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丽群：散漫、自由地拆解命运的机关
本刊记者/仇广宇
发于2021.11.1总第1018期《中国新闻周刊》
台湾作家黄丽群不喜欢用任何标签化的词语定义自己，但“散漫”这个词她颇为认同。今年42岁的她偶尔还是会做关于大学的梦，在梦里她变回了大学生，常常在担心这个学期会不会因为打游戏导致缺课太多而被退学。
以“低产”著称的她在业内和读者群中有着极高的口碑。迄今，她从未写过中长篇小说，仅出版了几部文集和一部短篇小说集《海边的房间》。就是这些作品，让她囊括了台湾多项知名文学奖项，也收获了读者的喜爱。2021年，《海边的房间》经过增补后被引进到大陆。
这些故事极度生活化却又暗藏玄机，似乎人世间任何缺憾都逃不过她的眼睛。作家骆以军称赞过她文字里“天生的高贵”，另一位作家柯裕棻称她的文章中有“淡淡的废废的美”。但黄丽群本人看起来却没有故事中那么颓废、敏感，她的外形相当靓丽，高个子，大眼睛，挑染过的头发很柔顺，说话爽朗而直接，再小的话题也饶有兴味，颇有一种天生的亲和力。她不拘小节，聊天的时候偶尔会往嘴里塞一块巧克力，或者整理一下妆容。
黄丽群。摄影/小路
在生活了几十年的台北，黄丽群保持着特立独行的生活状态：和室友合租，有时独自旅行，带母亲出游，偶尔上网围观趣事，一直在出版社和杂志社上班。用她自己的话说：做文字工作的人，多少骨子里有些离经叛道的坚持。也正是这样的她，在自由散漫的节奏里，真实地体会并书写出了普通小人物在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那些最令人心痛的命运转折。
沉迷“大命运上的小机关”
看过黄丽群所写的《卜算子》这个故事的人，大都会为其中表现的情感而动容：患重病的年轻人埋怨做算命师傅的老父亲从不肯为他卜算人生，但年轻人也清楚，自己拼命维持生存不倒下的动力，是因为只有他能帮父亲送终，父亲则默默照顾着他的饮食起居。终于有一天，命运给两个相依为命的人展示了答案，黑发人还是先送走了白发人。
这是小说集《海边的房间》中的一个故事。这些故事大多从平凡人的日常生活着眼，他们的烦恼本来再普通不过，但有一天，“大命运上的小机关”启动，潜伏的危机浮出水面，这些小小的烦恼、欲望和心结在不断累积之后，成为压垮他们人生的最后一根稻草，悲剧爆发。
如同《卜算子》这个题目一样，普通人的命运是黄丽群喜欢书写的内容，她戏称，年轻时的自己是个喜欢算命的妇女，对“非科学”的事物有些着迷，那些过于标准、有严丝合缝正确答案的题目一般的事情，并不是她眼中生活的样貌。那些日常，让人想起张爱玲小说中那些“啮咬性的小烦恼”，也如她所提过的汪曾祺的经典小说《黄油烙饼》一般，在细微之处催人泪下。
因为童年的一次意外经历，她较早地有了对命运这个词的感悟。黄丽群有一个喜欢社交，总是呼朋唤友在外聚会的父亲，11岁时的某一天，当父亲终于在家陪她吃晚饭的时候，却因为一个电话被叫出门而遭遇车祸。那一天，因为对父亲不守约的赌气心理，她在父亲出门时没有回应他的招呼，也没能想尽各种办法拉住他不让他出门，但最后天人永隔。
失去至亲之后，黄丽群对命运的随机性突然有了一种直觉性的顿悟：一念之差，她没有机会和父亲说一声再见。在日后的书写中，她把自己经常描写的那个压垮普通人的最微小因素，比作飞机上的一个坏掉的零件，一颗松动的螺丝，它们看似不重要，却会在某一种情况之下，成为引发决定命运的“导火索”。
丧失了历史负担的一代
在文学史上，1949年以后出生的台湾作家统一被称为广义的“新世代”作家，然后再按出生的不同年龄向后划分阶段。早在20世纪90年代，复旦大学学者陈思和就总结了台湾的“新世代”作家与“五四”作家相比的四个不同特征：政治情结减少；文学流派的消失和风格个性化的普遍呈现；文学经验日趋丰富；超验、科幻、后设小说（又称元小说，典型的写作技巧包括将原先的剧情设定为一件文学作品，随后揭露故事的“真相”）进入文学创作领域，实验小说与通俗小说并举。
时至今日，这番论述在“准80后”作家黄丽群身上仍然适用。黄丽群的生日是1979年12月31日，四舍五入让她成为了一个准“80后”。在台湾这一代人被称为“凯飞族”“新人类”，在他们成长的年代，台湾经济腾飞，父母工作稳定，没有太大的物质压力，也没有太大的历史负担，心态较上一代人更加平和，最大的人生理想就是快乐。
因为父亲是山东人，母亲是广东人，黄丽群是典型的“外省”人士，但这个词汇对黄丽群和她的同龄人而言仿佛是外星语言一般的陌生。她是个平常的都市小孩，从小在父亲的书柜旁长大，在渴求信息的年纪里食不厌精，看到什么就都读什么罢了。在台湾，世世代代的作家都很难摆脱“祖师奶奶”张爱玲所带来的影响，黄丽群也不例外，但是她爱的作家实在有很多，或许是父亲书架上的张大春，或许是她曾经提及的汪曾祺、毕飞宇，心中想起哪个，都仿佛遗忘了另外一个。
