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马克思帮助我离开黑龙江
作者：庄稼婴
插队呼玛
1969年的秋天，我们中学成了“集体插队”的试点，69届十个班的学生一锅端，统统去黑龙江呼玛县插队。呼玛县曾经是中国最北的县，直到1981年，漠河县从呼玛县里划了出来，呼玛才丢了最北县的称号。
我们被分配到呼玛县金山公社的四个生产大队，即四个较大的村子，往每个村扔进去两三个班，我们的命运就此被决定了。
那年11月，一群十五六岁的孩子，嘻嘻哈哈，哭哭啼啼，木知木觉，从上海登上了北去的列车，经过五天四夜，来到了白雪皑皑的黑龙江边。
我们出发那天的情形
金山沧桑
我去的村子叫金山，在黑龙江边，对岸有个苏军兵营，名副其实的“反修”第一线，不过金山从未成为过战场。
淘金辉煌时期，也就是知青到来前的半个世纪，这里曾被称为金山镇。“镇”留下的遗容是一条大路，从村口直通江边，据说在鼎盛时期，路边有酒馆、杂货铺、青楼、铁匠铺等。等我们到了村里，路边除了农舍，只剩下破旧的铁匠铺，叮叮当当，修理农具马具。当然，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有新气象，村口有了个供销社。
淘金浪潮过去后，淘到金子的人跑了，剩下的是没淘到金子的失意冒险家、人老珠黄的妓女、一贫如洗的苦力、还有从俄国流亡来的“老毛子”。亏得又从关内陆续来了些闯关东的汉子，这繁华过一时的小镇成了个80多户人家的村落，男女老少加在一起，300来号人。
1969-1970年间，从上海来了三批知青，共200多人。第一批是老三届的高中初中生，后两批加在一起有150人左右，均为69届初中生。他们上中学的时候，除了小红书，什么都没学，实质上是小学毕业生，我也是其中一员。
自从来了知青，金山就失去了前几十年的宁静和秩序，知青食堂建在大路旁，整天有活蹦乱跳的少男少女来来往往。村里的猪狗鸡散养，满村乱窜，初时，女孩见到猪啊狗啊迎面跑来，吓得左右躲闪，哇哇大叫，男孩则乐得紧追不舍，有个上海来的小民兵拿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追猪，这才发现猪跑得比民兵快。大路上就这么吵吵闹闹的，搞得周边人家鸡飞狗跳。
安心务农
因为是集体插队，我的插队，跟一般人的插队不同，整日扎在知青堆里，跟当地农民的接触非常有限。
我住的女知青宿舍，一座木格楞房子，进门的小门厅里放农具，两边两扇门通往两个宽敞的房间，房间内各有三条炕和一堵火墙，四五个人睡一铺炕。
到金山的第一天晚上，进了宿舍，火墙火炕烧得热乎乎的，屋子里点着明亮的电灯，地上是宽宽的木板地，令我等喜出望外。
火墙头上有两个灶眼，两个大水壶成天咕嘟咕嘟冒着水蒸气，热水供应充足。女知青爱干净，大水缸里永远灌满了清水，收工回来你洗脸我洗衣，到了晚上用热水泡脚。上海人非常惧怕的东北“老白虱”，跟我们无缘。
知青多，不单独做饭，一日三餐去知青食堂吃。饭菜千篇一律，早饭大碴子粥加馒头，给一根萝卜条，萝卜条非常咸，带点臭味；午饭晚饭大白菜土豆汤，汤很薄，一碗盐水，零星几片土豆和白菜，馒头放了碱，黄黄的，有时放多了，微微有点涩。毕竟是面粉，不是杂粮，而且绝对够吃，男生曾经比赛饭量，冠军是“大胖”，一顿吃了三斤四两馒头。对我来说，不用自己挑水打柴，生火做饭，已心满意足。
插队的头一两年，什么都新鲜，日子过得挺有滋味。我们学会了去井里打水，学会了跟着扁担颤动的节奏，挑起沉重的担子行走如飞，学会了抡起大斧子，把粗大的树墩劈成四爿，学会了生火烧炕，学会了去江里钓鱼，上山采木耳和野生蓝莓，最重要的是学会了播种、铲地、割黄豆、捆麦和其他的农活。在农民的指导下，农活越干越顺手了。
那时候，大家都以为要在金山生活一辈子，既然如此，该干活干活，该吃饭吃饭，该找乐找乐。早上跟同学一起出工、收工后聊天、串门、唱歌、去外边溜达，偶尔还装装样子，大家一起学毛选。
为家人拍摄的照片：美丽的黑龙江和幸福的知青
