却有力地证明：后金与朝鲜的使臣贸易，不仅早已存在，而且得到了双方统治者的支持。
天聪七年（1633），后金与朝鲜出现贸易争端。这年六月，清太宗派遣英俄尔岱率领80名商人出使朝鲜，携带人参1600斤以及大笔贸易银两。八月，英俄尔岱自朝鲜返回后报告说：
携往银两，照常互市，惟人参未曾贸易。朝鲜每斤止与价九两，我使欲索原价，安州总兵亦为启请，朝鲜王已许诺。而其臣云：“人参乃我国所产，屡次携来甚多，如依原价，后必不继，与其日后相争，莫若及今定价九两，以杜后日争端。”卒不许，因将人参俱留安州。
上述史料极为重要，至少可以弄清楚四个问题：一是“携往银两，照常互市”八字，证明后金商人随使臣前往朝鲜王京互市贸易，已经是经常性的商业活动；二是后金商人带去的人参，在多年贸易中形成了固定的价格，即“原价”；三是朝鲜官员以后金商人“屡次携来（人参）甚多”为由，压低价格；四是英俄尔岱将未出售的人参留在朝鲜安州，等待机会卖出。
此次出现贸易争端的根本原因，是朝鲜利用在贸易中的有利地位，企图谋取更多的商业利润。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安州总兵主张按“原价”买下人参？查今朝鲜地图可知，安州位于平安南道清川江畔，距离皮岛明军驻地不远，当地商人买下人参后，很快就能转手卖给皮岛明军，这也是英俄尔岱将人参留在安州的原因。
由于朝鲜有意压低人参价格，引起清太宗亲自出面干预。他在给朝鲜国王李倧的信中质问道：“曩定参价一十六两。贵国云：人参我国无用，止给九两，否则止之。……贵国既言人参无用，乃每年出尔边界，入我疆土，不顾罪戾，采此无用之参何为乎！”要求朝鲜遵守原定一斤人参16两银子的价格，与后金进行公平贸易。
天聪八年（1634）三月，英俄尔岱再次前往朝鲜互市。与英俄尔岱同行的有上百名商人，带去人参800斤、银子万余两，在朝鲜王京购置了大批商品。由于这次贸易很成功，到六月份，户部参政马福塔又带领后金商人前往朝鲜贸易，打破了夏季不派使臣贸易的惯例。
当年十月，朝鲜兵部侍郎罗得宪出使后金时，带来其国王的信件，提出将使臣贸易限制在春秋两季，引起了清太宗的强烈不满。他决定采取严厉措施，下令将朝鲜使臣和随行商人遣送回国。当英俄尔岱通知朝鲜使臣罗得宪立刻归国时，两人发生了下面一段对话：
罗得宪变色大惧曰：“皇上谕旨诚是。（朝鲜）王与我等俱未思及于此，其咎在王与诸臣，来使与商民何知。严寒至此，携来货物，幸容交易。”
英俄尔岱曰：“我等若复市尔货，将又谓我国恐吓强买也。”
（罗）得宪曰：“今之欲贸易者，是我国商人图利，情愿互市，与公等无涉，我亦作书达知我王。”
使臣贸易本来是双方互利之事，既然罗得宪公开承认朝鲜“商人图利，情愿互市”，清太宗也就收回原命，同意朝鲜商人买卖货物，从而化解了这次危机。
天聪九年（1635）四月，后金商人160余名携带白银17475两、人参76斤，再次随同马福塔前往朝鲜互市。一个月后，马福塔派人奏报清太宗：
臣等行十九日至王京，商人皆云：“从未有至此市马之例，故尔稽延。”止以银三千五百两与之交易，留十二日起行。又携银八百两，至平壤城交易。二十六日至义州，将中途所留银货，悉送至义州，臣等在义州收取货物，待人迎接。至于王京贸易不完者，非彼无物可货，因我国商人托言携马交易，故意不行交市耳。欲遵前言，令八家商人同往贸易，彼亦不听。先欲遣人回报，以交易未完，故尔未遣。今已将所领银两，半买绸缎，半买布匹矣。
这是目前所见天聪时期后金商人赴朝鲜贸易最完整的一次纪录，贸易地点有义州、平壤和王京三地，后金用来交易的是白银和人参，向朝鲜购买的是绸缎和布匹。
