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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神问卜、预测凶吉之类的事,刘伯温既不精通,也不愿为之。“《烧饼歌》预言”之类的故事,纯属后人胡编乱造孽,求放过刘伯温吧。

“《烧饼歌》预言”的故事说的是:朱元璋在内殿正吃着武大郎烧饼,刘伯温来了。朱元璋就拉着刘伯温的手,强行要他预测出后五百年的事情来。刘伯温推托不了,遂以烧饼为题,作了一首歌,“准确”地预测了包括了靖难之役、土木堡之变到后来吴三桂降清、崇祯帝上吊等等事件。

这样一首鄙劣不堪、一望而知是后世无聊文人所编的歌谣,竟然有无数不肯用脑子思考的人趋之若鹜,奉若神明。

更令人抓狂的是,现在居然还有人看热闹不嫌事大,为这首增添“歌”上清朝、民国,包括第二次世界大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改革开放之类的内容上去,令无数不辨真相的吃瓜群众如颠若狂,越传越神,把刘伯温哄抬成了活神仙来供。

我上面说了,刘伯温并不精通预测凶吉。

刘伯温一生写过海量诗文,从未在其中流露出过自己有预测吉凶的观象之术。

他不但不精通这类东西,从他的诗文里,反倒看得出他对这类东西很反感。

他在早年仕元时写有一篇《赠徐仲远序》中说:“世之所谓祸福通塞者,果由于命耶?…………天台徐仲远以七曜四余推人生祸福无不验,予甚异之,而赠以言。若夫吉凶利害之所趋避,则吾闻之孟子矣。”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说:世人所说的祸福通塞,可能真是由“命”所决定的,而且,听说天台人徐仲远可以通过七曜四余之术进行占卜,结果“无不验”,“予甚异之”——我觉得很神奇,不过,我作为一个儒者,我只愿追随圣人孟子谈仁义,不愿谈吉凶利害之趋避。

看,刘伯温对有人能准确预测的本领感到神奇,就表明他自己不通此术,但也不向往,而是以儒者自居,自觉与卜者划开界线。

实际上,在古代社会阶层划分中,星相卜者属于下九流;儒者立志以儒术治天下、以学问文章济世,对这类人是非常不屑的。

刘伯温著作中最负盛名的是《郁离子》,其中的《九难篇》曾自述其志,说:“仆愿与公子(随阳公子)讲尧、禹之道,论汤、武之事,宪伊、吕,师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时之政,明法度、肄礼乐,以待王者之兴。若夫旁途捷歧,狙诈诡随,鸣贪鼓愚,侥幸声时者,皆不愿也。”

他讲得非常明确:喜讲尧、禹之道;爱论汤、武之事;致力于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时之政;至于旁门左类、装神弄鬼之术,“皆不愿也”。

刘伯温的好朋友宋濂,一向欣赏刘伯温,他的《宋文宪公全集》里多处提到刘伯温,却无一言语及刘伯温擅长星相占卜。

刘伯温另外的好朋友王祎、苏伯衡等人也莫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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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一下,宋濂此人也是相信世间有占卜预知本领的奇人异士的,他作有铁冠道人张中传,其中就称赞张中“谈祸福多验”“从之者吉,违则凶”,但没有说刘伯温,则刘伯温真不是此道中人。

“《烧饼歌》预言”的故事之所以被附会到刘伯温身上,一方面是《故诚意伯刘公行状》的过度吹捧,影响到了后来的《明太祖实录.刘基传》、《明史.刘基传》和《诚意伯刘公神道碑铭》,而其他书又一脉相承,渐渐地,刘伯温就被神化了。

于此,钱谦益在《牧斋初学集》里一语指出:“皆佐命之后其门人子弟从而为之词,非公之本心也”。

另外,还必须看到,朱元璋此人出身于贫寒农家,他为了塑造一种天命所归的假象,故意通过鼓吹术士的灵验来烘托自己。前面说到的铁冠道人张中,还有另一个周颠仙,就是朱元璋为迷惑世人所倚仗的工具。

很不幸,刘伯温也被朱元璋看成了张中、周颠仙一类的人物。

刘伯温明明是被朱元璋半请半胁迫入伙的,朱元璋却在《诚意伯诰》中称赞刘伯温是预知天命,“仰观俯察,独渐无疑,千里之余,兼程而至”,“能识主于未发之先,愿效劳于多难之际”。

对这些赞誉,刘伯温的内心应该是抵触的,他在答谢中说:“臣基一介愚庸,生长南裔,疏拙无似。其能识主于未发之先者,亦犹巢鹊之知太岁,园葵之企太阳,以管窥天,偶见于此,非臣之知有以过于人也。至于仰观乾象,言或有验者,是乃天以大命授之陛下,若有鬼神阴诱臣衷,开导使言,非臣念虑所能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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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说他“能识主于未发之先”,他不阴不阳地说自己“偶见于此,非臣之知有以过于人也”。朱元璋说他说他“睹列曜垂象,每言有准”,他不冷不热地说“言或有验”,但“非臣念虑所能及也”。

看得出,刘伯温虽然不满朱元璋安排给自己出人物设定,却还是逆来顺受的。

至于后人,就不要再无中生有的给他乱戴帽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