对多数人来说，安心务农不是出于扎根农村的革命激情，而是随遇而安。上海人相当实惠，如果有选择，能留在上海，谁脑子有病要来农村？不过既然来了，就好好过吧。
由于我们中学地处原来的法租界，周围小洋房老公寓多，69届就近入学，学生的家庭背景不那么无产阶级化。宿舍里不少同学出身于知识分子、高级职员、资本家，他们大多中规中矩，温和内敛。当然还有不少黑帮子女，被整得头疼，逃到农村来避难，对革命也不那么热心。因此，在我的周围还真找不出一个热血沸腾非闹着要下乡的。虽然有人相对积极一些，有人消极一些，但同学间相当包容，同是天涯沦落人嘛。
村里自己发电，晚上十点电机房关机，全村熄灯睡觉。刚下乡的时候，十五六岁的少女，有说不完的废话，并排躺在炕上说说笑笑。睡得太晚了，早上根本醒不来，民兵女排长，一个当地青年，被委以“闹钟”的重任，每天一大早来我们宿舍打门，大声呼叫：起床啦，干活啦。一两个月后，成天干活把我们累得贼死，熬夜聊天自然而然地消失了，跟老农民一样，也早睡早起了。
就这样，我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金山确实是块宝地，自然资源丰富。勤快的农民下河捞鱼，上山采榛子木耳黄花菜，套个野兔狍子，养猪养鸡，种点自留地，再去供销社打几两白干，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知青是一人饱全家不饿，队里粮食柴火富足，不愁没饭吃没柴烧。哪怕我这样一天只挣八个工分的，到了年终分配，扣除口粮柴火，还能分到100多元现金，回上海探亲的来回车票50元左右，完全负担得起。
偶遇马克思
平静的心态并没有维持太久，不知从哪天开始，周围的一些同伴陆续离开了。大家如梦初醒，原来我们不必在这里呆一辈子。
金山公社约有1000名知青，偶尔县办厂来招几名工人，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想通过官方渠道上调，几乎是白日做梦。知青家长这会儿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神通广大的走得最早，往往是去参军；后来有的转到南方农村，那里知青少，上调机会多；有的直接进外地工矿；有的嫁给有城镇户口的；有的病退回了上海。同伴的一个个离去，给我们的内心带来一次次冲击。
表面上似乎一切如旧，大家一起上工收工，心却散了，每个人有了自己的秘密，开始考虑个人的前途。离开农村的道路曲曲折折，布满荆棘，不少人四处碰壁，遍体鳞伤，却依旧在原地踏步。我们是越想内心越沉闷，连脚步都沉重了起来，大路边的狗，也不怕我们了，自在地躺在家门口，懒得抬头看我们一眼。
我一向喜欢看书，一天在同伴的炕沿上发现一本书，《马克思和燕妮的故事》，情不自禁翻开。书中提到，家里闹财政危机的时候，马克思常闷头做数学题，以此逃避烦恼。这本书里别的说了什么，全忘了，只记得这段。
那几年，我家境遇不太好，要离开农村，谈何容易？首先是无亲可投，因为亲戚都集中在北京上海，投也白投，户口进不了那两个城市。其次是靠友无门，父母一辈子在上海工作，社会关系基本都在这个城市。在母亲的动员下，众亲戚开始积极“结识”外地人，而且特别是南方乡镇的，希冀为我找条出路。
我的情绪起起伏伏，在期望和失望之间游走，马克思的故事，醍醐灌顶，给我指明了一条路。 每天晚上，同伴在身边聊天唱歌打毛线玩牌，我趴在炕沿上做数学题。数学非常奇妙，钻进去乐趣无穷。晚上十点熄灯了，我在煤油灯下继续解题。就这样，不知不觉学完了初一的代数，还让我的“勤学”在村里广为人知。
饥渴岁月的知识飨宴
我的勤学被远在北京搞科研的舅舅知道了，正巧他听说1973年大学招生要考试，催我冬闲季节去北京温课备考。
1972年的冬天，我到了北京的小姨家。小姨夫妇五十年代末大学毕业后，双双留校任教。两个书呆子，出身不好，不闻政治，幸亏是年轻教师，够不上学术权威，顺理成章成了逍遥派。小姨那会儿在校办厂做无用功，姨夫则被派去为工农兵学员编写教材。他俩供职的北师大院系在原辅仁大学的校舍，教工宿舍在附近的胡同里。
