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林清话》附《书林余话》是中国近代论古籍版本目录的专著。共10卷，叶德辉撰。1920年叶氏观古堂刻三次修改本，1935年其子启倬编入《郋园先生全书》，又据此版重印。叶德辉（1864～1927），湖南长沙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官吏部主事。叶德辉精于版本目录学、喜藏书、编书，以刻书闻名，他的名言是“老婆不借、书不借”。叶德辉曾编纂了《观古堂书目丛刻》、《书林清话》、《古今夏时表》，并校刊《元朝秘史》，《书林清话》算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有系统的书籍史，用笔记体写成，叙述唐宋以来刻板、活板、套色各种印刷方法。梁启超曾评价《书林清话》“论刻书源流及掌故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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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林清话》以笔记体裁系统地介绍了有关中国历代雕版印刷书籍的各项专门知识。从书籍和版本的各种名称宋、元以来历代官刻、私刻、坊刻的源流，各时代突出的著名刻本，古代活字印刷、彩色套印的创始和传播，历代刻书的规格，所用材料以及工料价值的比较，印刷、装潢、鉴别、保存的方法，乃至有关刻书、抄书、藏书、卖书的遗闻掌故，皆有论述。此书材料丰富，取材于历代诸家目录、题跋，兼及前代史书、笔记、文集诸书，自加按语，是研究版本目录学的入门之作。
跋（来源：古籍公众号 ID：weiguji）
古人著书，多以一时采辑未广，积久闻见又多，于是有补、续、余、闰之作。如宋洪迈《容斋随笔》，乃至于五笔；王明清《挥麈前录》，亦有《后录》、《三录》相继；次则沈括《梦溪笔谈》，皆其先例也。大伯父文选君，昔年既撰《书林清话》，播传宇内，已为当世士大夫所推重。
惟是此书杀青以来，间有历代刻书掌故、琐记为前书所无者，阅时年余，又成此《余话》上下两卷。正待编为巨册，不欲亟付梓民，而客岁以不幸罹难，至是竟成绝笔矣。人亡国瘁，痛哉言乎。启崟兄弟丁兹丧乱，重惧遗稿散失，遂乃携入行笥，悉数来沪，以待他日授之剞劂。会刘师澹园有印书馆之设，亟用活字排印五百部，同时并印《郋园读书志》，数亦如之。
是役也，历百余日而蒇事。其校雠讹夺，刘师命启崟及其家子弟分任之。
师盖大伯父入室弟子，故其沆瀣相承，快睹斯书之流布也。启崟于家学毫无所得，有愧前修，展读兹编，惝然若失者殆累 日已。此外遗稿，尚有《四库全书目录版本考》、《说文籀文考证》、《经学通诂》、《郋园学行记》、《星命真原》、《自订年谱》等书，将渐次编校刊行，庶无负于大伯父一生精力所系，得以长留天地间。然则是书之成，固非嚆矢欤。大伯父耳顺方强，使其健在，岂仅如王、如洪、如沈之撰述已哉！戊辰四月，从子启崟谨志。
书林余话序（来源：古籍公众号 ID：weiguji）
余撰《书林清话》刻成后，以前所采宋、元、明人及近今诸儒说部、笔记涉于刻书之事者，未得编次收入。又已所论述为前所遗者，拉杂存之书簏。
其中或有裨掌故，或足资谈助，既不忍割弃，又不成条例，于是略事理董，分上下二卷，名曰《余话》。谓不足以续前话也。癸亥初秋记。
书林余话卷上（来源：古籍公众号 ID：weiguji）
宋无撰人《爱日斋丛钞》一云：“《通鉴》：后唐长兴三年二月辛未，初令国子监校定《九经》，雕印卖之。又云：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
蜀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版印《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又云：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定《九经》，刻版印卖，朝廷从之。后周广顺三年六月丁巳，版成，献之。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此言宰相请校正《九经》印卖，当是前长兴三年事，至是二十余载始办。田敏为汉使楚，假道荆南，以印本《五经》遗高从诲。意其广顺以前，《五经》先成。王仲言《挥麝录》云：‘毋昭裔贫贱时，尝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发愤异日若贵，当版以镂之遗学者。后仕王蜀为宰相，遂践其言刊之。印行书籍，创见于此。事载陶岳《五代史补》。
后唐平蜀，明宗命太学博士李锷书《五经》，仿其制作，刊版于国子监，为监中印书之始。’仲言自云：家有锷书印本《五经》，后题长兴二年。今史云三年。中书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版，从之。又他书记冯道取西京郑覃所刊《石经》，雕为印版，则非李锷书。仿蜀制作，或别本也。《金石录》又云：‘李鹗，五代时仕至国子丞。《九经》印版，多其所书，前辈颇贵重之。’鹗，即锷也。《猗觉寮杂记》云：‘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后唐方镂《九经》，悉收人间所有经史，以镂版为正。见两朝国史。’此则印书已始自唐末矣。按《柳氏家训序》：‘中和三年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说、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浸染，不可尽晓。’叶氏《燕语》，正以此证刻书不始于冯道。而沈存中又谓，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自后典籍皆为版本。大概唐末渐有印书，特未能盛印，遂以为始于蜀也。当五季乱离之际，经籍方有托而流布于四方，天之不绝斯文信矣。”
宋邵伯温《闻见录》十六云：“潞州张仲宾，字穆之。其为人甚贤，康节先生门弟子也。自言其祖本居襄源县，十五六岁时犹为儿戏，父母诲责之，即自奋治生。曰，外邑不足有立，迁于州。三年，其资为州之第一人。又曰，一州何足道哉。又三年，豪于一路。又曰，为富家而止耶。因尽买国子监书，筑学馆，延四方名士与子孙讲学。从孙仲容、仲宾同登科，仲安次榜登甲科。可谓有志者也。”
宋邵博《闻见后录》二十云：“东坡倅钱唐日，《答刘道原书》云：‘道原要刻印《七史》固善，方新学经解纷然，日夜摹刻不暇，何力及此。近见京师经义题：国异政，家殊俗。国何以言异，家何以言殊？又有其善丧厥善，其厥不同何也？又说《易•观卦》本是老鹳，《诗》大、小《雅》本是老鸦，似此类甚众，大可痛骇。’时熙宁初，王氏之学务为穿凿至此。”
宋邵博《闻见后录》五云：“唐以前文字未刻印，多是写本。齐衡阳王钧，手自细书《五经》，置巾箱中。巾箱《五经》自此始。后唐明宗长兴二年，家伯寅公菉竹堂残钞本作三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版印卖。朝廷从之。是虽极乱之世，而经籍之传甚广。予曾大父遗书，皆长兴年刻本，委于兵火之余，仅存《仪礼》一部。”
宋孔平仲《珩璜新论》云：“昔时文字，未有印版，多是写本。《齐宗室传》：‘衡阳王钧尝手自细写《五经》，置于巾箱中。巾箱《五经》自此始也。’至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刊版印卖。朝廷从之。是虽在乱世，《九经》传播甚广。至周广顺中，蜀毋昭裔又请刻印版《九经》，于是蜀中文字复盛。”
宋苏轼《仇池笔记》上云：“近世人轻以意改书，鄙贱之人，好恶多同，从而和之，遂使古书日就舛讹。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蜀本《庄子》云‘用志不分，乃疑于神’。此与《易》‘阴疑于阳’、《礼》‘使人疑女于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陶潜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采菊之次，偶见南山，境与意会。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鸥没浩荡……。’盖灭没于烟波间。而宋敏求云：‘鸥不解没。’改作‘波’。二诗改此两字，觉一篇神气索然也。”
宋邵博《闻见后录》十九云：“苏仲虎言，有以澄心纸求刻本无求字，曹倦圃藏钞本有求字。今据补。东坡书者。令仲虎取京师印本《东坡集》，诵其诗，即书之。至‘边城岁莫多风雪，强压香醪与君别’，东坡阁笔怒目仲虎云：‘汝便道香醪！’仲虎惊惧，久之，方觉印本误‘春醪’为‘香醪’也。”