除了双方的使团贸易之外，清太宗还利用双方的盟约，迫使朝鲜在两国边境地区与后金互市贸易。天聪元年（1627）夏天，后金国内发生了极其严酷的饥荒：“斗米价银八两，人有相食者，国中银两虽多，无处贸易，是以银贱而诸物腾贵。”当年十二月，清太宗向朝鲜提出在边境地区开市购买粮食的建议，他在致国王李倧的信中说：
因归附之国多，概加赡养，所以米粟不敷。尔与毛文龙粮饷赡养已经七年，我岂似彼无故索取，惟今岁市籴一年，以济窘乏。尔能开籴助我，方见敦睦之谊。
清太宗在信中先指责朝鲜无偿供给明军毛文龙部粮食，随后又暗示后金是花钱购买，还保证“惟今岁市籴一年”。在清太宗的软硬兼施下，朝鲜被迫同意在义州对岸鸭绿江下游中江地方（今鸭绿江中朝鲜于赤岛）开市。
天聪二年（1628）二月，后金与朝鲜在中江开市贸易。在市场上交易的大宗商品是朝鲜运来的3000石大米。此外，朝鲜商贾仅有30余人，带来的货物十分有限，负责贸易的英俄尔岱因此向朝鲜官员报怨无牛可买。前来互市的后金商人有上千名，还有数百名被抢掠的朝鲜人等待其家属赎回。市场上的大米和杂货被后金商人统统买光，剩余的是一些未被赎回的朝鲜人，由于每名要价是青布65匹，被其亲属赎回者“未及三分之一”。从中江市场的贸易情形来看，后金最需要的是粮食、耕牛和布匹，朝鲜对前一年的战争心有余悸，除了赎回被抢掠的人口之外，对互市并不积极。
天聪五年（1631）春季，后金与朝鲜再次在中江贸易。朝鲜义州府尹申景珍报告其国王说：“开市时，龙胡（即英俄尔岱）勒定物货之价，无异夺掠，且怒曰：‘我等先言牛马买卖事，而牛则仅五十首，马则全不出于市。’”这次互市后金商人收获颇多，除了买到50头耕牛之外，还“贸得物货六七百驮，（英俄尔岱）搜括城中牛马，夺取府尹之马而去”。由于买卖双方缺少互信，朝鲜商人抬高物价，后金商人恃势强买，所以在清政权入关前，中江互市不过偶然为之，并没有成为固定的贸易市场。
清太宗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与朝鲜确立了双方的贸易关系。后金通过使臣贸易和边境互市等形式，得到了急需的粮食、耕牛、绸缎和布匹，满足了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需要，大大缓解了物资匮乏的局面。朝鲜同意与后金互市贸易，除了双方长期存在的贸易关系外，还在于朝鲜商人从贸易中获利巨大，特别是与明朝进行转手的人参与绸缎贸易，利润更是惊人。朝鲜“商人图利，情愿互市”之语，道出了双方贸易关系的真相。
三、皮岛明军兴亡系于朝鲜
明军毛文龙部依托皮岛，开辟东部战场，使后金腹背受敌，战略上陷于被动。这种局面的出现，与朝鲜密切相关。清太宗首次用兵朝鲜，目的之一就是压迫朝鲜，以取消对毛文龙部的支持。双方订立盟约后，虽然确立了贸易关系，但朝鲜并未改变亲明立场，继续支持皮岛明军。因此，清太宗只有彻底征服朝鲜，才能消灭皮岛明军。
天命六年（1621）三月，后金占领辽东镇江城（今丹东市振安区九连城），当地明朝军民越过鸭绿江逃入朝鲜，“时唐人（汉人）奔波，各持马蔽江争渡，投我兰子岛、威化岛”。辽东巡抚王化贞得知后，派属下练兵游击毛文龙，率200余人前往联络。七月中旬，毛文龙率部下乘船至朝鲜的弥串堡上岸，和避难朝鲜的镇江军民取得了联系，随即与原明镇江中军陈良策里应外合，收复了镇江城。事后，清太祖派八旗兵夺回了镇江城。十一月十八日，阿敏率八旗兵5000人，从镇江城夜渡鸭绿江进入朝鲜，“杀刘游击、兵一千五百，（毛）文龙仅以身免”。尽管朝鲜遭此次打击，却不想驱逐毛文龙，于是采取折衷办法，劝说毛文龙退入海岛。