小姨家很小，里屋只放得下一张大床，外屋硬塞进两张小床，收了两名“寄宿备考生”——插队的远房表姐和我。表姐是北师大女附中的，23岁了，全家上下为她即将成为大龄女而担忧，听说大学招生要考试，她决定回京温课。
我和表姐朝夕相处了五个多月，共享一张小方桌看书写字。我们的房间也是小姨家的厨房、饭厅和杂物间，煤炉、锅碗瓢盆、油盐酱醋、清扫工具、过季衣物，满满当当，到处都是。原来睡在外屋的表弟，被我俩鹊巢鸠占，不得已每天借宿邻居家。
我俩从早到晚埋头温课，学习进展迅速，不久我学完了初中数学，课本里的习题都被我从头到尾做了两遍。小姨和舅舅还塞给我一些习题册，专供我练习。表姐是重点中学的高中生，我的作业常由她检查，一箭双雕，她借此复习了初中数学。
有一天，小姨拎着沉重的蓝布包回家来，难掩兴奋，她遇到了交情很深的老图书管理员，从图书馆弄出来一包“毒草”。更可喜的是，看完了还可以去换。
我和表姐迷上了《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巴黎圣母院》《基督山恩仇记》《红与黑》《罪与罚》《契柯夫短篇小说集》等名作，一放下数学书，就抱起小说，废寝忘食，看得昏天黑地。
真希望如此美好的日子能继续下去，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1973年初夏，我带着一脑子的数学公式和古老动人的外国故事，回到了乡下。黑龙江上的冰雪融化了，清澈的河水徐徐流淌，冻得坚硬的大地解冻了，一地泥泞，每迈一步都很费力，鞋上裤腿上沾满了厚重的湿泥。日照越来越长，树枝抽出了新芽，呼玛100天的无霜期到了，我们又该出发去“地营子”了。
有幸陪考
金山风水好，一面临江，背靠山岭，满山密密的小树林，周围耕地不多。在粮食为纲的时代，只能到离村子较远的地方去开垦农田。呼玛县人少地多，在平坦的荒原上，拖拉机隆隆往前开，遇到树林山丘折回来，犁过的黑色处女地就成了生产队的农田。
我们队的农田离村子四五十里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在农田附近，搭了几间简陋的木头房，成了金山的地营子。耕种季节，壮劳力住在地营子，秋天收完了庄稼，大队人马再回村过冬。
六月中旬，机器播种的小麦大豆出了苗，野草也开始疯长，我们带着行李和农具，坐了一天的马车去地营子，路不太好走，很长一段是树林中的小道，两米左右宽，刚容得下一辆马车行驶，我们坐在车上，不时低头躲闪左右低矮的树枝，不停拍打团团袭来的蚊子小咬，时而车轮陷进泥坑，我们跳下车去推。
北方的夏天，日长且明亮，早晨四点多日出，晚上九点多日落，我们每天铲地（锄草松土）十多个小时。有的地一陇有四五里长，一天只能锄一个来回。
清早比较凉快，但是每个人的周围蚊子小咬黑乎乎的一片。我们随意拍打吸饱了血的蚊虫，脸上汗水血水尘土混在一起，成了大花脸。正午烈日当空，脸晒得通红，头发晒得焦黄，补丁叠补丁的衣服满是汗水和泥尘，口干得冒烟，饿得“肚贴背“。偶尔铲地到了河边，众人把锄头一扔，争先恐后跳进河里，让清凉的河水冲去炎热和汗臭。水淋淋的衣裤贴在身上，我们滴滴答答上岸来，继续铲地，湿衣服沾上了泥土，在阳光的暴晒下，成了硬硬的一层壳。
七月，上海的大学到呼玛招生来了，要招30多名，而且只招上海知青。这是自我们下乡来，招的最多的一年，令人振奋。可转念细想，呼玛县有8000多名知青，我的希望非常渺茫——出身不好、非团员、69届初中、不善交际、不能干，唯一占优势的是温习过初中数学。
我们村分到一个大学名额，可以推荐四个人去参加考试。当时的政策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那年还加了文化考试，择优录取。
村民一听是招上海知青回上海，懒得参与。贫下中农推荐变成了由知青自己推荐，再由贫下中农（村支部）审查批准。
知青分男女两组开会。因为要文化考试，大家觉得随便找个人去，会白白浪费一个名额，不如找个能考试的去。我们村有四个高中生，都是男的，还有些老初中生是党团员。男组推荐了三名男生后，决定再推荐个女的，有人提议让我去，不至于交白卷。受到推荐的男生私下议论，让我陪他们去考考也无妨。与此同时，女生组也推荐了我。名单到了党支书手上，既然两组都推荐了我，支书立马批准了。