宋周辉《清波杂志》云：“印版文字，讹舛为常，盖校书如扫尘，旋扫旋生。葛常之侍郎著《韵语阳秋》，评诗一条云：‘沈存中云，退之城南联句，竹影金锁碎者，日光也。恨句中无日字耳。余谓不然。杜子美云：老身倦马河堤永，踏尽黄槐绿榆影。亦何必用日字。作诗正要如此。’葛之说云尔。辉考此诗，乃东坡《召还至都门先寄子由》，首云：‘老身倦马河堤永，踏尽黄槐绿榆影。’终篇皆为子由设，当是误书‘子瞻’为‘子美’耳。此犹可以意会，若麻沙本之差舛，误后学多矣。”
宋朱彧《萍州可谈》云：“姚祐元符初为杭州学教授。堂试诸生，《易》题出‘乾为金，坤亦为金，何也？’先是福建书籍刊版舛错，‘坤为釜’遗二点，故姚误读作金。诸生疑之，因上请。姚复为臆说，而诸生或以诚告。
姚取官本视之，果釜也。大惭曰：‘祐买著福建本，升堂自罚一直。’其不护短如此。”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七云：“三舍法行时，有教官出《易》义题云：‘乾为金，坤又为金，何也？’诸生乃怀监本《易》至帘前请云：‘题有疑，请问。’教官作色曰：‘经义岂当上请！’诸生曰：‘若公试固不敢，今乃私试，恐无害。’教官乃为讲解大概。诸生徐出监本复请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监本则 坤为釜也。’教授皇恐，乃谢曰：‘某当罚。’即输罚改题而止。然其后亦至通显。”
又五云：“尹少稷强记，日能诵麻沙版本书厚一寸。尝于吕居仁舍人坐上记历日，酒一行记两月，不差一字。”
宋车若水《脚气集》云：“张主一有《春秋集注》、《集传》，予未尝见。忽得本于瑞州守董华翁，盖其刻在瑞州。见惠新本也。”宋费衮《梁溪漫志》六云：“蜀中石刻东坡文字稿，其改窜处甚多。玩味之，可发学者文思，今具注二篇于此。《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学问新’下云，‘而臣等才有限而道无穷’，于臣上涂去而字。‘窃以人臣之献忠’，改作‘纳忠’。‘方多传于古人’，改作‘古贤’，又涂去贤字，复注人字。‘智如子房而学刚过’，改学字作文。‘但其不幸所事暗君’，改‘所事暗君’作‘仕不遇时’。‘德宗以苛察为明’，改作‘以苛刻为能’。‘以猜忌为术，而贽功之以推诚’，‘好用兵，而贽以消兵为先；好聚财，而贽以散财为急’，后于逐句首皆添注‘德宗’二字。‘治民驭将之方’，先写‘驭兵’二字，涂去，注作‘治民’。‘改过以应天变’改作‘天道’。‘远小人以除民害’，改作‘去小人’。‘以陛下圣明，若得贽在左右，则此八年之久，可致三代之隆’，自若字以下十八字并涂去，改云‘必喜贽议论，但使圣贤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时’。‘昔汉文闻颇、牧之贤’，改‘汉文闻’三字作‘冯唐论’。‘取其奏议，编写进呈’，涂去编字，却注‘稍加校正缮’五字。‘臣等无任区区爱君忧国感恩思报之心’，改云‘臣等不胜区区之意’。《获鬼章告裕陵文》，自‘孰知耘籽之劳’而下云，‘昔汉武命将出师，而呼韩来廷，效于甘露，宪宗厉精讲武，而河湟恢复，见于大中’，后乃悉涂去不用。‘犷彼西羌’，改作‘憬彼西戎’。‘号称右臂’，改作‘古称’。‘非爱尺寸之疆’，改作‘非贪’。自‘不以贼遗子孙’而下云，‘施于冲人，坐守成算，而董毡之臣阿里骨，外服王爵，中藏祸心，与将鬼章首犯南川’，后乃自‘与将’而上二十六字并涂去，改云‘而西蕃首领鬼章，首犯南川’。‘爰敕诸将’，改作‘申命诸将’。‘盖酬未报之恩’，改作‘争酬’。‘生擒鬼章’，改作‘生获’。其下一联，初云‘报谷吉之冤，远同疆汉，雪渭川之耻，尚陋有唐’。亦皆涂去。乃用此二事，别作一联云：‘颉利成擒，初无渭水之耻，郅支授首，聊报谷吉之冤。’末句‘务在服近而 柔远’，改作‘来远’。”
宋朱弁《曲洧旧闻》四云：“穆修伯长，在本朝为初好学古文者。始得韩、柳善本，大喜。自序云：‘天既餍我以韩，而又饫我以柳，谓天不予飨，过矣。’欲二家文集行于世，乃自镂版鬻于相国寺。性伉直，不容物。有士人来酬价，不相当。辄语之曰：但读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赠。或怪之，即正色曰：诚如此，修岂欺人一作相欺。者。士人知其伯长也，皆引去。”
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四云：“王洙原叔内翰常云，作书册， 粘叶为上，久脱烂，苟不逸去。寻其次第，足可钞录。屡得逸书，以此获全。若缝缋，岁久断绝，即难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数册，错乱颠倒，伏读岁余，寻绎缀次，方稍完复，乃缝缋之弊也。尝与宋宣献谈之，宋悉令家所录者作粘法。予尝见旧三馆黄本书及白本书，皆作粘叶，上下栏界出于纸叶。后在高邮借孙莘老家书，亦如此法。又见钱穆父所蓄亦如此，多只用白纸作标，硬黄纸作狭签子。盖前辈多用此法。予性嘉传书，他日得奇书，不复作缝缋也。”
宋洪迈《夷坚丙志》十二云：“绍兴十六年淮南转运司刊《太平圣惠方》版，分其半于舒州，州募匠数十辈，置局于学。日饮酒喧哗，士人以为苦。教授林君以告郡守汪希旦，徙诸城南癸门楼上，命怀宁令甄倚监督之。七月十七日，门傍小佛塔高丈五尺，无故倾摧。明旦，天色廓清。至午，黑云倏起西边，罩覆楼上，迅风暴雨随之。时群匠及市民卖物者百余人，震雷一击，其八十人随声而仆，余亦惊慑失魄。良久，楼下飞灰四起，地上火珠迸流，皆有琉黄气。经一时顷，仆者复苏。作头胡天祐，白于甄令，入按眠。内五匠，曰蕲州周亮、建州叶浚、杨通、福州郑英、庐州李胜，同声大叫，踣而死，遍体伤破。寻询其罪，盖此五人尤嗜酒懒惰，急于版成，将字书点画[寡]多及药味分两，随意更改以误人，故受此谴。”
宋王明清《投辖录》云：“近岁淮西路漕司下诸州分开《圣惠方》，而舒州刊匠以佐食钱不以时得，不胜忿躁。凡用药物，故意令误，不如本方。忽大雷电，匠者六而震死者四。昭昭不可欺也如此。”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四云：“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闽、楚、滇、黔，则余间得其梓。秦、晋、川、洛，则余时友其人。旁诹历阅，大概非四方比矣。两都、吴、越，皆余足[迹]所历，其贾人世业者，往往识其姓名，聊纪梗概于后燕中刻本自希，然海内舟车辐辏，筐篚走趋，巨贾所携，故家之蓄，错出其间，故特盛于他处。第其直至重，诸方所集者，每一当吴中二，道远故也。辇下所雕者，每一当越中三，纸贵故也。”又云：“越中刻本亦希，而其地适东南之会，文献之衷，三吴七闽，典籍萃焉。诸贾多武林龙丘，巧于垄断。每瞷故家有储蓄而子姓不才者，以术钩致，或就其家猎取之。此盖海内皆然。楚、蜀交通便道，所摧间得新异。关、洛、燕、秦，仕宦橐装所挟，往往寄鬻市中。省试之岁，甚可观也。”
又云：“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钜帙类书，咸会萃焉。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燕、越勿与也。然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绝寡，虽连楹丽栋，搜其奇秘，百不二三。盖书之所出而非所聚也。至荐绅博雅，胜士韵流，好古之称，籍籍海内，其藏蓄当甲诸方矣。”
又云：“凡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每会试举子，则书肆列于场前；每花朝后三日，则移于灯市；每朔望并下浣五日，则徙于城隍庙中。灯市极东城隍庙极西，皆日中贸易所也。灯市岁三日，城隍庙月三日， 至期百货萃焉，书其一也。”
又云：“凡徙，非徙其书肆也。辇肆中所有，税地张幕，列 架而书置焉，若棋绣错也。日昃，复辇归肆中。惟会试，则税 民舍于场前。月余，试毕贾归，地可罗雀矣。”
又云：“凡武林书肆，多在镇海楼之外，及涌金门之内。及弼教坊，及清河坊，皆四达衢也。省试，则间徙于贡院前。花 朝后数日，则徙于天竺。大士诞辰也，上巳后月余，则徙于岳坟。游人渐众也，梵书多鬻于昭庆寺，书贾皆僧也。自余委巷之中，奇书秘简，往往遇之，然不常有也。”
又云：“凡金陵书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学前。凡姑苏书肆，多在阊门内外及吴县前。书多精整，然率其地梓也。余二方皆未尝久寓，故不能举其详。他如广陵、晋陵、延陵、就李、吴兴，皆间值一二。歙中则余未至也。”
又云：“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宋最称善， 近世甚希。燕、粤、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
又云：“凡印书，永丰绵纸上，常山柬纸次之，顺昌书纸又次之，福建竹纸为下。绵贵其白且坚，柬贵其润且厚；顺昌坚不如绵，厚不如柬，直以价廉取称；闽中纸短窄黧脆，刻又舛 讹，品最下而直最廉。余筐箧所收，十九此物，即稍有力者弗 屑也。”
又云：“近闽中则不然，以素所造法演而精之。其厚不异于常，而其坚数倍于昔，其边幅宽广亦远胜之，价直既廉而卷轴轻省。海内利之，顺昌废不售矣。”