天命七年（1622）十一月，毛文龙在朝鲜授意下，率部乘船入居皮岛。毛文龙设平辽总兵府邸于岛上，“辽民来投者日众，前后数十万口，分置铁山、蛇梁等处”。朝鲜为了防御后金，大力支援毛文龙，供给粮食、补充火器等。毛文龙的实力大增后，依托皮岛和朝鲜沿海地区，不断向后金发动袭击。例如，天命八年（1623）七月，毛文龙部进攻晾马佃，夺获牛马无数。天命九年（1624）五月，毛文龙部游击三人，“领兵顺鸭绿江越长白山，寇满洲东界所属辉发地”。天命十年（1625）六月，毛文龙部夜袭耀州官屯寨，“被村的三名女子看见，把车辕立在墙上。青加努的妻子拿丈夫的腰刀最先登上，其他二女人接着登上砍杀、驱逐，三百兵从墙上跳下逃走了”。毛文龙派出的小股部队，多为几百人流动作战，虽然战果不大，却对后金在辽西的进攻，起到了有效的牵制作用。
朝鲜与后金订立盟约后，对毛文龙部在朝鲜沿海的活动有所限制。在毛文龙困守海岛的情况下，后金趁机向毛文龙诱降，引起明蓟辽督师袁崇焕与朝鲜方面的怀疑。天聪三年（1629）二月，朝鲜平安监司金起宗向朝鲜国王报告称：“（毛文龙）交通虏贼（后金），且务练兵，似有可疑之端。……既据岛中，得专通货，安享富贵，拟于王者，彼若来侵我国，则实出于失计，岂肯为之乎！”从金起宗的这段话来看，他认为毛文龙“来侵我国（朝鲜）”是失计，对此表示怀疑。然而，事实证明完全有这种可能性：“毛文龙的军队有时军纪败坏，竟‘纵兵作暴，掠夺牛马，搜括家藏’，弄得当地百姓苦不堪言。因此，朝鲜官民逮捕、囚禁、杖毙、烧死明朝兵民的事件也不断发生。”由于双方矛盾的不断积累，袁崇焕与朝鲜官员对毛文龙的怀疑，自然有其合理性。三个月后，袁崇焕遂以检阅毛文龙部为名，乘船至双岛，以欺君、杀降等12大罪，用崇祯帝赐尚方剑将毛文龙处死。
天聪四年（1630）春，刘兴治借祭祀其兄刘兴祚之机，诱捕陈继盛、刘应鹤等将领，并将其杀害，还以岛中商民名义上奏明朝，“请优恤（刘）兴祚，而令（刘）兴治镇东江”。明朝闻知皮岛发生叛乱，派副将周文郁入岛对刘兴治进行安抚，并任命黄龙为镇守登辽、东江都督佥事，驻守皮岛，暂时稳定了局势。
但是，刘兴治由于没有当上总兵，对明朝更加愤恨。天聪五年（1631）三月，刘兴治再次发动叛乱。朝鲜史料记载此事说：“（刘）兴治欲投虏，而恐岛众不从，潜与降鞑（指满人）结为腹心，先杀将校之不与己者，又欲尽除岛众之不从者，（张）焘及（沈）世魁等揣知其意，相与密谋，乘夜突入兴治营，仍纵火鼓噪，杀降鞑无遗类，兴治不知去处。或云死于乱兵中矣。”后金方面的记载则与朝鲜相反：“嗣后（刘）兴治变其初心，与岛中众汉人谋，欲杀尽满洲逃人。……满人力战，杀兴治及其兄兴亮，率所余男妇三百八十五人，乘船至朝鲜国登岸。”由此可见，处于战争状态下的各方，已经完全丧失了互相信赖。清太宗因招降刘兴治失败，下令把留在后金的刘氏族人男子杀掉，妇女籍没为奴，仅刘兴治之母因年迈得以免罪。
从皮岛逃回的满人报告说：“（刘）兴治被杀，岛中未定，若于此时以一枝兵袭岛，则可全利也。”清太宗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出兵进攻皮岛。
天聪五年（1631）五月，清太宗命令八旗将领楞额礼、喀克笃礼两人率骑兵1500人、步兵4500人，出征皮岛。他谕令出征将领：“朕与朝鲜为交好之国，秋毫不可有犯，勿纵劫掠；至于招降岛中汉人，尔等勿与其事，可令副将石国柱、高鸿中，游击佟三、李思治等前往；如不降，则向朝鲜索船攻取。”清太宗还为借船一事，亲自致书朝鲜国王：
此次出师，一以招抚无依之岛民，一以察尔国之真伪。我军尚未谙舟楫，尔国人操舟之善，更胜于明。如念兄弟之好，宜与坚大战船，每船各拨给善操舟之人，如此，则前衅可释。倘以败舟拙工，苟且充数，我兵万一有失，则结怨岂浅鲜哉！
按照清太宗的设想，朝鲜或许以“败舟拙工”充数，岂料国王李倧不仅拒绝与后金使臣见面，并且明确表示：“我（国）与天朝，实为父子之国。借船于尔，以杀天朝之人，则是我自绝于天也！”李倧彻底回绝借船之求，还以当年盟誓为据，指责后金背信弃义，突然侵入朝鲜领土。
