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玄学溯源:汉唐玄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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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始玄学溯源。民国小学大师黄侃先生曾撰有《汉唐玄学论》一文,因为篇幅不大且又兼涉经学,向来不为讲魏晋玄学的人所注意。不过,也正因为有上述的特点,从汉、魏学术史的角度看《汉唐玄学论》,又能有别于一般偏重玄学本身的论述,而于学统一面见出汉、魏学术思想的沿革。值得注意的是,黄侃先生在文章中提到了与玄学兴盛有关的三部典籍:论吾土中世玄学之书,以三伪书为最懿。其思想突驾前人,而启辟后来之途径者,不可忽也。这里的三伪书,指的是《列子》、伪《古文尚书》和《孔丛子》。《列子》属道家典籍,后人斥为伪书,至今仍聚讼纷乡云,众说不一。倒是伪《古文尚书》和《孔丛子》两书,一般的看法是由曹魏时期的经学家王肃所伪造。王肃学承东汉经学家贾逵和马融,偏于古文经学的一派。这就启发我们从古文经学的一面去深入研究玄学的出处。

西汉的学术,除了道家黄老之学仍维系着自己的一脉单传外,基本上是儒家经学一统天下。汉初,便有《五经》博士的设立。从汉文帝到汉宣帝,《诗经》有齐、鲁、韩三家,《书经》有欧阳生和大、小夏侯,《礼经》有大戴和庆普,《易经》有施雠、孟喜、梁丘贺和京房,《春秋公羊传》有严彭祖和颜安乐,先后立于学官,俨然为儒学的正统。这些经文本子,用的是当时通行的隶书,而大义则由师徒父子口耳相传而来。到了西汉末年,围绕五经的典籍产生了今、古文的冲突。本来,所谓今文,即指上述的隶书文本,而古文,则为散在民间、藏于壁中,用汉以前的古文写定的文本。但事实上,古文经学的兴起,不仅仅是与今文
经学所据经文的文字字体不同,而且经文的字句、篇章等等也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两者的学统不同,宗派不同,因而从基本观念到整个的诠释体系都有所区别。这样,在儒家独尊的局面中,居然在儒学内部先起了变化,今、古文经学两派,由攻讦、辩难而至于相互融摄,已然伏下了儒学衰败的隐患。

起初,今、古文经学恪守各自的畛域,并行而不相混淆。东汉末年,经学家郑玄广学博闻,转益多师,兼通了今、古文经学。有见于当时两家的互相问难,郑玄以古文经学为宗,参合今文经学为辅,遂成一家之言。其时,学者正苦于今、古文家法、师法的驳杂繁难,遂翕然相从而师事郑玄。这结果,便如清代经学家皮锡瑞所说的:郑《易注》行而施、孟、梁丘、京之《易》不行矣;郑《书注》行而欧阳、大小夏侯之《书》不行矣;郑《诗笺》行而鲁、齐、韩之《诗》不行矣;郑《礼注》行而大小戴之《礼》不行矣;郑《论语注》行而齐、鲁《论语》不行矣。(《经学历史》)由于郑玄学宗古文经学,所以尽管他先学了今文经学的京房《易》,但自己注《易》时仍本诸民间费直一派的古文经学。联系曹魏时期,名士荀爽、王弼注《易》,均承袭费直古文《易》的系统,或者可以看出两者间的隐晦、曲折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在观念上,今文经学家偏于经,强调儒家经学的神圣性和不变性;古文经学家则偏于史,侧重对经学作历史的理解。由这一面看,从古文经学的兴起至郑玄以古文经学为宗参合今、古文经学,竟是不期然地于两汉大一统儒家政治中激起了一圈不大不小的涟漪。汤用彤先生曾在《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一文中指出:魏晋经学之伟绩,首推王弼之《易》、杜预之《左传》,均源出古学。今学本汉代经师之正宗,有古学乃见歧异。歧异既生,思想乃不囿于一方,而自由解释之风始可兴起。(《汤用彤学术论文集》,第264页)汤先生由两汉今、古文经学的歧异推至魏晋自由解释的风气,见微知著,允为一代大师。到了曹魏时期,随着东汉政权的瓦解,兼以曹氏父子喜好形名法术,经学果然衰落了。魏明帝时,司徒董昭上疏称: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三国志?魏志?董昭传》)另一位士大夫杜恕也上疏说: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最风俗之流弊,创业者之所致慎也。(《三国志?魏志?杜恕传》)至此,作为政治原则和道德规范的儒家思想已不复往日的统摄力量,理性遂有更进一步寻找宇宙、社会和人生依据的要求。正始玄学的兴起,便是自觉地顺应了这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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