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闪闪
从1927年到1931年，红色特科第二科情报科和第三科红队，一次又一次度过危机。
在我方核心机关遭受致命威胁的时候，他们一次又一次站出来，却把惊天奇功，隐藏在历史深处。
开国大将陈赓
本文的内容，是根据开国大将陈赓本人的回忆和口述，解密红色特科那些不为人知的功勋。
简单来说，就是刀尖上跳舞、虎口里拔牙。
（一）组建之初犯错：魔术酒壶倒酒，陈赓一饮而尽，奸细一喝就死！事后才知：杀错了陈赓是我方最早的红色特工之一，早在1925年调查“刺廖案”的时候，陈因为表现突出，被周公称之为中国的“契卡”。
1927年之后，我方成立了颇有神秘色彩的上海特科，陈赓是特科主要骨干之一。
特科的四个科当中，第一科总务科、第二科情报科、第四科无线电科是绝对机密的。
让人感到惊讶的是，第三科“红队”却是半公开的，挑明了就是要暗杀和锄奸，故意让敌人害怕。
特科时期的陈赓
这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因为特工必须隐蔽，在黑暗当中隐藏烈火。
据《陈赓传》记载，红队每次外出活动，敌人都不敢明着对抗，巡捕房和特务往往都会提前避开红队。
简单理解，红队是半公开的“锄奸组织”，敌人说白了就是怕死，往往不敢当面打。
特科的四个科当中，第四科负责技术，所以较为独立，而另外三个科往往是联合行动。
所以情报科的陈赓，和红队的顾顺章，常常一起出手，刺杀特务、镇压叛徒。
陈赓和顾顺章在苏联，接受了专业的特工培训，回国之后便投入了危险而又紧张的工作，要领导情报科和红队，俩人配合紧密。
特科红队刚刚成立的时候，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陈赓在上海的三教九流各界，建立了一张情报网，其中就包括了敌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第四号密查员，名叫宋再生。
宋表面上是敌人的特务，实际上是我方特工。
宋再生
1928年，当时上海街头，有个姓黄的家伙，鬼鬼祟祟去敌警备司令部找宋再生，说有我方干部罗迈的秘密。
罗迈即李维汉，后来成为新中国的统战部部长，在当时，是我方的核心骨干之一。
宋再生心头一惊，表面上问秘密的真实性。他心里暗想，眼前这个黄某是湖南口音，而罗迈也是湖南人，难不成是罗的家人泄露了秘密？
而黄某一看宋再生有兴趣，于是说：“5万元赏金有无折扣？”
宋再生表现出很大的热情，他说：“当然，不折不扣，不过事要实在才行。”
宋和黄约定，在农历正月初五，去长乐茶馆碰头，拿钱换情报。
黄某说这要过年了，身上没有钱吃饭，要求宋再生先给一部分零花钱。
宋再生拿出三十块钱给了黄某，送走了对方之后，他赶紧通过秘密渠道，将此事的前后经过告诉了陈赓。
陈一听就知道事关重大，赶紧去找红队的顾顺章，一起制定了暗杀计划，陈负责布陷阱，顾负责镇压。
这要是出了差错，轻则革命遭损失，重则我方核心机关受创，后果不堪设想。
果不其然，到了初五那天，黄某早早就去了约定的地点。
宋再生赶到茶馆，说去大东旅社见领导，于是就领着黄离开。
而陈赓本人则坐在大东旅社的豪华客房里，身上穿着敌人的军装，摆出一副大特务的姿态。
宋再生领着黄某到了那宾馆客房，对着陈赓介绍说：“这位，是我们警备司令部的王参谋长。”
黄某认为这是大官儿，点头哈腰的就向陈赓问好，殊不知眼前的王参谋，是我方情报科科长。
李维汉
陈赓问了几句话之后，“夸奖”了黄某一番，随后说：“我带着你，去见我们司令官。”
汽车在门口等着呢，而黄某还是第一次坐小汽车，一路去了上海威海卫路805号，停到了一个库房的门口。
顾顺章早就等候多时，他也伪装成敌人的士兵，他笑着说：“司令有事，稍候才见。”
陈和顾一起摆下了酒菜，而顾拿出的酒壶，实际上是一种魔术酒壶。
