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这四位才女便是合肥四姐妹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
老大元和嫁昆曲名家顾传玠，老二允和嫁文字学家周有光，老三兆和嫁作家沈从文，老四充和嫁美国汉学家傅汉思。
放在今天看，四人皆嫁名流，但放在当时，以及当事人身上，有幸福，也有心酸。
抛开才女、名人、时光的滤镜后，才是她们的婚姻真相。
张家姐妹的曾祖父张树声是晚清洋务重臣，也是出现在《清史稿》中的淮军将领，曾官至两广总督、直隶总督。
凭借祖上的余荫，到四姐妹的父亲张武龄这一代仍坐拥万顷良田，即使不工作也可以潇洒优雅地生活。
不过，待到张家四姐妹长大嫁人的时候，张家已经开始衰落。
张家姐妹的母亲陆英是扬州女子，出身富贵，结婚时嫁妆排列了整整十条街，婚礼之盛大，在陆英去世后多年仍被人津津乐道。
陆英是一个美貌又能干的女人。嫁入张家后，她不仅生育了九个子女（实际上陆英怀孕14次，但只有9个孩子活下来），还把大家族打理得井井有条，唯一遗憾的是她年仅36岁便因病去世。
陆英
父母的家世、品行、观念是子女成长的养分来源。
无疑，张武龄和陆英为他们的子女创造了不错的成长环境，这一点从四姐妹的人生路径便见分晓。
张武龄结婚时只有17岁，陆英21岁。
他之所以结婚这么早，是因为家中子嗣稀薄，急于让他传宗接代。
婚后一年，陆英便生下了元和。
元和出生的时候，祖母已经盼孩子盼得要发疯，所以，虽然她是女孩儿但仍备受宠爱。
元和一断奶，祖母就把她放到自己房里养着。
因为有祖母的宠爱，她成了家里拥有特权的孩子：与祖母单独吃饭；犯错也可以不被打骂。
张家孩子还小的时候，张武龄请来老师教他们昆曲。
或许他起初只是想让孩子们拥有一个良好的爱好，没想到，这一个小举动让女儿们一生都与昆曲结下了不解之缘。
元和酷爱昆曲，也喜欢登台表演。1936年，昆山救火会举行义演，她与顾传玠都是演出的演员，不久后两人陷入了情网。
不过，那次演出并不是两人第一次见面。
早在上海读大学的时候，元和就是顾传玠的戏迷，几乎每周六周日都会去看他的演出。
当时，顾传玠是上海昆曲界的“第一小生”，有人评价他：“一回视听，令人作十日思。”
彼时的元和肯定不会想到，舞台上那个男人会成为她日后的丈夫。
虽然顾传玠的表演艺术获得了极高的赞誉，但他并没有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毕竟，戏子地位低贱。正如元和的昆曲老师所说：“昆曲是高雅之至的了，但唱昆曲的戏子终归是下贱的。”
顾传玠
1931年，顾传玠告别舞台，在实业家严惠宇的赞助下，以22岁的“高龄”进入中学读书，后来考取了南京金陵大学。
在南京读大学的时候，顾传玠与元和的弟弟宗和成了同学，而彼时元和正跟着顾传玠的同门周传瑛学昆曲。
因为这些关系，元和时不时地会碰到顾传玠。
自从退出舞台后，顾传玠很少公开表演，1936年，他之所以会出现在昆山救火会的义演中，是因为一个喜欢的女孩。
这个女孩是纱厂老板的女儿，由于父母反对她与一个唱昆曲的来往，他们只好偷偷约会。
有的时候世界很大，有的时候这世界又小得不得了。
顾传玠追求的女孩恰好是元和在苏州参加曲社时认识的朋友，元和还曾劝她与顾传玠私奔。
但因为女孩子胆小，这段感情无疾而终。
因缘际会下，元和走进了顾传玠的感情世界，并修成正果。
元和一家皆受过昆曲的熏陶，对于顾传玠的身份，他们几乎毫无障碍便接受了。
但在大众眼中，他们的结合是“奇闻”。
1939年，顾传玠29岁，张元和31岁，两人在上海正式为夫妻（此时允和、兆和都已经结婚）。
这桩婚姻震惊了世人，上海小报以“张元和下嫁顾传玠”为题大作文章，可见他们身份的鸿沟！
顾传玠与元和因昆曲结缘，相同的嗜好想必增加了他们婚姻的幸福感，让他们拥有过琴瑟和鸣的浪漫时光，但二人的婚姻中其实诸多不易。
顾传玠在唱戏方面颇有天赋，在其他事情上却玩不转。
完成学业后，他先后尝试过股票投机、烟草采买、卖过中药、开过毛线制品店……可每次创业都以失败告终。
所以，元和婚后的日子，远不如婚前惬意。
元和与顾传玠结婚一年后，生下了女儿顾珏，之后再次怀孕，但很快流产。