老师的微笑
我这个家庭”有问题“的非团员，侥幸去县城参加了两天的文化考试，三门课：数学、语文、政治。那年门槛低，初中水平就行。我们县，从8000多名知青中，推荐了200多人参加考试，大学最后录取了37人。
考试时，初中数学记忆犹新，因此觉得考题不难，答题很快。语文考试是写一篇作文，忘了是什么题目了，小学的语文教育不错，虽然我认字有限，但能把句子写通顺，错别字也不多。政治，只要稍微注意点时事，能背出最高指示，都可以及格。
第二天考完去交卷，监考老师看了看考卷上的名字，脸上马上绽放出热情的微笑。我暗想，这老师真和善。从上海来招生的两位男老师也平易近人，特别爱跟知青谈话。遇到他俩，我刚报了姓名，他们对视了一下，笑容满面，问长问短。当时我并未放在心上，以为是他乡遇老乡，格外亲切。
八月中收到了家信。母亲在信中祝贺我考得不错，据说数学全县第二，语文、政治名列前茅。读罢，颇为吃惊，远在上海的母亲怎么会知道考试的结果？再往下读，传闻来自我家居住的机关宿舍。
由于呼玛县的上海知青太多，不少上海机关干部被下放到呼玛，帮助当地管理知青。我们宿舍楼里，除了三十多名同龄人去呼玛插队，还有好几位长辈也被下放到呼玛。估计长辈接触的都是当地领导，消息灵通，写家信时随意一笔，我的考场表现顿时传遍了邻里之间。
读完了家信，我有了点信心，如果根据文化考试的结果，择优录取，我应该有希望。
当头一棒
考完试，回地营子干活，开始了心神不宁的等待。录取迟迟没有消息，却等来了张铁生的信。他在信里指责了那些温课的知青。虽然我是在农闲那几个月温的课，并没有影响生产，但是被张铁生这么一搅，像是犯了重大错误，考得好更成了“不安心农村”的铁证。
张铁生的信拖延了审查过程。一天，有人告诉我，队里有“群众”写匿名信去公社告了我一状，说我为了逃离农村，在家补了半年多的课，还请了三名大学教授辅导，是修正主义的苗子。那个年代，打小报告互相揭发成风，面对无名无姓的“群众”，我无能为力。公社也没有人来调查，我连辩白的机会都没有。那段时候，心情特别压抑，上大学的梦渐行渐远。
“白卷英雄”闹得大家都不敢读书了，我把数学书和英汉小词典藏起来，不做数学题，也不背英文单词了，跟周围的人一样，收工后，拿出一副扑克牌，通关算命。人人都盼望“小六子”出现，因为“六”代表“路”，暗示人生有路，生活还有希望。奇怪的是，那几个星期，小六子紧追不舍，同伴们羡慕不已，一致说我路路通，一定能上大学。
转眼九月到了，收割季节来了。地营子没有电话，也不通邮，每个星期，有马车去金山拉一些给养过来，顺便给我们捎来积压在金山的家信。考试后，每周我都翘首盼望马车的归来，希望马老板能带来只字片语，哪怕是传言谣言也行，可是入学的事音信杳无。
我在地里捆麦，手被干枯的麦秸划出道道血痕，金黄色的麦捆，一列列整齐地排在收割完的麦地里。马车来运麦了，我们用长长尖尖的草叉挑起沉重的麦捆，奋力甩上马车，越甩越高，两三个月辛苦换来的硕果，实实在在的，就在眼前，可大学梦却那么虚幻。已经九月了，大学都开学了，我也该从梦中醒来了。
黑夜过去是黎明
一天早上，我推门出去，睡在我旁边的美娟正从外面进来，笑容满面：“你被录取了。”我以为她在开玩笑，她带着笑意的大眼睛看住了我：“真的，不骗你。小头从金山给你送信来了。”
小头是男生，高高瘦瘦，瘦削的脸，就此得到“小头”的绰号。我们队知青多，为了便于管理，村里的党支部不直接找知青，而是通过知青中的党员和团支部七八个团支委来组织安排我们出工，小头是团支委之一。他是67届或68届的老初中，我跟他不熟，但他是我们村“风头最健”的爷们之一，扛着枪巡逻，甩着响鞭赶马车，驾驶拖拉机或康拜因。
我到了伙房，小头不在，炊事员老何叔告诉我，昨天晚上公社的团委书记到金山村去送录取通知书，我被大学，好友卓琪被中专录取了。因我俩都在地营子，小头连夜赶着马车把团委书记送过来。
想到他们在黑夜中，穿过树林，越过山丘，紧赶慢赶的，我甚是感动，要去当面致谢。可是老何叔说小头颠簸了一夜，睡觉去了。