黄丽群面临的最大的文化冲击与图书无关，而是千禧年前后她正在读大学时，席卷全球的互联网大潮带来了搜索引擎、聊天工具，让她的世界起了变化。那时她常常要烦恼撰写报告时搜集资料的冗长过程，必须到图书馆进行繁琐的影印或者手抄，花费十几、二十个小时的时间。但是有了互联网，她可以找到海量的信息。而在她过去的人生中，所接触的一切人事物只是亲人、老师和同学，现在则可以同时和上百个陌生人在线聊天。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里沉浸，黄丽群的大学读了整整六年。忙着做什么？她用大量时间逛论坛，和网友聊天，还要打流行的线上游戏——在今时今日，她就是一个标准的“网瘾少女”。但个性再潇洒，毕业、生计还是眼前紧迫的事，因为好玩，也为了找点正经事做，黄丽群开始在网络论坛上写文章、写小说，也在出版社做编辑工作。
2000年，21岁的黄丽群已经显露出才华，她用“九九”的笔名出版了一本文集《跌倒的小绿人》。2005年，已经从事出版工作的黄丽群把自己的短篇小说《入梦者》拿给一位出版社的好友看，好友劝说她投稿参加文学奖的评比。就是这一次，《入梦者》拿下了“时报文学奖”的短篇小说评审奖。在当代台湾，这些由媒体和出版界人士举办的奖项，通常是年轻作家确立自己在严肃文学领域地位的勋章。黄丽群在没有太多准备的情况下闯进了这片文学的密林，直到此时，她才确认自己的小说技术是过关的，似乎可以从事这个职业。
面朝大海，做一个无用的人
近20年来，大陆和台湾的中文阅读市场同样面临着互联网带来的冲击，传统媒体和出版行业同时衰落，而大陆人口数量众多，决定了大陆出版业中还是有畅销的现象。因此在大陆，部分“80后”作家面临着极多的商业化诱惑，他们逐渐把写作和商业出版、影视结合起来，换取了大量财富，而另一些“80后”作家则开始在沉潜之后逐步走向严肃文学的专业领域。随着时间推移，“80后”这个概念从一个被书商拿来进行商业化包装的噱头开始逐渐淡化。
在台湾，一切则简单许多，当年让黄丽群这样的新作家崭露头角的文学奖正在减少，严肃文学的出版市场也在萎缩。作家或许并没有那么多机会，可也少了一丝紧迫感，让他们的生活变得足够松弛。台北依然是繁华都市，是外地人讨生活的圣地，节奏上却是舒缓而舒适的。黄丽群就在这样的台北生活了几十年，她觉得变化是缓慢的，看着地面一天比一天干净，看着邻居极尽所能地打点自家门口的植物，感受到他们对自己居住的这块空间的那种爱惜的心理。
但社会环境依旧在变化，小时候黄丽群总是听到政府宣传“一个孩子不嫌少，两个孩子恰恰好”，鼓励所有家庭生二胎，她自己也有一个弟弟。而今在全世界，人口结构的现状都不容乐观，台湾也是一样。黄丽群的朋友中有三分之二都是快乐的单身汉，很少有人有耐心生更多的孩子。还好黄丽群从小健谈，擅长讲理，至今没经历过催婚催育，无论长辈还是亲朋，看到她如此坚定的表达也怕了三分。而她却把那些日常里潜藏着的、属于大众的家常琐碎情绪都写进了小说里，那些恨嫁的女人，那些孤独的男人，在她笔下都如此真切，但又似添了一层电影般的滤镜。
她的文字绵密幽微，如旋涡里的无尽泡沫，峰回路转，曲径通幽。她善于写那些随处可见的家常，比如写一个母亲不断去餐厅试菜，口口声声说着为儿子做婚宴准备，一步一步都按常理推进，只在结尾轻轻一转，写儿子其实早亡，母亲溺于悲痛，从未走出。比如，她写一场男人的“决斗”，以女性视角戏谑着旁观，让读者以为男人是为自己争风吃醋，但最后一切不过是颅内小剧场的自我演绎，那想挽住爱情却终究不得的无奈与悲切又莫名在这哭笑不得之中深了几层。
这个博览群书的作家甚至对书本都无太大执念，甚至懒得去劝读者多读一些书。她想过如果自己是“00后”的话，她可能会去做一个Vloger、游戏设计师，电影导演或者视频创作者，她知道自己挚爱文字只是因为时代和历史的巧合。
由于这种“随缘”，黄丽群也更没办法考虑自己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职业作家，这也最终造就了她的低产。如今她还在做着文字工作，并对一周只需要去办公室一次感到愉快，仿佛记者、编辑这类不用坐班的工作是一种被公开允许的特权，哪怕是这一点点强制性的任务，在她看来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为什么要喜欢写稿？我并没有很喜欢，它当然很累，很痛苦。”黄丽群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唯独在说起动物时，她会眼中放光。过去她养的那只白色山东狮子猫，一只眼睛是蓝色，一只眼睛是黄色，它非常高寿地活了18岁。这只猫咪去世之后，她再没有养过第二只猫。人养动物不会有养子女一样的索求心态，而动物对人的回报也是最纯粹的。这种关系，可能是她心中关于“爱”的最好的样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