又云：“余他省各有产纸，余弗能备知。大率闽、越、燕、吴所用刷书，不出此数者。燕中自有一种纸，理粗庞，质拥肿 而最弱，久则鱼烂，尤在顺昌下，惟燕中刷书则用之。”
又云：“惟滇中纸最坚。家君宦滇，得张愈光、杨用修等集。其坚乃与绢素敌，而色理疏慢苍杂，远不如越中。高丽茧绝佳，纯白滑腻，如舒雪，如匀粉，如铺玉，惟印记用之。”
又云：“凡书之直之等差，视其本，视其刻，视其纸，视其装，视其刷，视其缓急，视其有无本，视其钞刻。钞视其讹正，刻视其精粗，纸视其美恶，装视其工拙，印视其初终，缓急视其时，又视其用，远近视其代，又视其方。合此七者，参伍而错综之，天下之书之直之等定矣。”
又云：“凡本，刻者十不当钞一，钞者十不当宋一。三者之中自相较，则又以精粗、久近、纸之美恶、用之缓急为差。”
又云：“凡刻，闽中十不当越中七，越中七不当吴中五，吴 中五不当燕中三，此以地论，即吴、越、闽书之至燕者，非燕 中刻也。燕中三不当内府一。五者之中自相较，则又以其纸， 以其印其装为差。又云：“凡印，有朱者，有墨者，有靛者；有双印者，有单印者。双印与朱必贵重用之。凡版漶灭，则以初印之本为优。凡装，有绫者，有锦者，有绢者；有护以函者，有标以号者。吴装最善，他处无及焉。闽多不装。又云：“有装、印、纸、刻绝精，而十不当凡本一者，则不适于用，或用而不适于时也。有摧残断裂而直倍于全者，有模糊漶灭而价增于善者，必代之所无与地之远也。夫不适于时者遇，遇则重；不适于用而精焉，亦遇也。噫！”
又云：“叶少蕴云：‘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 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书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五代时，冯道始奏请官镂版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版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版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 也。’此论宋世诚然，在今则甚相反。盖当代版本盛行，刻者工 直重钜，必精加雠校，始付梓人。即未必皆善，尚得十之六七。而钞录之本，往往非读者所急，好事家以备多闻，束之高阁而已，以故谬误相仍，大非刻本之比。凡书市之中无刻本，则钞本价十倍。刻本一出，则钞本咸废而不售矣。”今书贵宋本，以 无讹字故。观叶氏论，则宋之刻本患正在此，或今之刻本当又 讹于宋邪？余所见宋本讹者不少，以非所习不论。又云：“叶又云：‘天下印书，以杭为上，蜀次之，闽最下。’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蜀本行世甚寡，闽本最下。诸方与宋世同。”叶以闽本多用柔木，故易就而不精。今杭本雕刻时义亦用白杨木，他方或以乌桕版，皆易就之故也。又云：“叶少蕴云：世言雕版始自冯道。此不然，但监本始冯道耳。《柳玭训序》言其在 蜀时，尝阅书肆，所鬻字书小学率雕版。则唐固有之。陆子渊《豫章漫钞》引《挥麝录》云：毋昭裔贫时，尝借《文选》不得，发愤云 ‘异日若贵，当版镂之以遗学者’。后至宰相，遂践其言。子渊以为与冯道不知孰先，要之皆出柳玭后也。载阅 陆河汾《燕闲录》云：‘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版，此印书之始。’据斯说，则印书实自隋朝始，又在柳玭先，不特先冯道、毋昭裔也。第尚有可疑者，隋世既有雕版矣，唐文皇胡不扩其遗制，广刻诸书，复尽选五品以上子弟入弘文馆钞书何邪？余意隋世所雕，特浮屠经像，盖六朝崇奉释教致然，未及概雕他籍也。唐至中叶以后，始渐以其法雕刻诸书，至五代而行，至宋而盛，于今而极矣。”
活板始宋毕升，以药泥为之。见沈氏《笔谈》十八卷甚详。又云：“遍综前论，则雕本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此余参酌诸家确然可信者也。然宋盛时，刻本尚希。苏长公《李氏山房记》，谓国初荐绅，即《史》、《汉》二书不人有。《挥麝录》谓当时仕宦多传录诸书。他可见矣。”
又云：“今世欲急于印行者，有活字，然自宋已兆端。《笔谈》云：‘版印书籍，唐人尚不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版本。庆历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版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一铁范置铁版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版，待就火炀之。药稍镕，则以一平版案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版，一版印刷，一版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版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版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播土，用讫再火，令药镕，以手拂之，其印自落，□不沾污。升死后，药印为其群从所得，至宝藏之。’右俱《笔谈》所载，今无以药泥为之者，惟用木称活字云。”
又云：“今人事事不如古，固也。亦有事什而功百者，书籍是已。三代漆文竹简，冗重艰难，不可名状。秦、汉以还，浸知钞录，楮墨之功，简约轻省，数倍前矣。然自汉至唐，犹用卷轴。卷必重装，一纸表里，常兼数番。且每读一卷或每检一事，细阅卷舒，甚为烦数。收集整比，弥费辛勤。至唐末宋初，钞录一变而为印摹，卷帙一变而为书册，易成难毁，节费便藏， 四善具焉。逆而上之，至于漆书竹简，不但什百而且千万矣。士生三代后，此类未为不厚幸也。”又前代篆隶与今楷书，书工亦有难易也。又云：“洪景卢云：‘国初承五季乱离之后，所在书籍印版至少。宜其焚荡，了无孑遗。然太平兴国中，编次《御览》，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种，其纲目并载于首卷，而杂书古诗赋又不能具录。以今考之，无传者十之七八矣。’此论未然。《太平御览》盖因袭唐诸类书，《文思博要》、《三教珠英》等，仍其前引书目，非必宋初尽存也。亦有宋世不存而近世往往迭出者，又以钞拾类书得之。此皆余所目验，故知之最真。洪以博洽名，而早列清华，或未晓此曲折。诸家亦鲜论及，漫而识之。”
又云：“画家有赏鉴，有好事。藏书亦有二家：列架连窗牙标锦轴，务为观美，触手如新，好事家类也；枕席经史，沉湎青箱，却扫闭关，蠹鱼岁月，赏鉴家类也。至收罗宋刻，一 卷数金，列于图绘者，雅尚可耳，岂所谓藏书哉！”
又云：“王长公小酉馆，在弇州园凉风堂后，藏书凡三万卷二典不与，构藏经阁贮焉，尔雅楼度宋刻书皆绝精。余每读九友歌，辄泠然作天际真人想。”
又云：“次公亦多宋梓。一日燕汪司马，尽出堂中，并诸古帖画卷列左右，坐客应接不暇，司马谓此山阴道上行也。司马公尤好古，汇刻《坟》、《雅》诸书，今盛传于世云。”
又云：“邺下宗正灌父，最蓄书，饶著述，宾客倾四方。尝饷余秘籍数种，并五言八韵寄余。余时尚十五六，今廿载余，愧不能万一副也。顷闻已逝，因录其诗，志余感云。”“北郡词林冠，申阳艺苑英。斯人谁继美，之子独成名。气掇香山秀，才如濲水清。铿然同谢朓，貌矣迈阴铿。绮丽风应远，沉冥思更精。建安那用数，大历讵堪评。著作千秋事，流传四海名。吾惭下里调，焉敢应同声。”
又云：“黎惟敬博雅好古，尝罄秘书俸入刻《刘梦得集》。中多是正，较他传本为精。余有元人陈君采、柳文肃二集，黎过濲水，并携去，约刻成寄余。余以二集刻本漶灭，因举赠，俾完此举。不三载，惟敬下世，遂并二书失之。”
又云：“龙邱童子鸣家，藏书二万五千卷。余尝得其目，颇多秘帙，而猥杂亦十三四，至诸大类书则尽缺焉。盖当时未有雕本，而钞帙故非韦布所办，且亦不易遇也。”
又云：“里中友人祝鸣皋，束发与余同志，书无弗窥。每燕中朔望日，拉余往书市，竞录所无。卖文钱悉输贾人，诸子啼号冻馁罔顾。惜年仅四十而夭，每念辄损神也。”
又云：“右四君俱余生平同志。余筐箧所藏，往往与互易者。今相率游岱，故稍记其略，以识余怀。自余交亲中，雅尚甚众，幸俱健匕箸，未敢概及云。”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云。“永乐中，命胡广、王洪等辑《永乐大典》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一万一千九十五册， 目录六十卷。其表文载《蟫精隽》中，盖古今创见书也。惜卷 帙繁重未传云。”