八旗兵在楞额礼、喀克笃礼带领下渡过鸭绿江，从义州登陆进入朝鲜境内，然后迅速挺进宣川、定州、嘉山和铁山等沿海地区。由于朝鲜事先做了安排，将海边的船只隐藏起来，八旗兵只搜罗到11艘船，其中一部分兵力乘这些船只前往身弥岛，另一部分兵力在宣川砍木造船，准备向皮岛发动攻击。
明军皮岛统帅黄龙侦知八旗兵到达朝鲜海面，遂派属下将领张焘向身弥岛发动袭击。明军初战告捷后，发现八旗兵没有多少战船，便凭借海上优势主动进攻。据朝鲜史料记载：黄龙亲自率领“大小兵船百余艘，迎战于蛇浦，斩获一高山及牛鹿二将，胡兵死者甚众。汉兵下陆争首级，为虏所掩，亦多死亡者”。这种说法比较客观，明军有海战经验，八旗兵则善长陆战，双方杀伤大体相当。
战后，明朝将此役称为海外大捷。从明朝方面来讲，挫败了后金对皮岛的进攻，而且明军又是主动出击，说是胜仗未尝不可。就后金方面而言，此次作战具有一定的投机性，其失败是必然的。战后，楞额礼等人向清太宗奏报：
前往朝鲜借舟，朝鲜坚不付与。我两路兵于（六月）二十六日起行回还，路获明人讯之，据称明黄总兵率兵五千，于五月五日已自内地据岛中矣。
当年十月，皮岛明军发生耿仲裕之乱。耿仲明的同党李梅因与后金往来，被都督黄龙查出逮捕下狱。耿仲裕是耿仲明之弟，担心受此事牵连，率部下士兵以索饷为名，围住黄龙的官署抓住了他。黄龙被哗变士兵“拥至演武场，折股去耳鼻，将杀之。诸将为救免。未几，（黄）龙捕斩（耿）仲裕，疏请正（耿）仲明罪”。
黄龙的命运在数日之内为什么能发生如此戏剧性的变化？原来是朝鲜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黄龙任皮岛都督总兵官后，军政废弛、贪黩无厌，部下官员必须向他行贿，才能保住职位。明朝远道运来的军饷钱粮，被黄龙据为己有，不发给士兵，所以耿仲裕以索饷为号召，群起响应。朝鲜得知皮岛兵乱，站在明朝立场上，“移檄问罪。岛众惧曰：‘今日之变，虽都督自取。而朝鲜若绝我饷路，移檄问罪，则是一岛之人，均之为叛逆，而又有朝暮饿死之忧。’于是收耿仲裕、王应元等十余人斩之，扶都督出而视事。都督差游击江定国来索粮饷”。朝鲜仅靠一纸檄文，就能迫使乱兵诛杀祸首而拥戴黄龙，是因为若朝鲜停止粮食供应，皮岛明军必“有朝暮饿死之忧”。
此次事件足以证明，朝鲜与皮岛明军，相互依赖、唇亡齿寒。因此，清太宗欲消灭皮岛明军，必须先解决朝鲜问题。
天聪十年（1636）二月，清太宗以吊唁朝鲜王妃去世为名，派户部承政英俄尔岱率外交使团前往朝鲜，并带去以后金贝勒、大臣及蒙古王公名义致国王李倧的书信，要求朝鲜拥戴清太宗称帝。朝鲜国王拒绝与英俄尔岱见面，并且在给平安道观察使的信件中称：“今满洲日益强盛，欲称大号，故意以书商议。我国君臣不计强弱存亡之形，以正理决断，不受彼书。”正是朝鲜不惜一战的强硬立场，才导致当年四月清太宗举行称帝仪式时，其使臣罗德宪、李廓不肯跪拜之举。
崇德元年（1636）十二月初二，清太宗亲率12万大军出征朝鲜。清军渡过鸭绿江攻陷朝鲜义州城后，长驱直入、所向披靡，接连占领郭山、定州、平壤和王京汉城，国王李倧逃往南汉山城。次年（1637）正月二十八日，国王李倧决定接受清太宗颁布的“永定规则”，彻底断绝与明朝关系，奉大清国正朔。两天后，朝鲜国王李倧从南汉山城前往清军大营投降，清太宗在汉江东岸三田渡筑坛，举行授降仪式，朝鲜从此由明朝的藩属国变为清朝的藩属国。国王李倧的两个儿子被带往盛京城作为人质，直到清军入关后才释放回国。
清太宗征服朝鲜之后，立即下令清军攻取皮岛。朝鲜应清朝要求，派出信川郡守李崇元、宁边府使李浚带领战船前往助战。崇德二年（1637）四月八日，清军在阿济格指挥下，乘战船70余艘攻上皮岛，杀明皮岛总兵沈世魁，明军死伤1.7万余人，被俘水手356人、妇女幼儿3716人。清军缴获明军大船72艘，红衣西洋炮10位，还获得绸缎、银两、马、牛、骡和驴等大批物资。朝鲜军队也参加了攻打皮岛之役，并且将清军的获胜归功于朝鲜“炮手精锐，椴岛（即皮岛）之役赖此成功”。
