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神问卜、预测凶吉之类的事，刘伯温既不精通，也不愿为之。“《烧饼歌》预言”之类的故事，纯属后人胡编乱造孽，求放过刘伯温吧。
“《烧饼歌》预言”的故事说的是：朱元璋在内殿正吃着武大郎烧饼，刘伯温来了。朱元璋就拉着刘伯温的手，强行要他预测出后五百年的事情来。刘伯温推托不了，遂以烧饼为题，作了一首歌，“准确”地预测了包括了靖难之役、土木堡之变到后来吴三桂降清、崇祯帝上吊等等事件。
这样一首鄙劣不堪、一望而知是后世无聊文人所编的歌谣，竟然有无数不肯用脑子思考的人趋之若鹜，奉若神明。
更令人抓狂的是，现在居然还有人看热闹不嫌事大，为这首增添“歌”上清朝、民国，包括第二次世界大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改革开放之类的内容上去，令无数不辨真相的吃瓜群众如颠若狂，越传越神，把刘伯温哄抬成了活神仙来供。
我上面说了，刘伯温并不精通预测凶吉。
刘伯温一生写过海量诗文，从未在其中流露出过自己有预测吉凶的观象之术。
他不但不精通这类东西，从他的诗文里，反倒看得出他对这类东西很反感。
他在早年仕元时写有一篇《赠徐仲远序》中说：“世之所谓祸福通塞者，果由于命耶?…………天台徐仲远以七曜四余推人生祸福无不验，予甚异之，而赠以言。若夫吉凶利害之所趋避，则吾闻之孟子矣。”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说：世人所说的祸福通塞，可能真是由“命”所决定的，而且，听说天台人徐仲远可以通过七曜四余之术进行占卜，结果“无不验”，“予甚异之”——我觉得很神奇，不过，我作为一个儒者，我只愿追随圣人孟子谈仁义，不愿谈吉凶利害之趋避。
看，刘伯温对有人能准确预测的本领感到神奇，就表明他自己不通此术，但也不向往，而是以儒者自居，自觉与卜者划开界线。
实际上，在古代社会阶层划分中，星相卜者属于下九流；儒者立志以儒术治天下、以学问文章济世，对这类人是非常不屑的。
刘伯温著作中最负盛名的是《郁离子》，其中的《九难篇》曾自述其志，说：“仆愿与公子(随阳公子)讲尧、禹之道，论汤、武之事，宪伊、吕，师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时之政，明法度、肄礼乐，以待王者之兴。若夫旁途捷歧，狙诈诡随，鸣贪鼓愚，侥幸声时者，皆不愿也。”
他讲得非常明确：喜讲尧、禹之道；爱论汤、武之事；致力于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时之政；至于旁门左类、装神弄鬼之术，“皆不愿也”。
刘伯温的好朋友宋濂，一向欣赏刘伯温，他的《宋文宪公全集》里多处提到刘伯温，却无一言语及刘伯温擅长星相占卜。
刘伯温另外的好朋友王祎、苏伯衡等人也莫不如此。
补充一下，宋濂此人也是相信世间有占卜预知本领的奇人异士的，他作有铁冠道人张中传，其中就称赞张中“谈祸福多验”“从之者吉，违则凶”，但没有说刘伯温，则刘伯温真不是此道中人。
“《烧饼歌》预言”的故事之所以被附会到刘伯温身上，一方面是《故诚意伯刘公行状》的过度吹捧，影响到了后来的《明太祖实录.刘基传》、《明史.刘基传》和《诚意伯刘公神道碑铭》，而其他书又一脉相承，渐渐地，刘伯温就被神化了。
于此，钱谦益在《牧斋初学集》里一语指出：“皆佐命之后其门人子弟从而为之词,非公之本心也”。
另外，还必须看到，朱元璋此人出身于贫寒农家，他为了塑造一种天命所归的假象，故意通过鼓吹术士的灵验来烘托自己。前面说到的铁冠道人张中，还有另一个周颠仙，就是朱元璋为迷惑世人所倚仗的工具。
很不幸，刘伯温也被朱元璋看成了张中、周颠仙一类的人物。
刘伯温明明是被朱元璋半请半胁迫入伙的，朱元璋却在《诚意伯诰》中称赞刘伯温是预知天命，“仰观俯察，独渐无疑，千里之余，兼程而至”，“能识主于未发之先，愿效劳于多难之际”。
对这些赞誉，刘伯温的内心应该是抵触的，他在答谢中说：“臣基一介愚庸，生长南裔，疏拙无似。其能识主于未发之先者，亦犹巢鹊之知太岁，园葵之企太阳，以管窥天，偶见于此，非臣之知有以过于人也。至于仰观乾象，言或有验者，是乃天以大命授之陛下，若有鬼神阴诱臣衷，开导使言，非臣念虑所能及也。”
朱元璋说他“能识主于未发之先”，他不阴不阳地说自己“偶见于此，非臣之知有以过于人也”。朱元璋说他说他“睹列曜垂象，每言有准”，他不冷不热地说“言或有验”，但“非臣念虑所能及也”。
看得出，刘伯温虽然不满朱元璋安排给自己出人物设定，却还是逆来顺受的。
至于后人，就不要再无中生有的给他乱戴帽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