明明是一个壶，但里面有机关，所以装着两种酒，一种是正常的醇厚酒水，一种是带有剧毒的酒水，当时内部称之为千里香。
此类剧毒，只要沾上哪怕一点点，也会被当场放倒。
顾原本就擅长变魔术，掌握这种酒壶自然是轻轻松松，他分别为桌上的3人倒酒，陈赓举起酒杯就倒入喉咙。
黄某不知有毒，举起酒杯就喝进了肚子里，结果可想而知，被顾顺章和陈赓不动声色处决。
事实证明，黄某说有我方领导罗迈的情报，实际上并不是我方的李维汉，而是有个同名同姓的人。
虽然说，这个黄某的的确确该杀，但陈赓经过此事之后意识到，才刚刚创建的特科红队，还有许多不太成熟的地方。
毕竟大家伙仅仅在苏联，培训了几个月而已。
（二）黄埔一期叛变，写投靠信给蒋氏，中统特务头子安排钱壮飞：你去办陈赓所建立的情报网络当中，有个叫杨登瀛的敌方特务，此人身份很特殊。
杨在大革命时期，其实是我方的好朋友，后来渗到敌人内部工作，成了陈立夫的心腹。
“鲍君甫”又名杨登瀛
陈立夫是四大家族陈家的领军人物，他大力培养杨登瀛，杨做着反我方的事情，却又不甘心跟我为敌。
陈赓看出了这一点，所以跟杨登瀛结交成好友，因此杨是个成分很复杂的人物。
1929年的夏天，上海有个叫王松生的小混混，带着我方的绝密情报，去找杨登瀛，要求重金来换。
按照王松生的说法，只要钱到位，情报就一直有。
杨登瀛打开一看，果然都是绝密情报，一旦落入陈立夫的手中，可能会导致陈赓他们都葬身上海。
陈立夫
杨不动声色问：“这些文件是真的吗？”
那小混混说：“都是真的，是陈尉年亲手给我的，你要不信，我可以叫他直接来见你。”
由此可看出，我方成员陈尉年已经叛变，犹如致命的癌变病毒。
杨登瀛支走了那小混混，随后赶紧联络陈赓。
陈赓和红队配合，果然查出陈尉年已经叛变，属于是极度危险的叛徒，已经跟敌淞沪警备司令部走到了一起。
红队立刻出手斩杀叛徒，这才将危险灭杀在了萌芽阶段。
此后数年的时间里，陈赓和杨登瀛联合，多次救我方成员于危难当中。
举例来说，我方一重要机关暴露，敌人还没有去查抄呢，杨登瀛就已经通知了陈赓，如果来不及通知，他就亲自派人转移重要文件，当敌人冲过去之后，只能扑空。
以上类似的案例有很多。
1929年9月，任弼时当时在江苏工作，从地理来说距离上海并不太远交通也方便，所以江苏的机关设立在上海。
这天清晨，任外出开会去了，按照他跟妻子陈琮英的约定，中午是会回来吃饭的。
妻子陈琮英在家一直等，从中午等到下午又等到夜里，都没有等到丈夫回家，猜测可能是出事了。
于是，陈去找领导李维汉，也就是前文说起过的那位罗迈。
李维汉意识到事关重大，于是就报到上级，报到了特科那里。
陈赓同时已经查出，任弼时那天去开会的时候，会议地点已经有敌人埋伏，恰巧天降大雨，我方无法预警的信号被阻隔。
任被捕的时候，身上只有一张坐公交车的月票。
特务根据月票的地址展开调查，查出那地址是假的，于是对任弼时严刑拷打。
任弼时
任在监狱里惨遭折磨，敌人哪怕动用电刑，他也没有透露我方的任何秘密。
敌手段残忍，任多次晕倒过去，哪怕筋断骨折，也绝不出卖任何机密。
陈赓为营救任弼时，于是去找杨登瀛，说任是自己的手下。
经过多方营救，任弼时这才成功出狱。
1930年4月，有个极度危险的叛徒名叫黄第洪，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早就加入了我方阵营。
我方曾重点培养黄第洪，专门把此人送到苏联学习，谁知黄第洪回国之后，就写了一封密信，给了当年的蒋校长。
黄掌握了我方多个机密，而且他已经跟周公约定，要在什么什么地方见面，相互用什么样的联系方式。
单单是那一封信，就极有可能会害了周公性命。
黄提出要求，跟蒋氏见面，然后拿出更多的机密换高官厚禄。
如果这要是放在四五年前，蒋氏还是黄埔校长的时候，很多事情都会亲自去办。
可如今蒋氏位高权重，不可能亲自见黄第洪，所以直接将那封信，给了陈立夫。
而陈立夫手下的中统特务徐恩曾，自然负责办理这件事。