经此战役，明朝丧失了经营15年的东部海上战线，“诸岛虽有残卒，不能成军，朝廷亦不置大帅，以登莱总兵遥领之而已。明年夏，杨嗣昌决策尽徙其兵民宁、锦，而诸岛一空”。
清朝入关前，每逢重大战事，都向朝鲜征兵征船，要求履行其藩属国义务。朝鲜因为内心同情明朝，每次都对清朝的要求打些折扣，诸如：“（崇德）三年，徵朝鲜兵从征明，误军期，降诏切责。……六年正月，攻明锦州，调朝鲜舟五千运粮万石。寻（李）倧奏言军船、粮船三十二艘漂没无存，帝（清太宗）知其饰词，诏切责，刻期督催。”但迫于清朝越来越强大的现实，朝鲜又不能不惟命是从。
结语
崇德八年（1643）底，朝鲜国王李倧下令停写明朝崇祯年号，改写“清国年号”，此举标志着朝鲜正式承认清朝的宗主国地位。顺治元年（1644）十月，清世祖迁都北京后，即送朝鲜世子（国王李倧长子）回国；下一年，又送其次子归国。这些变化都说明，清与朝鲜的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综上所述，明亡清兴过程中的朝鲜因素，可以归纳如下三点：
首先，在建州女真兴起的过程中，朝鲜作为明朝的藩属国，全然不顾及建州卫首领李满住是明朝地方官的客观事实，在事先未通报明朝的情况下，于宣德朝两次擅自越过鸭绿江大肆杀戮建州卫众，极大地阻碍了建州女真的社会发展。尤其是在明成化朝两次进攻建州女真战争中，朝鲜方面并未受到建州女真的任何骚扰，但是积极出兵配合明军，使建州女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所以清太宗即位后出兵朝鲜时，称“朝鲜屡世获罪我国”，并非空言，是有事实为据的。清太祖起兵统一女真各部时，对朝鲜一再采取忍让政策，即使朝鲜在萨尔浒战役前后不仅积极出兵参战，还支持毛文龙部入居皮岛，仍然对朝鲜实行妥协政策，就是吸取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
其次，后金在萨尔浒大战中击败明与朝鲜联军之后，朝鲜支持明军毛文龙部入居皮岛，开辟鸭绿江东部战场，使后金陷入两面作战的背动局面。与此同时，朝鲜首次受到八旗兵强大武力痛击后，从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被迫实行两手政策：一方面，订立盟约向后金进贡并与之确立贸易关系，通过贸易获利以挽回进贡的损失；另一方面，继续援助皮岛明军粮食等物资，以支持明朝来牵制后金。
第三，清太宗改元称帝后，迅速出兵征服朝鲜，使其成为清朝的藩属国。清军在朝鲜军队的配合下，攻克皮岛，彻底解决了东顾之忧，从而全力与明朝争夺天下。朝鲜虽然不甘心成为清朝的藩属国，但面对清朝不断强大的事实，在明清战争胜负未见最后分晓时，就停写明朝崇祯年号而改写“清国年号”。这一史实反映了明朝灭亡的历史必然性，以及朝鲜在对外关系上的实用性。
附本文题录
1. 张杰：《明亡清兴过程中的朝鲜因素》，《社会科学辑刊》2020年第4期。
2. 张杰.明亡清兴过程中的朝鲜因素[J].社会科学辑刊,2020(04):176-185.
［作者简介］张杰，1954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长期从事清史与满族族史研究，主要学术著作有《清代科举家族》《清朝三百年史》等十余部，公开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