明陆容《菽园杂记》十云：“古人书籍，多无印本，皆自钞 录。闻《五经》印版自冯道始，今学者蒙其泽多矣。国初书版， 惟国子监有之，外郡县疑未有，观宋潜溪《送东阳马生序》可知。宣德、正统间，书籍印版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右文之象，愈隆于前已。但今士习浮靡，能刻正大古书以惠后学者少，所刻皆无益，令人可厌。上官多以馈送往来，动 辄印至百部，有司所费亦繁，偏州下邑寒素之士，有志占毕而 不得一见者多矣。尝爱元人刻书，必经中书省看过下所司，乃 许刻印。此法可救今日之弊，而莫有议及者，无乃以其近于不 厚欤。”
蔡澄《鸡窗丛话》云：“国朝着作家，其考订之精确，自顾亭林、阎百诗两先生外，当以钱遵王、何义门为冠。盖钱、何二公俱能购宋元善本及前辈雠校之本，亲自钞录勘对。即一字之亥豕，必遍阅群书，互相引证。故其评定诸书，俱为学者所宗。钱有《读书敏求记》四册，秘不示人。时竹垞方著《经义考》，欲假其《敏求记》而不肯。竹垞乃以白金银鼠裘赂其侍书窃出，预备书人二十辈，一日夕录毕。竹垞之好学，古今所未有也。惜义门无著述流传，其所评选《制艺》、《行远》诸集，风行海内。”按：《义门读书记》五十八卷，《四库全书》著录，澄殆未见耳。《义门读书》，《敏求记》跋云：“绛云未烬之先，藏书至三千九百余部，而钱遵王所记凡六百有一种，皆纪宋版元钞及书之次第完阙、古今不同。手披目览，类而载之，遵王 毕生之精华萃于斯矣。书既成，扃之枕中，出入每自携。灵踪 微露，竹垞谋之甚力，终不可见。既应召，后二年典试江左。遵王会于白下，竹垞故令客置酒高宴，约遵王与偕。私以黄金翠裘与侍书小史启𫔎，豫置楷书生数十于密室，半宵写成而仍返之。当时所录，并《绝妙好词》在焉。词既刻，函致遵王。渐知竹垞诡得，且恐其流传于外也，竹垞乃设誓以谢之。”又跋 云：“遵王撰成此书，秘之笈中，知交罕得见者。竹垞检讨校士江南日，龚方伯遍召诸名士大会秦淮河，遵王与焉。是夕，私以黄金青鼠裘予其侍史，启箧得是编。命藩署廊吏钞录，并得《绝妙好词》。既而词先刻，遵王疑之，竹垞为之设誓而谢之，不轻授人也。”义门以同时人记当时事，意必见闻甚确。然柯崇朴《绝妙好词序》略云：“往与朱检讨竹垞有《词综》之选，摭拾散佚。采摘备至。所不见者数种，周草窗《绝妙好词》其一也。嗣闻虞山钱子遵王藏有写本，余从子煜为钱氏族婿，因得假归。然传写多讹，迨再三参考，始厘然复归于正。爰镂版以行之。”据此，则《绝妙好词》从遵王借钞，非窃得也。此书既非窃钞，则《敏求记》之非窃钞，更可知矣。《敏求记》稿本向藏揭阳丁日昌特静斋，今已散出，为吾同年张菊生侍郎元济所获。曾借读一遍，与今刻本门类之出入，文句之异同，大足以资考索。若如义门所云，则是朱刻以前先有改定之正本，恐其事皆传闻失实也。严元照《蕙櫋杂记》云：“成容若侍卫刻《通志堂经解》，徐健庵尚书□刻，三月而成。侍卫界尚书四十万金，故急溃于成。通志堂，侍卫之堂名也。《经解》卷帕浩繁，唯方望溪曾遍为点阅一过。何义门悉以其付刻之原本与本之完缺及 校勘失当者录成一册，沈椒园按察刻行之。钱广伯曾以刻本示余。”
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四云：“《骈字类编》书版久不存，人家有藏者，亦据为奇货。嘉庆甲戌夏，武英殿奏请清查版片书籍，时同年谢峻生编修为提调官，查至南薰殿，见炉坑内烧火炕出灰之坑，都中名曰炉坑。有物贮焉，命启之，版片堆积。审之，则《骈字类编》版也。核版短二千页，因奏请刻版千补之。版两面刻字，故只用千版。今此书发卖，士子俱得见之矣。”
又云：“武英殿书籍，其存而不发卖者，向贮于殿之后敬思殿。甲戌夏清查，将完好者移贮前殿，其残缺者变价，符咒等书，悉付之丙。于是敬思殿空为贮版片之所。”
又云：“活字版始造于宋，沈括《笔谈》云：‘宋庆历中，毕升为活字版，以胶泥烧成。’陆深《金台纪闻》则云：‘毗陵人初用铅字，视版印尤巧妙。’盖其始或以泥，或以铅也。乾隆三十九年，金侍郎简请广《四库全书》中善本，因仿宋人活字版式，镌木单字二十五万余。高宗以活字版之名不雅，赐名曰聚珍版。”
阮葵生《茶余客话》云：“万历甲午，南祭酒陆可教请刻《永乐大典》，分颁巡方御史，各任一种，校刻汇存，分贮两雍，以成一代盛事。当时议允，终未颁行。窃谓文皇与穆宗两番钞录，已费不赀，镂版通行，谈何容易耶。”
胡虔《柿叶轩笔记》云：“文澜阁《四库全书》，书皆钞本，每叶十六行，行二十一字，长六寸，宽三寸七分。每本用宝二，前曰‘古稀天子之宝’，后曰‘乾隆御览之宝’。每部首载提要及总纂名，而列总校名于每本之末。其面签皆用绢，经以绿，史以赤，子以碧，集以浅楠，楠木匣盛之。”
又云：“俞长城选《名家制义》，首载北宋二人，南宋五人。王荆公、苏颍滨、杨诚斋、陆象山、陈君举、汪立信、文文山。其文虽不类近代所为八股，然终不知录自何处。且尽《四书》中文，亦不似宋人所为，盖后人讹托，而桐川误采之也。明朱方字良矩，浙江永康人，正德甲戌进士，官云南参政。刻《经义模范文》，凡十六篇，内惟张才叔《自靖人自献于先王》一篇，见《宋文鉴》。张才叔《乃遇汝鸠汝方，作汝鸠汝方》、《惠迪吉》、《巢伯来朝，芮伯作旅巢命》、《异亩同颖，献诸天子》、《念哉圣谟洋洋》、《恭默斯道二句》，姚孝宁《反复其道二句》，吴师孟《章子有一于是乎》，张孝祥《作归禾，作嘉禾》、《我见舅氏如母存焉》，姚孝宁《圣人亨以享上帝》、《利用宾于王》，张孝祥《我心之忧二句》、《归马于华山之阳二句》、《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共十五篇。余亦不知所本。王廷表作序，称方得自杨升庵，则真伪犹未敢定也。”《明志》有杨慎《经义模范》一卷。阮文达元《杭州灵隐书藏记》《研经室三集》二。云：“《周官》诸府掌官契以治藏，《史记》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藏书曰藏，古矣。古人韵缓，不烦改字，收藏之与藏室，无二音也。汉以后，曰观，曰阁，曰库，而不名藏。隋唐释典大备，乃有《开元释藏》之目，释道之名藏，盖亦摭儒家之古名也。明侯官曹学佺谓释道有藏，儒何独无？欲聚书鼎立。其意甚善，而数典未详。嘉庆十四年，杭州刻朱文正公、翁覃溪先生、法时帆先生诸集将成，覃溪先生寓书于紫阳院长石琢堂状元曰：‘《复初斋集》刻成，为我置一部于灵隐。’仲春十九日，元与顾星桥、 陈桂堂、两院长暨琢堂状元、郭频伽、何梦华上舍、刘春桥、顾简塘、赵晋斋文学，同过灵隐食蔬笋，语及藏《复初斋集》事，诸君子复申其议曰：‘史迁之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白少傅分藏其集于东林诸寺；孙洙得《古文苑》于佛龛；皆因宽阔远僻之地，可传久也。今《复初斋》一集尚未成箱箧，盍使凡愿以其所著、所刊、所写、所藏之书藏灵隐者，皆裒之，其为藏也大矣。’元曰：‘诺。’乃于大悲佛阁后造木厨，以唐人‘鹫、岭、郁、岧、峣’诗字编为号，选云林寺玉峰、偶然二僧簿录管钥之，别订条例，使可永守。复刻一铜章，遍印其书。而大书其阁扁曰‘灵隐书藏’。盖缘始于《复初》诸集，而成诸君子立藏之议也。遂记之。”
条例（来源：古籍公众号 ID：weiguji）
一送书入藏者，寺僧转给一收到字票。
一书不分部，惟以次第分号，收满“鹫”字号厨，再收“岭”字号厨。
一印钤书面暨书首叶，每本皆然。
一每书或写脑，或挂绵纸签，以便查检。
一守藏僧二人，由盐运司月送香灯银六两。其送书来者，或给以钱，则积之以为修书增厨之用。不给勿索。
一书既入藏，不许复出。纵有翻阅之人，但在阁中，毋出阁门。寺僧有鬻借霉乱者，外人有携窃涂损者，皆究之。
一印内及簿内部字之上，分经、史、子、集填注之，疑者 缺之。
一唐人诗内复“对天”二字，将来编为“后对”，“后天”二字。
一守藏僧如出缺，由方丈秉公举明静谨细知文字之僧充补 之。
又《焦山书藏记》云：“嘉庆十四年，元在杭州立书藏于灵隐寺，且为之记。盖谓汉以后，藏书之地，曰观，曰阁，而不名藏，藏者本于《周礼》宰夫所治，《史记》老子所守，至于《开元释藏》，乃释家取儒家所未用之字以示异也。又因史迁之书，藏之名山；白少傅藏集于东林诸寺；孙洙得《古文苑》于佛龛；间僻之地，能传久远，故仿之也。继欲再置焦山书藏，未克成。十八年春，元转漕于扬子江口，焦山诗僧借庵巨超、翠屏洲诗人王君柳村豫来瓜洲舟次，论诗之暇，及藏书事，遂议于焦山亦立书藏。似《瘗鹤铭》 ‘相、此、胎、禽’等七十四字编号属借庵簿录管钥之。复刻铜章，书楼扁，订条例，一如灵隐。观察丁公百川淮为治此藏事而蒇之。则凡愿以其所著、所刊、所写、所藏之书藏此藏者，皆裒之。且即以元昔所捐置焦山之宋、元镇江二《志》为相字第一、二号，以志缘起。千百年后当与灵隐并存矣。”
条例（来源：古籍公众号 ID：weiguji）
送书入藏者，寺僧转给一收到字票。一书不分部，惟以次第分号，收 满“相”字号厨，再收“此”字号厨。
印钤书面及书首叶，每本皆然。
每书或写书脑，或挂绵纸签，以便检查。
守藏僧二人，照灵隐书藏例，由盐运司月给香灯银十两。其送书来者，或给以钱，则积之以为修书增厨之用。不给勿索。
书既入藏，不许复出。纵有翻阅之人，照天一阁之例，但在楼中，毋出楼门，烟灯毋许近楼。寺僧有鬻借霉乱者，外人有摧窃涂损者，皆究之。
印内及簿内部字之上，分经、史、子、集填注之，疑者 阙之。
守藏僧如出缺，由方丈秉公举明静谨细知文字之僧充补 之。