黑龙江天寒地冻，江上不结冰的三四个月里，有小江轮行驶于呼玛县城和漠河之间。听说两三天后，有一艘江轮将经过金山村去县城，我跟卓琪决定马上回金山收拾行装，然后从村里搭乘江轮去县城的知青办，办完手续后，可以从县城坐长途汽车直奔火车站。即便这样，等我抵达上海，也要九月中了。
时间紧迫，我和卓琪说走就走，先步行八九里山路，去公路旁边的三间房生产队，那里每天有一班长途车经过，如果错过了，可以想法搭卡车到十八里岗林场，再从林场走十八里山路回金山。
美娟催我快走，她会帮我把被褥捆起来，让马车第二天捎回金山。我把看过的书、剩下的日用品、缝补过的劳动衣服，分送给地营子的姐妹，背着个帆布书包就上路了。她们送我俩到路口，叮嘱我们别忘了写信。走出很远，回头再看，还有人在向我们挥手。
情深意长
在回金山的路上，不期遇到了公社的党委书记老王，当地老乡叫他“王乡长”。王乡长在金山工作多年，关爱百姓，平易近人，深得人心。从他那儿得知，我之所以能去上大学，还亏得一位上海干部仗义执言。
我们公社有二三十位来自徐汇区的下放干部，知青与上海干部的关系相当密切，有事我们常找他们倾诉，他们总是想方设法替我们排难解忧。
冬天，下放干部跟我们一样，去上海过冬，开春再回黑龙江来。有两年，我是跟公社的上海干部结伴回黑龙江的，一路上跟着他们走走停停，访问了华北和东北的不少城市，旅行使我们熟悉起来。有人开玩笑说，上海干部慢慢地从五七干部（五个月上海，七个月黑龙江）变成五一六干部了（五个月上海，一个月旅行，六个月黑龙江）。
收到检举我的匿名信后，王乡长找上海干部了解情况，原徐汇区组织部长刘阿姨竭力保护我。她对王乡长说，年轻人趁着农闲温课学习，不浪费光阴，说明她好学向上，明明是好事，怎么变坏事了？王乡长非常赞同，遂对检举不予处理。
王乡长、卓琪和我的分别留影
呼玛县的知青，二十多年前曾出版了一本厚达七八百页的书《呼玛知青风云录》。在那本书里，卓琪写道：
在我和稼婴离开金山前，王乡长带着我们去五里岗挖了几棵松树，约1.5米高，手把手教我们种在金山的大路边。很多年以后，从中央电视台 “黄金之路”节目中，看到了金山依旧，看到了知青食堂已萧条，看到了王乡长带着我和稼婴种的松树仍然挺立在路边，不禁泪流满面。
1973年9月10日，中秋节前夕，我离开了金山。中秋节的缘故，队里杀了猪，知青食堂包了肉包子。住在隔壁房间的炊事员翠芳，往我的书包里塞了几个肉包子和白煮蛋，让我路上吃。
江轮是中午时分到达金山的。一位男生赶着牛车，把我和卓琪的行李拉到江边，全宿舍的女生前后左右伴随着我们，沿着走过几千次的村中大路，来到江边。
这时候我才注意到，几乎所有在村里的知青，不分男女，都来了。不少男生，虽然跟他们共同插队了四年，因为沿用中学分男女生的习惯，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时隔五十多年了，依旧不知道他们的姓名。
江轮离岸的时候，女生在拼命挥手，男生定定地站着，目送江轮渐渐远去。我的鼻子酸了，内心五味陈杂，在黑龙江的四年，日夜盼望离开这里，真的走了，这山、这水、这村、这些跟我朝夕相处、亲如家人的姐妹，竟令我如此不舍。
也就是在那一刻，我悟到了谦卑和感恩。岸上的兄弟姐妹中，比我能干比我聪明的多了去了，我无非是运气好，天时地利人和。尤其是在适当的时机遇到了借数学题消愁的马克思。
二十多年前回上海探亲，正逢插友在酒楼聚会，依旧沿用插队时的老规矩，男女生分桌坐。在一桌老汉中，找到了小头，上前敬酒，送上迟到了二三十年的感谢，小头却一脸茫然。我不得不把他黑夜驾马车四五十里的感人故事重述一遍。他真诚地看着我，淡淡地说：“真的？我全忘了。”
作者：庄稼婴，生于上海，曾在黑龙江插队，自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任教于上海外贸学院。1982年移居美国，获加州大学博士，现为大学教授，迄今在中美高校教学、管理四十五年。
来源：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