此时，元和的干姐姐凌海霞来看她，借减轻元和负担的缘由，带走了顾珏。
凌海霞性格怪癖，她自己不婚不育，却总想着抢别人的孩子。
她把顾珏带走后，便把孩子的姓名改为凌宏，占为己有。
解放前，顾传玠与元和飞赴台湾，因为时间紧急，没能带走顾珏。
此后，顾传玠再也没有见过女儿，而元和再见女儿，已经是31年后她移居美国时的事情了。
到台湾后，顾传玠依旧是诸事不顺，而且欠了很多债。
事业的失利消耗着他的精神和自信，郁郁不得志的他再也不愿意登台演出。
有时他会在家里自己唱，但他扮演的多是悲剧英雄，听众也只有元和一人。
丈夫长期被负面情绪困扰，被失败折磨，不知道这些是否影响到元和的婚姻体验？
1966年，顾传玠因肝炎去世，享年56岁。
对于自己的婚姻详情，元和很少提及，当有人与她聊到的时候，她防备心极强，从来不谈论夫妻间的私事。
即使种种迹象表明，她的婚姻并不是万事遂意，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对顾传玠是真的深爱！
顾传玠去世后，元和在一次票友演出中出演《长生殿·埋玉》中的唐明皇，这出戏的结尾处是杨玉环下葬。
多年后，元和回忆起那晚的演出，她说：“原来我埋的不是杨玉环，而是顾传玠这块玉啊！”
“玠”的意思就是玉。
02 允和：用英雄情怀创造幸福允和是陆英生下的第二个女儿，出生的时候，脐带绕颈三周。
接生婆用尽了所知的各种方法，她始终没有生命迹象，后来家里的一个胖女人对着她喷了108袋烟，她才活了过来。
允和是一个具有英雄情怀又侠肝义胆的女孩子。
大学时，她是学校的风云人物，可以在几百人面前演出，也可以在公开场合演讲辩论，深受学生推崇。
母亲陆英去世后，父亲张武龄续弦，她因为与继母不对付，还闹过离家出走。
张武龄兴办了一所女学——乐益女中，她的继母是学校的校长。
允和在大夏大学读大二的时候，继母觉得学费太贵，不想让她继续读书。
允和便站在乐益女中的门口，鼓动学生们罢课，她说：如果校长连自己的女儿读书都不支持，那么乐益的学生上课又有何用？
她单枪匹马的抗争，让张家人非常尴尬，最后张家的长辈决定从地租中筹集资金，让她完成学业。
允和在16岁的时候就结识了周有光。周有光的妹妹与允和是乐益女中的同学，两家时有来往。
后来，允和去南京读寄宿学校，比她大五岁的周有光则在上海读大学。
待到允和去上海读书的时候，两人开始书信往来。
1931年允和到杭州之江大学借读，两个人已经正式进入“恋爱季节”。
周有光既有绅士风度又极具耐心，而且能节制允和的坏脾气。
恋爱时，周有光对允和说：“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
允和回答：“幸福不是你给我的，是我们自己创造的。”
1933年，两人迈入了婚姻殿堂。
周有光
婚礼举行前，张家保姆拿着两人的八字去合婚，结果算命先生说，两人都活不到35岁。
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婚后，允和与周有光的母亲和四个姐姐生活在一起。
周有光的家庭较为复杂：周有光小的时候，他的父亲为了维护小妾，把他和他的母亲、姐姐全部赶出家门。五个女人历尽艰难，终于供完他读大学。
所以，周有光不忍心伤害姐姐和母亲，当允和与她们发生矛盾的时候，他在中间左右为难。
幸运的是，允和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人，复杂的家庭关系并没有让她太沮丧，因为她心中关注着格局更大的事情：日本的侵华，国家的命运。
周有光与允和的婚姻之路颇不平静，这倒不是因为二人之间的感情矛盾，而是命运给了他们太多苦难。
结婚一周年纪念日那天，允和生下了儿子小平，第二年生下了女儿小禾。后来她又怀过三次孕，但孩子要么流产，要么夭折。
1937年，日军开始全面侵华，允和带着全家人逃难，之后的七八年间，她十次大搬家，20次小搬家，颠沛流离。
战争不仅打破了她平静的日子，更让她失去了可爱的女儿。
一次周有光出差的时候，小禾突然肚子疼。当时他们住在重庆郊外，允和却根本找不到医生。三天后，她终于把女儿送进了医院，可已经太迟了。
小禾得的是盲肠炎，送进医院的时候已经开始溃烂，感染也已经扩散。在病床上挣扎两个月后，小小的人儿离开了世间。