编号以“相、此、胎、禽、华、表、留、唯、仿、佛、 事、亦、微、厥、土、惟、宁、后、荡、洪、流、前、固、重、 爽、垲、势、揜、亭、爰、集、真、侣、作、铭”三十五字， 为三十五厨。如满，则再加“岁、得、于、化、朱、方、天、 其、未、遂、吾、翔、也、逎、裹、以、玄、黄、之、币、藏、 乎、山、下、仙、家、石、旌、篆、不、朽、词、曰、征、君、 丹、杨、外、尉、江、阴、宰”四十二字，为四十二厨。又《研经室集》八卷：“四月十日，同顾星桥吏部宗秦、陈古华太守廷 庆、石琢堂状元韫玉三院长暨朱椒堂兵部为弼、蒋秋吟太史诗、 华秋槎瑞潢、何梦华元锡、王柳邨豫、项秋子墉、张秋水鉴诸 君子集灵隐，置书藏、纪事。”
五古一首云：“《尚书》未百篇，《春秋》疑断烂。列史志艺 文，分卷本亿万。传之千百年，存世不及半。近代多书楼，难聚易分散。或者古名山，与俗隔厓岸。岧峣隐灵峰，琳宫敞楼观。共为藏书来，藏室特修建。学人苦着书，难杀竹青汗。若非见著录，何必弄柔翰。舟车易遗忘，水火为患难。子孙重田园，弃此等涂炭。朋友诺黄金，文字任失窜。或以经覆瓿，或以诗投溷。当年无副本，佚后每长叹。岂如香山寺，全集不散乱。名家勒巨帙，精神本注贯。逸民老田间，不见亦无闷。虽不待藏传，得藏亦所愿。我今立藏法，似定禅家案。诸友以书来，收藏持一券。他年七十厨，卷轴积无算。或有访书人，伏阁细披看。古人好事心，试共后人论。既泛西湖舟，旋饱蔬笋饭。出寺夕阳残，鹫岭风泉涣。”
按自曹石仓学佺有儒藏之说，言藏书者，每以为一重公案，然其事固不可行也。乾隆中，历城周书昌编修永年作《儒藏说》，未知其说如何。桂馥《晚学集•周先生传》云：“先生见收藏家易散，有感于曹石仓及释道藏，作《儒藏说》。约余卖田筑借书园，祀汉经师伏生等，聚书其中，招致来学。苦力屈不就，顾余所得书悉属之矣。”此文达以前倡儒藏之议者。藏书与刻书本二事，余前撰《清话》未及此。然诸先生殷殷好事之心，所望后之人绍述前修，成此美举，灵隐、焦山二藏，究不知当日成功如何。读文达两记一诗，亦可想见其提倡之至意。今仍补记以告来学，庶得有所观感云。
书林余话卷下（来源：古籍公众号 ID：weiguji）
《石经》为经本之祖。自汉熹平刻石立于太学鸿都，当时如汉末人注经，罕见徵引。惟《公羊•昭二十五年传》：“既哭以人为 。”何休解诂云：“周埒垣也，所以分别内外卫威仪。今太学辟雍作侧字。”唐徐彦疏云：“今太学辟雍作侧字者，谓何氏所注者是 字。今汉时太学辟雍所读者作侧字，云既哭以人为侧。”阮元校勘记云：“此即东汉熹平立石之《公羊传》也。”按：汉末人经注惟此引一条。何劭公与郑康成、蔡伯喈为同时人，不知郑注《礼》时何以不及。据《后汉书•蔡邕传》：“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据此，知当时太学《石经》，已为人所重视，劭公偶一引用之耳。自后魏正始立《三体石经》，唐开成立《十二经石经》，孟蜀广政立《十三经石经》，宋至和立《二体石经》，高宗南渡立御书《石经》于杭州学宫。此皆元用以前旧本。今惟《开成石经》独存，次则高宗御书各经，十存六七。然《开成石经》一误于乾符之修改，再误于后梁之补刊，三误于北宋之添注，四误于明人之磨勘。及至版本代兴，各相沿误，去古日远，伪体难裁。余尝欲据《唐石经》刊定四误，别为善本，以复古而信今。岁月蹉跎，有志未逮。偶从莫楚生观察处获见缩刻《唐石经》木本，止《易》、《书》、《诗》三经，似是未刻完之本。审其避讳缺笔，当刻于嘉、道间，是固先得我心。惜乎未见全经，即此三经亦流传极鲜也。
今世凡刻书，阙文处用白匡或墨块。白者谓之空白；墨者谓之墨钉，亦谓之墨等，又谓之等字，俗语谓留为等。此墨等、等字，盖谓留此以待补刻也。此其由来甚古，《论语》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集解》包曰：“古之良史，于书字有疑，则阙之以待知者。”按史之阙文，见于《春秋》者，《桓十四年经》“夏五”，《左传》杜预注：“不书月。阙文。”《公羊传》：“夏五者何，无闻焉尔。”何休《解诂》不详。《穀梁传》：“孔子曰：听远音者，闻其疾，而不闻其舒。望远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隐、桓。隐、桓之日远矣，夏五传疑也”范宁《集解》：“孔子在于定、哀之世，而录隐、桓之事，故承 阙文之疑，不书月，皆实录。”
顾其原文下必有空白之处，经孔子修之而始删去。《庄二十四年经》，“郭公”，亦同。盖郭公下阙其名与事。其上文经云“赤归于曹”，《左》无传，《公》、《谷》以“赤归于曹”、“郭公”二句连文。《公羊传》云：“赤归于曹郭公。赤者何，曹无赤者，盖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穀梁传》云：“赤盖郭公也。何为名也，礼。诸侯无外归之义，外归，非正也。”
《左传》杜预注：“无传，盖经阙误也。自曹羁以下，《公羊》、《穀梁》之说既不了，又不可通之于《左氏》，故不采用。” 古书有可比例者，如汲冢中《逸周书》、《穆天子传》，其中多方 白匡，皆阙文也。前人往往不识。
《大戴礼》武王践祚：“机之铭，阙皇皇惟敬□生□□戕□。”卢辨注：“□，耻也。言为君子荣辱之主，可不慎乎。□，□詈 也。”□戕□，注言“口能害口也”。机者，“人君出令所依，故 以言语为戒也。”此由不识□为阙文，而注以为口字。然文义犹可通也。若明人钟惺、谭友夏《古诗归》，则强词尤为可笑。谭 云：“四口字叠出，妙语不以为纤。”按：文只三□，钟、谭所见之本，为“皇皇生敬□□生□”。钟云：“读口戕口三字，竦然骨惊。”
此真强作解人，而不顾其立说之穿凿矣。墨块之本，则自南宋时已有之。如陈道人书棚刻唐人集，若李建勋《李中丞集》，鱼玄机《女郎诗》，麻沙坊刻《纂图互注四子》，其中墨等颇多。而尤以《庄子》为甚。又如元大德中所刻《白虎通论》、《风俗通义》二书亦然。大德本出于宋嘉定十三年夔府刻本，一切皆 仍宋旧，即万历十年胡维新《两京遗编》。又重雕元本，虽版式略小，而行字墨块处正同。是可见墨块之存留，自有刻本以来即有此例。
然余因此悟用白匡者必出古书钞本，而刻本因之。用墨块者则出宋时刻本，在校者犹有访求善本待补之意，非若白匡之已成阙文，无从校补也。昔尝疑《礼记•投壶》以○□记鼓节，其○□处，必有文字以分薛鼓、鲁鼓之不同。亦如宋刻姜白石词，旁注工尺之例，久而阙佚，故以○□记之。在郑氏作注时，既不得别本以资校雠，于是释为圜者击鼙，方者击鼓。孔疏依注敷衍云：“以鼓节有圜点，有方点，故以圜者击鼙，方者击鼓。若频有圜点，则频击鼙声，每一圜点，则一击鼙声。若频有方点，则频击鼓声也。”果如所言，则经文何不直截了当言之曰，某时连击，某时一击，而必为此烦琐难记之○□，使人临击鼓时，按圜索谱，如射覆藏钩之儿戏乎？是知○□必有文字，不得如注疏所云，令人索解不得也。
日本松崎鹤雄书来问版本之事云：“书版有双线、单线、白口、黑口、鱼尾、耳子等名，往往见于藏书家书目及诸家题跋文中。不详其义，亦不知其在版中何处。”乞余答复。余向撰《书林清话》，以为此等处无关要义，故亦略之。今松崎鹤雄越国修 问请益，不敢以其琐屑置而不言，因为书复之。略云：书边四围之阑为线，版中上下处为口，版心有□形为鱼尾，边阑上有小匡附着两旁者为耳子。线有双、有单，黑口有大、有小。何谓双线，如四围边阑内重出一细线纹者，是谓双线。若仅有边阑而无内线者，是谓单线。黑口大小者，版心上下刻一直线，上在鱼尾上，下在鱼尾下，粗者填满版心，是谓大黑口。小者刻一微线，是谓小黑口。盖所以表识版之中心，以便折叠时有准绳也，无此线者，则为白口。鱼尾之黑口亦因之，亦偶有两歧者。大抵双线白口多宋版，单线黑口南宋末麻沙本多有之，至元相沿成例。明初承元之旧，故成弘间刻书尚黑口。嘉靖间书多从宋本翻雕，故尚白口。今日嘉靖本珍贵不亚宋、元，盖以此也。大抵此类版心，书名只摘一字，下刻数目。
其白口、小黑口空处上记本叶字数，下记匠人姓名，不全刻书名也。全刻书名在万历以后，至我国初犹然。鱼尾有双、有单，双者上下同，单者上刻一鱼尾，下则只刻一横线纹。亦有版心全系黑口者，则鱼尾以外皆粗黑线，如元张伯颜本《文选》及明刻宋章如愚《山堂考索》之类。此则匠人以意为之，不为定式也。耳子以识书之篇名，始宋岳珂之刻《九经三传》，今武英殿之仿刻《五经》本，其式犹存，他书则罕见。若释藏之所刻支那本，则每半叶一方围，中无版心、直线，鱼口等。明时浙中径山寺、云栖寺所刻诸释经、释典为多，初不知其何所依仿。至乾、嘉时，金农刻己作《冬心先生集》，陈鸿寿刻己作《种榆仙馆集》，用竹筒式作直线阑，此则不古不今，类于向壁虚造，镂刻虽精，然吾无取焉尔。
明人刻书，有不见于藏书家志、目、题跋者，如刘氏安政堂所刻书。余撰《清话》以弘治甲子刻《针灸资生经》七卷为其所刻最早者矣，后见湘阴郭氏养知书屋藏有《四明先生续资治通鉴节要》二十卷，题“宣德己酉京兆安政堂刘氏校刊”一行，则前乎此七十五年，盖亦书林世业也。独山莫楚生观察藏有《淮南高诱注》二十一卷，题“正德己卯刘氏安政堂刻本”；余从子启藩藏有《分类补注李太白集》二十五卷，题“正德庚辰刘氏安政堂刻本”；余所藏《新刊河间刘守真伤寒直格论方》三卷、《后集》一卷、《别集》一卷，题“嘉靖壬辰仲秋七月刘氏安政堂刊”。此并向所希见者。又王闻远《孝慈堂书目》载有《孔丛子》七卷，注“安政堂刻本”；莫友芝《知见传本书目》，宋林亦之《辋山集》，下注“嘉靖安政堂刻本”。则此外所刻， 为前人所未著录，吾辈所未目睹者，不知尚有若干种。明时距今五六百年，见闻不周已如此，况远而上溯宋元耶。