徐恩曾又喜好花天酒地，拿到了黄第洪的那封信之后，转手交给秘书钱壮飞去办。
众所周知，钱壮飞是我方著名特工，是龙潭三杰之一。
钱壮飞一看信里的内容，就知道周公身处危难，于是报到了特科的陈赓那里，陈赓赶紧去找周公上报。
钱壮飞
经过周公的策划，第一步就是先隔离黄第洪，因为当时黄是我方成员。
第二步，派遣特工去接近黄第洪，想尽办法套出对方的真实想法，确认此人是否已经叛变？
陈赓深入调查之后，黄第洪果然已经叛变，明显想要转投蒋氏那边，妄想拿周公的性命，去找蒋氏邀功。
倘若我方特工没有提前察觉的话，后果不堪设想，上海的核心机关极有可能遭受重创。
陈赓亲自带着红队出发，直接镇压黄第洪，灭杀了此人，剪除毒瘤。
1931年上半年，我方一名重要干部关向应，在上海英租界被抓，敌人查出了汉字宣传资料。
英国人不认识汉字，于是去找杨登瀛，杨撒谎说自己很忙，但可以推荐专家刘鼎过去帮忙。
实际上，那是陈赓推荐的刘鼎，然后杨再推荐给英国人。
刘鼎去了之后，一眼看出宣传资料的内容是什么，他对英国人说：“内容很复杂，我要带回去研究研究。”
第二天，刘鼎去找英国人，说已经破译出来了，属于是专业的学术资料，而你们抓的是我们中国学者。因此关向应才得以出狱。
（三）陈赓隐蔽撤离上海，却被蒋军军长识破，黄埔师生“放一马”按道理来说，特科工作有序进行，已经渗透到了敌人的内部。
可顾顺章却逐渐骄傲膨胀，而且总想动用不太光彩的手段，被陈赓一次次阻止。
顾顺章品德逐渐败坏，甚至总找人算命，看看自己有没有皇帝相。
陈赓无奈叹气，私下里跟特工柯麟医生说，倘若他俩还活着的话，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
周公意识到顾顺章不能再重用，有了将此人调走的想法。
1931年顾顺章被抓，很快就投降到了敌人那里，成为我方第一号叛徒。
我方高层，比敌人高层更早知道顾顺章叛变的消息。
钱壮飞在办公桌上留下一句话威胁徐恩曾，倘若敢动自己的家人，就把你的秘密公之于众。
实际上徐那天根本就没有去上班。
接下来的事情众所周知，我方大批机关撤出，大量的卧底抽身。
陈赓前脚刚走，敌人后脚就围了上来。陈其实很伤心，多年来辛苦建立的一整套系统，如今却要撤出大半。
陈赓带着妻子和孩子伪装成商人，按计划是离开上海去天津，不仅避开敌人的搜查，也要去平津地区指导工作，这便是后来北平特科的伏笔。
陈赓到了长江边，因为那时候并没有轮船过江，所以只能乘坐浦口的火车。
买完票要登车的时候，陈赓才看到是一列“花车”意思就是有敌高级将领乘坐。
陈赓担心碰到以前的敌方老朋友，所以压低帽子赶紧找个机会进入车厢，在一个较为隐蔽的地方坐下。
然而，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陈赓用帽子盖住脸，装出一副已经熟睡的样子，可随着火车开动之后，远处走来一个当兵的。
敌士兵弯下腰，在陈赓耳边小声说：“报告陈先生，我们钱军长请你到他那里去坐。”
陈赓假装熟睡，可对方却加大了声调，又一重复说军长请陈先生之类的话。
陈无奈说对方认错了人，而那士兵转身离开；陈换了座位，继续用帽子盖住脸。
而那个士兵再次回来，再次找陈赓说军长有请，并且强行带陈赓去了敌军官的车厢。
到了地方一看，是敌军的一名军长名叫钱大钧（敌上将军衔），钱和陈是黄埔师生，再相聚自然畅聊过往。
陈说早就脱离了我方，早就不干了，如今正在做小生意。
车到一站，钱让士兵买了美食，和陈吃喝一顿。
陈谎称徐州下车，到徐州之后果然下车，又找了个机会偷偷上车。
谁知火车才刚刚开动，陈又被请到了钱的面前。
钱笑着说：“你说不干真能不干吗？”
一句话，双方都知彼此心事，钱放了陈一命，算是师生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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