刘洪慎独斋刻书极伙，其版本校勘之精，亦颇为藏书家所 贵重。余藏有《宋文鉴》一百五十卷，卷一末有牌记，云：“皇 明正德戊寅慎独斋刊”。
此向来藏书家所未及者。按洪于是年刻有《十七史详节》二百七十三卷，已载前撰《清话》。此二书皆卷帙极多者，均于一年之中刻成。可谓勇于从事矣。字体劲秀，行格紧密。二书 亦正相类。
嘉禾项笃寿万卷堂刻书精美，惜乎所刻甚少。前《清话》所列仅《郑端简奏议》十四卷、《东观余论》三卷，如是而已。嘉靖丙寅刻有《廿四史论赞》八十卷，总目后有楷书长方牌记， 云“嘉禾项氏万卷堂梓”，《史记》目后有“嘉禾项氏刊于万卷堂”一行。其书亦人所罕知者。
明洪楩清平山堂刻有宋洪迈《夷坚志》，江阴缪氏艺风堂旧 藏其书，在归安陆心源十万卷楼刻本之外，世以为罕见矣。从子启崟有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八十一卷，为嘉靖乙巳刻本，此亦罕见著录者。
明藩芝城蓝印活字本《墨子》十五卷，为嘉靖壬于摆印者。嘉庆中藏吴门黄荛圃主事丕烈士礼居，载《士礼居藏书题跋记》。记云：“续得嘉靖癸丑岁春二月吴兴陆稳叙刻本，与此差后一年。叙中有‘前年居京师，幸于友人家觅内府本读之’之语。又云：‘别驾唐公视郡，暇访余于山堂，得《墨子》原本，将归而梓之。’是又一本矣。今取唐本以勘陆本，殊有不合。知陆所云唐得《墨子》原本者，非陆本也。惟陆本无叙，唐本有陆之叙，后人遂疑唐本出自陆本。其实陆先刻一年，唐后刻一年，实不侔耳。”余按：黄说误也。陆本即唐本，唐刻而陆叙之。唐自有跋，题“嘉靖甲寅”，盖刻成后始作跋耳。其有不合者，殆先后校改之故。芝城本虽在嘉靖壬子，似亦出于唐本。缘唐本刻在壬子，书初印出，芝城既据以摆印，故其文多与陆叙本合，必未经校改者。是书刻于壬子，至癸丑春，陆为作叙；至甲寅，唐自作跋。三本实二本也。余藏此本，前多江藩白贲衲一叙。叙称：“南昌宪伯贞山唐公以所刻《墨》集送予男多炘，多炘持示予。读大司马中丞北川陆公前序，暨公所为序，乃知所以为墨者，及所以读《墨子》者。”据此，可证唐陆非二本，特黄氏所见或无江藩叙者，故不能详也。《墨子》无宋本，故明刻为上。蓝印活字本，士礼居散出，归聊城杨致堂河帅以增海源阁。公孙凤阿舍人保彝携至京师，为潘文勤祖荫借去。文勤薨于位，书遂不复还。世间亦未见第二本矣。
刻《旧唐书》之闻人诠，尚刻有《三礼注疏》。余于沪肆得 《仪礼注疏》，每卷首题“直隶学政监察御史余姚闻人诠校正，直隶常州府知府遂昌应槚刊行”，盖当时常州刻本也。闻人诠刻《旧唐书》，世称善本，亦无第二刻本，故为藏书家所珍贵。实则讹夺之甚，先祖石君公讳树廉曾假钱遵王曾述古堂藏至乐堂旧钞宋本，以校闻人诠本，逐叶异同不少。今此校本藏余从子启崟处。先祖手跋者再，逐卷有朱记月日。以此例推，《三礼注疏》亦未必有过于南北两监本处也。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十二作闻人铨，云：“铨，字邦正，余姚人。嘉靖丙戌进士，除宝应知县，擢山西道御史，巡视两关，历湖广按察副使。”又云：“邦正著录阳明之门，撰《饮射图解》，又雕刘昫《旧唐书》行世。津津好古，不易得也。”明凌迪知《万姓统谱》：“闻人姓多余姚人。”亦有“闻人诠，余姚人”，而云弘治进士则误也。
毛晋家世及其行实，余《书话》考之详矣。其子五人，襄、褒、衮、表、扆。扆，字斧季，为陆敕先贻典婿，藏书家多知之。其余四人，余尝求其遗事，绝不可得。近日昆山赵君学南以所刻《峭帆楼丛书》见贻，中有陈瑚《从游集》二卷，其下卷采褒、衮、表三人诗。姓名下各系事略云：“毛褒，字华伯，
常熟人。华伯天性醇谨，所居宅西南有古墓当道，青鸟家以为来龙处，说华伯夷之，华伯笑不应，加封植焉。弟补仲，早夭。今次子为其后，视孀妇有加礼，人皆以为难。家居遵司马仪，巫祝尼媪无敢造其室者。其为诗多入隐湖社刻中，予选而梓之。近有《西爽斋唱和集》，人酬一首，尤多警句，予特备录于篇。衮，字补仲，昆湖子晋先生之仲子也。子晋以能诗好古，藏书镂版，名满天下。子四人，克世其家，而补仲尤异敏，不幸羸疾以夭。知与不知，无不惜之。补仲之为举子业也，铲削陈言，刻濯新异，务为幽深曲折纵横自喜之论。世俗钞撮腐烂之习，一切非其所屑。每三六九日课业宝晋斋，同学毕至，补仲辄诙谐啁笑，目中虚无人。或竟日不肯下一字，至篝灯促膝，则落纸如飞，洋洋洒洒，自成一家机轴，虽殚精竭思，无以过也。喜法书名画，精于赏鉴，有可其意，不惜橐中金购之。又极爱整洁，地洒扫无纤尘，笔床茶具必方列，明窗净几，命童子日揩摩数四，始就坐。入其室者不敢涕唾，比于倪迂清閟阁云。生平无娈童侍女之好，有嫠妇窃窥，叹其美丰仪，疾避之。尝一夕宿于外，或问之，曰：内有乳媪，吾以谨嫌也。读书能究心其奥质难晓者，病少间，与予同论六书文字之学，颇见原委。又与瞿有仲极言天文左旋右旋中历西历之辨，必求胜后已。盖补仲志好高，不肯居人后，使天予之年，进未可量。学未成而化为异物，是以深为可惜。卒前一日，予执其手而与之诀，怡然曰：‘某无恙也。’语不及身后事，对妻女无苦怜之色。呜乎！可哀也已。予是以图其像，复刻其诗而传之。表，字奏叔。
管子曰：‘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少而习焉，长而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则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子弟之学不劳而能。’诚哉是言也。汲古主人镂书万卷，前人诗集当十之四五。其叔子奏叔，方攻进士业，不暇以诗名。而兴会感触，辄有佳句惊人，出乎意想之外。岂非所谓不劳而能者乎？忆其初见予，年十二，静秀娟好，如翠竹碧梧，光映左右。当是时即知为称其家儿。今易闰矣，吾年渐老，白首无闻。而奏叔学日益进，与梅仙、禹思、窦伯辈淬砺名行，交相有成。取柳诗尔室二字颜其斋。读予《大小学日程》而笃信之，曰：‘此作诗之基也。’即更其名为《圣学入门书》，授之剞劂，以公同志。其勇于好善又与人为善如此。年虽少，倜傥多能，治家斩斩，早见头角，举而措之，可以卜其用焉。”按：陈瑚，字言夏，号确庵，太仓人。有《确庵集》，曾为子晋作传。《从游集》皆选其及门弟子诗。褒、衮、表皆从受业者也。梅仙姓钱，名嘏，太仓人。禹思姓张，名溯颜，常熟人。窦伯姓冯，名武，常熟人。《从游集》中皆采其诗。毛晋五子，长名襄，此以褒为伯，衮为仲，
表为叔，而扆则字斧季。盖襄早卒，以次递升。襄无字，殆年未及冠而即夭欤。
汲古阁刻《四唐人集》，流传绝少。顾湘撰《汲古阁刻版考》云：“《四唐人集》内，惟《唐英歌诗》一种，最为善本。即如席氏《百家诗》内亦刻，而空白多至二三百字，令人不可读。汲古此本，真秘宝也。”又云：“《四唐人集》版，相传毛子晋有 一孙，嗜茗。得洞庭碧萝春，患无美薪，顾《四唐人集》版曰：
‘以此作薪，其味当倍佳也。’遂按日劈烧之。”据顾氏云云，其流传之少，盖版早毁也。余从子启藩藏有汲古此本，取校席 刻本，缺不及百字。顾氏云二三百字，殆未细校耳。《全唐诗》 于所缺者一一臆补，以汲古本校之，无一合者。当时编校诸臣 谬妄极矣。汲古本余令启藩兄弟影印三百部，以广流传，今而 后可得吴诗真面矣。
前载毛氏刻版，有题“绿君亭”者，为《二家宫词》、《三家宫词》、《洛阳伽蓝记》等书。余未知“绿君亭”之名是否为毛氏题署。近得《陶靖节集》章次本，一诗、二赋、三辞、四记、五传、六赞、七述、八疏、九祭文、十四八目，前有总评、章评，后有参疑。集名下第二行题“明东吴毛晋子晋重订”，未有“天启乙丑孟秋七月东吴毛晋子晋识”，其版式与所刻宫词一 例。然后知“绿君亭”即毛氏署名，非他氏也。汲古阁又刻有 影宋大宇本《陶渊明集》，相传为东坡手书者，后有毛扆跋，雕刻极精。后来何氏笃庆堂、章氏式训堂、县人胡蓟门锡燕手书模刻者，皆从之出。未见宋版原书也。
《初学记》以明安氏桂坡馆刻大字为最善。同时又以活字摆印，书之大小与刻本同，此本流传极罕。余前撰《清话》，考 安国世家，据安绍杰辑《安我素希范年谱》云：“安国铸活字铜版，印《颜鲁公集》、徐坚《初学记》等书。”余以为《初学记》无活字本，谓《年谱》所述不明晰。后从子启藩得一本，即安氏活字版印者，乃知书本未经目睹，不可臆断如此。又《太平御览》有明人黄正色序者，序略云：“吾锡士大夫有好文者，因闽省梓人用活字校刊。始事于隆庆二年，至五年才印其十之一二。闽人散去，于是浙人倪炳伯文居业于锡，毅然谋于郡邑二三大夫士，协力鸠工，锓诸梨枣，三阅寒暑。先是孙国子虞允一元力任雠校，忽于隆庆六年捐馆，弗克终事。苦于舛讹，同年薛宪副应奎仲子庠生名逢者，出所藏本，俾倪氏缮写付刻。余既嘉仲子能成人之美，且喜是书得以版行，为天下公器。”据此，则当时活字本未成，而得倪氏校刻行世。余藏此本，前有万历黄正色此序，又有“万历甲戌小春吉旦苏熟后学周堂谨识”。甲戌，万历二年也。又藏一活字印本，周堂识后末有字二行，其一行云“闽中饶世仁、游廷桂整摆”，其二行云“锡山赵秉义刘冠印行”。其周堂识云：“是集从闽贾饶世仁等购得其半，半在锡邑郡伯顾肖岩、太学秦虹川家。二公，博雅君子也。请于先君，欲合而梓之。先君曰：‘余志也。’遂躬校阅。未几，而先君作古矣。不肖堂惧先志之未酬，丐诸名硕，考订厘缉，遂成完书。”又云：“今所得活版仅百余部，与顾、秦二氏分有之。倘好事者藉稿于兹，更加精校，锓为不刊之典，是所愿也。”此本目录卷一、卷四一叶，版心有“宋版校正，闽游氏仝铜省字。板活字印一百余部”，凡十六小字。卷第一，一叶，版心字同。第十一卷，版心小字云“宋板校正，饶氏仝板活字印行壹百余部”。余在沪市，见一活字印残本，第一本目录后有长方牌记，云“太平兴国八年十二月刊”，凡十字，作两行。版心鱼尾下有小字云“宋板校正，闽游氏仝板活字印一百余部”。
校余藏本，目录后无牌记，殆为一本，于摆印时牌记或印或不印，未注重也。
明刻本即据活字印者为底本，故周堂识刻本、活字印本均载之。因此知活字印本为全书，黄云“才印其十之二三”，不确也。近日沪市又出明活字印本《唐人小集》五十家，余见数家，字画缺蚀不齐整，与华氏会通馆活字印本《容斋随笔》、《锦万花谷》相似。藏者故昂其值，争为宋本。以余所知，将及百家，不止五十也。明时活字印书如此广远，而皆在无锡一邑。至今三百余年，无锡犹盛行活字印本，此如常熟数百年多藏书家，皆乡先达流风余泽，有以兴起之也。
书版辨宋、元，辨行、字，几乎无义不尽矣。然其版片之大小，书体字之方圆肥瘦，不可得而知也。宜都杨惺吾教授守敬乃有《留真谱》之作，所谓“留真”者，于宋、元旧本书摹刻一二叶，或序跋，或正卷，藉以留原本之真。虽鉴别未精，而其例则甚善。缪艺风先生亦有续刻，未竟，已归道山。
然“留真”二字，名义殊为通泛。如金石碑版一切古物，无不可以留真，似非书所专有。或有以为书影者，差为名实相副，然犹类于法帖之响拓也。近日瞿良士举家藏铁琴铜剑楼所藏宋元本书，步杨、缪之后，每书印影数叶，颇为壮观。而其名则缘《留真谱》之旧，因商之于余，余以为“留真”之称不善，应易名为“书范”，即本蜀铜书范之义也。蜀铜书范事无确据，余前撰《清话》已辨之。顾“书范”之名则雅而切，较“留真谱”、“书影”为有依据。惜乎余建此议，瞿氏书已印成，不能改也。往年内阁中藏书并归京师图书馆，其残叶为书估所得，好事者每收买之，积成巨册。傅沅叔所获尤多，中多藏书家自来未著录之版本。余怂恿沅叔摹印传之，是亦足供好古书者一 脔之尝也已。
明遗老龚半千贤，画名甚重，其一幅之直，贵者百金。日本人尤珍贵之，往往一幅值数百圆番饼银价。过于文、沈多矣。曩读周亮工《读画录》云：半千酷嗜中晚唐诗，搜罗百余家，中多人未见本。曾刻廿家于广陵，惜乎无力全梓，至今珍什笥中。”古人慧命所系，半千真中晚之功臣也。半千所刻唐诗，向 未见藏书家目载。余从故家获一部，钉十四册，不分卷。中唐张籍、孟郊、贾岛、张祜、李郢、张继、韩翊、于鹄、朱庆余、 鲍溶、秦系、张南史、李嘉祐、熊孺登、朱放、欧阳衮、欧阳澥、欧阳玼、江为、窦叔向、窦常、窦牟、窦群、畅略、窦巩、陈通方、许稷、欧阳詹、朱长文、朱湾、周匡物、陈诩、潘存实、陈去疾、邵楚苌、吉中孚、张夫人，凡三十七家；晚唐李洞、汪遵、于、方干、赵嘏、曹唐、周朴、徐寅、许琳、王贞白、项斯、许棠、温庭筠、裴说、李咸用、杨衡、黄滔、马戴、翁承赞、朱景玄，凡二十家。《杨衡集》有贤跋云：“衡诗出，是余《中晚唐诗纪》中之第七十二家。”据跋，则已刻成七十二家。而此仅中晚五十七家，较周所云为多，而较跋所称尚少十五家。不知余所获为未全本耶？抑刻成散失耶？其中有一首为一家，数首为一家，十余首为一家者，似是足数而成。然其网罗散佚，表章古人之心，在《全唐诗》未出以前，其有功于唐贤巨矣。此本殊罕见，其版本行字颇精。余所藏究不知残缺否耶。
乾嘉以来，黄荛圃、孙伯渊、顾涧□、张古余、汪阆源诸先生影刊宋、元、明三朝善本书，模印精工，校勘谨慎，遂使古来秘书旧椠，化身千亿，流布人间。其裨益艺林，津逮来学 之盛心，千载以下，不可得而磨灭也。然古书形式易得，气韵难具，诸家刻意求工，所谓精美有余，古拙终有不及。
由于书法一朝有一朝之风气，刻匠一时有一时之习尚，譬 之于文扬雄之拟经，于诗束皙之补亡，貌非不似，神则离矣。海通而后，远西石印之法，流入中原，好事者取一二宋本书，照印流传。形神逼肖，较之影写付刻者，既不费校雠之日力，尤不致摹刻之迟延。艺术之能事，未有过于此者。惟其所印者未能遍及四部，成为巨观。江阴缪艺风荃孙、华阳王息尘秉恩两先生，怂恿张菊生同年元济以商务印书馆别舍涵芬楼，征集海内藏书家之四部旧本书，
择其要者为《四部丛刊》，即以石印法印之。缪、王二人皆南皮张文襄门下士，初拟按文襄《书目答问》所列诸本付印。询之于余，余力言其非，以为文襄《书目》行之海内数十年，稍知读书者，无不奉为指南，按目购置。今惟取世不经见之宋元精本缩印小册，而以原书大小尺寸载明书首。庶剞劂所不能尽施，版片所不能划一者，一举而两得之。菊生以为善也。其时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宋元版书，甲于南北，主人瞿良士启甲，风雅乐善，得余介绍，慨然尽出所藏，借之影印。京师图书馆之书，则因傅沅叔同年之力，得以相假。江南图书馆所藏，则光绪末年丰润忠愍端方总督两江时购自仁和丁氏八千卷楼者，其中亦多宋元旧本，商之齐镇岩抚部耀琳，饬司馆书者悉选其精善完整之本，在馆印出。余又从日本白岩子云龙平向其国岩崎氏静嘉堂假得宋本《说文解字》，为孙氏平津馆仿宋刻所自出者，此吾国第一孤本，为归安陆氏皕宋楼售出。今幸珠还，不可谓非快事也。同时，嘉兴沈子培方伯同年曾植、江宁邓正盦编修邦述、独山莫楚生观察棠、新建夏剑丞观察敬观，皆与其事。展转商定，自戊午创议，迄壬戌告成。为书二千余册，为卷一万有奇，萃历朝书库之精英，为古今罕有之巨帙。《永乐大典》分韵出于支离，《图书集成》搜辑无此精要。书成，艺风久归道山，不及见矣。今以余撰《例言》录存于此，以纪书林一重公案云。
昔曹石仓学佺有言：释道二家，汇刻经典累数万卷，名为藏经。至于儒家，独付阙如，诚为恨事。张文襄之洞劝人随举《书目答问》中一类，刊成丛书，以便学者。二公锐意及此，迄未有成。鄙见以为昌明国学，端赖流布古书。涵芬楼广收善本，海内贤达，勉以流通，不吝借瓻之助，冀成集腋之功。故不辞力小任重之讥，毅然图始，区区之意，学者谅之。汇刻群书，先宜决择。是编衡量古今，斟酌去取，几经详审，始得成书。盖于存古之中，兼寓读书之法。不仅如顾千里所云，丛书之意在网罗散佚而已。
明世汇刻，如祁承□淡生堂《余苑》、吴琯《古今逸史》，莫不标异名称，强分种类，如经余、史余、合志、分志等目。终非簿录之恒言，难作刊书典要。今依张海鹏《墨海金壶》、钱熙祚《守山阁丛书》之列，以经、史、子、集为纲领。其次第则依《四库全书》。四库分类，时有失当，兹不复有所出入，从人人习见也。
左圭《百川学海》，别分卷帙，毛晋《津逮秘书》，强立集名，颇涉于纷歧。难于检阅。夫汇刻群书，述而不作。分卷分集，殊无义例，今所不取。
古书纪载行字，滥觞于明季，孙从添《藏书纪要》亦郑重言之。其后黄丕烈、孙星衍、顾广圻诸人，尤□□于此致辨。近日杨守敬取宋、元、明版及古钞本书，每种刻二三叶为《留真谱》，可以知墨版之沿革，椠法之良窳，例至善也。是编窃师其意，悉从原书影印。一存虎贲中郎之意，一免鲁鱼三写之讹，即影印缩小，取便巾箱，必将原版大小宽狭，准工部尺，详载卷首，以存古书真面。近代影刻旧本，如黄丕烈士礼居重刻明 嘉靖徐刻《周礼》，改小原书，黎庶昌《古佚丛书》，摹刻《杜工部草堂诗笺》，移动行款，兹编幸无此弊，识者鉴之。
兹编于宋、元、明初旧刻书，有名家影写本，有名人手校本。其有益本书，实非浅鲜，今悉附卷后为校勘记。或有殊墨两笔校者，则用套版印法，偶录一二部，以存其真。四部之书，浩如烟海，兹编止择其急要者登之。经部汉、宋学派分途，宋有《通志堂经解》、《经苑》，清有《皇清经解》及《皇清经解续编》等书，久已家藏户遍，兹恐挂一漏万，概不泛收。史则正史、编年、地理外，取别杂传载之最古者。子则九流十家，取其古雅而非出伪托者。诗文集则取其已成宗派者。如汉、魏、六朝，初唐四杰，李、杜、韩、柳、元、白、温、李、皮、陆，宋之欧、梅、苏、黄、王、曾、朱、陆、陈、叶、范、陆、真、魏，金之遗山，元之虞、杨、范、揭，明之宋、刘、阳明、归、 唐。或诗或文或理学，支分派别，门户高张。今但取其初祖二三家，以概余子。至明之五子、十子、前后七子，大都声气标榜，名实乖违，收不胜收，悉从割爱。
算学、兵书、医经，在古人为专门之学，在今日有专科之书。作者层出不穷，后来或更居上。今但取其初祖数种著录，以为学者道源星宿之资，亦兼取其文辞典奥瑰奇者，足以沾溉学林。采录虽简，引伸无穷，虽非窥豹全斑，要可尝鼎一脔。非漏略也。
史部中之《通典》、《通志》、《通考》，类书中之《太平御览》、《册府元龟》，集部中之《全唐文》、《全唐诗》，皆以卷帙繁重，自宜别印单行，兹编概不阑入。
史部《艺文》、《经籍》诸志，以及古今官私书目，所以辨章古今之学术，藉考典籍之存亡。他日拟汇集诸家藏书记、目、题、跋之属，别为一编印行。故兹于书目不录一部。金石一类， 亦同此意。
古书非注不明，然如裴松之之注《三国志》、李善之注《文选》，古今能有几家。兹编所录各部，如非宋、元以前旧注，凡近人注本，概不轻用。
宋元旧刻，尽美尽美，但阅世既久，非印本模胡，即短卷缺叶，在收藏家固不以为疵颣，而以之影印，则于读者殊不相宜。明嘉隆以前，去宋、元未远，所刻古书，尽多善本，昔顾亭林已甚重之。况今更阅三四百年，宜求书者珍如拱璧矣。兹之所采，多取明人覆刻宋本。喜其字迹清朗，首尾完具，学者得之，引用有所依据。非有宋、元本不贵，贵此明刻本也。
版本之学，为考据之先河，一字千金，于经、史尤关紧要。兹编所采用者，皆再三考证，择善而从。如明徐氏仿宋刻本《三礼》，明人翻宋岳珂《九经》中《三礼》，徐刻《周礼》不如岳本之精，岳刻《仪礼》不如徐本之善，皆非逐一细校，不能定其是非。其他北宋本失传之书，赖有元、明人翻本，转出南宋本之上者。若仅以时代先后论，则不免于盲人道黑白矣。兹编于此类颇有鉴衡，非泛泛侈言存古也。
书无论刻本、钞本。虽大体完善，短叶缺文每不能免。今兹所采，多系旧本，影印之际不加参订，则“郭公”、“夏五”，千载滋疑，学者读之，不无遗憾。故影印一书，必罗致数本，此残彼足，互借补全。若数本俱缺，无可取证者，则传信传疑，未敢妄作。尚希读者鉴及微忱。明祁承□《藏书约论•鉴书》云：“垂于古而不可续于今者，经也；繁于前代而不及于前代者，史也；日亡而日佚者，子也；日广而日益者，集也。”
谅哉言乎！兹编所录，集部较多。初本断自朱明，不涉近代。继思有清一朝文学，实后进之津梁。张文襄有言，读书门径，必须有师，师不易得，即以国朝着述名家为师。兹之采及近人，亦犹文襄意也。
引取诸本，出于借印者。谨援汉人刻名碑阴之例，著藏者 姓氏于目下及本书之首，以不没诸君嘉惠之美意焉。
以上《例言》，余所撰定。后涵芬楼以活字印行，微有增改。南北藏书家善本书，此次已搜罗殆遍。惟聊城杨氏海源阁所藏宋本《四经》、《四史》为最著名之书，当日杨致堂河帅以增得之，以“四经四史”名其斋，可知其珍袭之甚。公子协卿太史绍和，公孙凤阿舍人保彝，今皆物故，家藏书籍，闭庋阁中， 久无人过问，故此编所采四部善本，独不及杨氏之藏。又日本 各图书馆所藏善本尤多，以影印之费不赀，故不能多借。彼国 《支那学报》载有神田喜一郎、武内彦雄二君评论，所举彼国 旧本及指摘目载之本不善者，甚中窾窍。余亦屡与菊生商之，劝其不惜巨赀，以成完美。而主者吝惜印费，迁就成书。又其中有循人请托而采印者，如《孔丛子》、《皮子文薮》之类，皆明刻中下乘。徒以藏者欲附庸风雅，思借此以彰其姓名。且挟成见，先尽涵芬楼所藏，虽有善者，不愿借印。故此书售出至一千五百部之多，而实非余满志踌躇之事。今录日本神田、武内评论此书者附着于后，亦足见彼国人之深于汉学，在吾国今日殊罕见也。
论《四部丛刊》之选择底本《支那学》一卷四号神田喜一郎《四部丛刊》之刊行，实为有裨学界之壮举。吾辈学生，无不同感此福音。今读其预定书目，大旨合于出版之主旨，四部中重要书籍，已网罗俱尽。其选择底本，亦尚为适当。虽然，论吾辈得陇望蜀之愿，则如此巨构，于底本之选择，尤宜格外注意。如《群书治要》 不用日本元和二年刊本，而用有显然臆改形迹之天明七年尾州藩刊本，注意似犹未周。《弘明集》、《广弘明集》之用明汪道昆本，《法苑珠林》之用明径山寺本，稍稍近似。实则当用高丽藏本。《世说新语》用明嘉趣堂本，亦未为美善，是应用日本图书馆之南宋本或其翻刻之官版本。《杨诚斋集》为缪氏艺风堂影宋写本，想由日本图书馆所有之宋端平本刊本影写而来，亦不如直用端平本之为愈。《古文苑》用二十一卷本，亦为非宜，想因有章樵注故，然不如用孙巨源原本之九卷为佳。又未确定之底本中，如《春秋经传集解》之拟用翻宋本，实不及日本图书馆宋嘉定丙子闻人模刊本。《大唐西域记》拟用明刊本，不及日本京都文科大学丛书本。《荀子》拟用明世德堂本，不知何因，与其用此，宁用《古逸丛书》之宋台州本。《范德机诗集》拟用明刊本，则用日本延文辛丑刊本为较佳。以上云云，因见预定书目，思想偶及，聊复饶舌。幸此书尚须经一两年始成，窃愿于此等处慎思熟审，俾成一完美之大丛书。吾辈认此书为中国最有价值之空前巨著以介绍于读者，并略述区区之愿望，盼其克底于成也。
说《四部丛刊》《支那学》一卷四号武内义雄自清末传石印法，中国出版界遂开一新纪元。当时多密行细字之书，只便考试携带，不甚翻印善本。
清亡，科举全废，编译新著，都用活版印行。至近年石印始盛，各书肆出石印书甚夥，翻印旧书之风亦渐盛。于是一时不易得之书，亦得取求如志。而商务印书馆所印之《四部丛刊》，尤有价值。
《四部丛刊》实为中国空前之一大丛书，全部册数有二千余册之多，非以前丛书可比。即其选择之标举，亦与向来丛书全然不同。所收之本，悉为吾辈一日不可缺之物，如经部收《十三经》单注本及《大戴礼》、《韩诗外传》、《说文》等，史部收《二十四史》、《通鉴》、《国语》、《国策》。
而如同一普通之丛书，如《通志堂经解》、《经苑》、正续《皇清经解》、《九通》、《全唐文》、《全唐诗》等，则一切不采。尤可注意者，选择原本，极为精细。于宋、元、明初之旧刻，或名家手校本中，务取本文之尤正确者。并即其原状影印，丝毫不加移易。故原书之面目依然，而误字除原本外，决无增加之虑。
逊清考证家精究版本，由是靡然从风。宋、元本无论矣，即麻沙本及精本之残卷零叶，靡不宝贵。《四部丛刊》之印，不效普通收藏家之所为，但以时代之先后为尚，以为翻北宋本之明本，优于南宋或元椠本。同一明版，以徐刻之仿宋《三礼》与明翻之宋岳珂《九经》比较，以为《周礼》岳本胜徐本，《仪礼》徐本胜岳本，各自择善而从。此其可喜者也。
旧本之翻刻，如有名之《士礼居丛书》、《古逸丛书》，时有改小原版，移动行款之嫌。《四部丛刊》则必影照原本，泯鲁鱼之弊。名人校勘有裨本书者，悉附卷末。校勘用朱墨两笔者， 亦分刷两次，以存其真。惟以规为一定分寸之故，间将原本略为缩小。亦必详记原版之宽狭大小于卷首，务不失其典型，此亦是书之胜处。至其甄采之材料，则以商务印书馆年内搜集珍秘之涵芬楼藏本为主，徐则自江南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江安傅氏双鉴楼、乌程刘氏嘉业堂、江阴缪氏艺风堂、无锡孙氏小绿天、长沙叶氏观古堂、乌程蒋氏密韵楼、南陵徐氏积学轩、上元邓氏群碧楼、平湖葛氏传朴堂、闽县李氏观槿斋、海盐张氏涉园、嘉兴沈氏、德化李氏、杭州叶氏等，名家秘笈，选择采录。
清藏书家以吴县黄丕烈为第一。黄氏之书，后移于汪士钟之艺芸精舍。
汪没，归常熟瞿子雍、聊城杨绍和。晚近则陆心源之皕宋楼、丁丙之八千卷楼，两家藏书，称与瞿、杨相颉颃。《四部丛刊》中收采尤多之江南图书馆藏书，即八千卷楼之物。而铁琴铜剑楼亦多精本。故瞿、丁两家之尤者，大多网罗其中。惟杨氏之书则一不入选，陆氏旧本惟拟翻印一种，斯为憾事。
闻杨氏主人耽阿芙蓉，颇斥卖家珍，充其嗜欲，其母严扃，不令与人接。陆氏书售诸吾国岩崎氏殆尽，因是不得，理或然欤。是则得瞿、丁两家之影本，亦不可谓非幸福。而况艺风堂、观古堂之书，傅增湘、刘承干有名之秘本，均得借此书以见之，尤为无上之眼福也。
按如上神田喜一郎所评论，实切中采用之失，固无所用其辨白矣。然此编所得前人未见之本，经部中如宋大字《孟子赵岐注》十四卷，康熙时藏梁蕉林相国清标家，后入大内，此次由师傅陈伯潜太保宝琛领出照印。其注中未删去章指者，乾隆中曲阜孔氏微波榭所刻，仅从钞本传得，未见原本也。
《周易王弼韩康伯注》九卷、《略例》一卷，为宋十行不附释文本，亦阮文达刻《十三经注疏》作《校勘记》时所未见。史部中如宋大字本《五朝名臣言行录》十卷、《三朝名臣言行录》十四卷，与世行道光初元洪氏仿宋本迥然不同。子部中如宋本 《易林》十六卷，有宋人注者，为钱谦益绛云楼火后别存之本。自陆贻典从钱氏校得，后归黄氏士礼居刊入丛书。其中异文，与明以来刻本大有异同。然自陆氏未将旧注钞出，已失宋本之旧。今得之京师图书馆，图书馆乃从内阁清理旧藏书所得，世间仅此孤本矣。集部中如唐《沈下贤集》十二卷，为明翻宋九行十八字本，本附宋吴兴《三沈集》后。此虽明翻宋刻，无异第二宋本也。《白氏文集》七十一卷，为日本元和戊午那波道圆活字印本，是犹存庐山本之旧。《李群玉诗集》三卷、《后集》五卷，为南宋陈道人书棚本，士礼居旧藏，《四库全书总目》所著录者，卷数与此同。世行汲古阁《八唐人集》之《李文山集》只三卷，此真有霄壤之别矣。
元黄溍《文献集》，元时初刻本二十五卷，陆氏皕宋楼所藏，后售之日本。钱唐丁氏八千卷楼钞有副本，视四库著录之明刻十卷本为多。丁书归江南图书馆，今得印出，世间又多一副本矣。若小学中《说文解字》，汲古阁本行之百余年，至嘉庆中孙氏平津馆仿宋小字刻本出，学者乃恍然悟汲古阁本之非。原本为青浦王兰泉司寇昶旧藏，金坛段懋堂大令玉裁借得之，并借周香岩锡瓒所藏宋本互校汲古阁本，撰《汲古阁说文订》一卷。平津馆本乃影写王兰泉本付刊，其原本后归皕宋楼，陆氏子售 之日本岩崎氏。今从之借印，并照原式印入《续古逸丛书》，真不下真迹一等也。《说文解字系传》，为钱曾述古堂影钞宋本， 乃寿阳祁氏刻本之祖，《读书敏求记》所诩为惊人秘笈者也。祁本经校者臆改，余向所不取，以世间无有第二精本，故风行一时。
钱氏钞本本藏上海郁泰峰宜稼堂，揭阳丁禹生中丞日昌以 贱值得之，归其藏书处持静斋。后人不能守，流入沪市，为湖州张某所得。张固菊生同乡，吝不允借，后以他书交易借之，遂得印出。钞手不谙篆文，颇有笔误。然是书不重在篆而重在注，此本不出，无由证祁本注文之误。盖大小徐《说文》二本，毛氏、祁氏有表章之功，而亦有校改之失。今二本祖本皆印出，可谓无毫发遗憾矣。
注：本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并且于1926年1月1日之前出版。（来源：古籍公众号 ID：weigu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