那是允和一生中最黑暗的时期，看着孩子的生命一点点流逝，听着女儿的哀求和哭闹，她什么也做不了。
有时候，她会说：“你干嘛不死呢？”
死亡，是女儿摆脱疼痛的唯一路径，想到这些，她的内心该多么痛苦！
一年半后，允和全家迁到了成都，不幸再次降临。
一天，她的儿子突然被流弹击中，子弹穿过他的腰部，内脏上被打出六个洞。伤情之严重，让医生也没有把握他是否能挺过来。
此时，周有光又一次奔波在外。
我们不知道在两个孩子出现危险的时候，允和是如何冷静下来处理一切的。
还好，这一次周有光在重庆，离家不远。他深夜找人帮他弄到了第二天回成都的车票，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妻儿身边。
周有光曾在教会学校求学，但是他并没有信教。因为儿子，他第一次祈祷，去寻求上帝的庇佑。
所幸，小平在昏迷三天后终于度过了危险期。否则，我们无法想象，允和夫妻该如何面对他们的后半生。
周有光学经济学出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从事着相关工作。后来，他对语言学发生了兴趣，并自行学习研究。
1954年，周有光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邀请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成了“汉语拼音之父”。
不过好景不长，运动袭来后，他们的处境急转直下。
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允和心胸豁达、苦中作乐，周有光则在劳动之余寄情于学术研究，二人相互支撑，感情始终如一，共同走过了生命的风风雨雨。
夫妻二人之间有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甜蜜小习惯：每天碰杯两次，上午红茶，下午咖啡，真的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羡煞旁人。
运动过后，他们获得了安稳静好的晚年。张允和与周有光均长寿：允和于2002年去世，享年93岁；周有光于2017年去世，享年112岁。
回望他们的婚姻，尽管诸多坎坷，但正如允和婚前所说：他们自己创造了幸福。
03 兆和：浪漫尽在情书中“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我应该为自己庆幸......”
这是沈从文写给兆和书信中的句子，清丽的语言、浪漫的情思，不知让多少人羡慕遐想。
可在四姐妹中，她的婚姻大概是最不如意的。
兆和与沈从文相识与她在中国公学读大二的时候，当时沈从文应校长胡适之聘前来任教。
张兆和是中国公学的校花，她女子全能运动排名第一，还是女子篮球队的队长。因为皮肤黝黑，有“黑玫瑰”“黑凤”之称。
少女的美丽和活力为她吸引了不少追求者，但对于收到的情书，她从来都是冷处理：只读不回，并俏皮地给每一个追求者一个代号——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
沈从文敏感、自卑，尽管已经是知名作家，但他自觉配不上如兆和一样的女子。可他又无法控制自己感情的涌动，于是将内心的激情借一封封书信向心上人传达。
张兆和没有想到自己会收到老师的表白信，不过她并没有因为沈从文是老师，就对他区别对待。
她采取一贯的办法：沉默，不回复。
沈从文
兆和的沉默和拒绝让敏感的沈从文十分伤心，以至于连书都教不下去了，要向胡适请长假。
另一边，张兆和也被老师的追求整得烦心，于是她向胡适求助，并表明自己对沈从文没有任何男女之情。
可久而久之，张兆和还是被沈从文的痴心感动了，她在日记中写到：
“她（指兆和自己）惊异于自己有如许的魔力，影响一个男子到这步天地，她不免微微的感到一点满足的快意，但同时又恨自己，既有陷人于不幸的魔力，而无力量去解救人家，她是太软弱了！她现也难过得要哭。”
感情中，女人一旦被感动，接下来就可能一发而不可收拾。
起初，张兆和对沈从文并没有什么好印象，她不爱他，也不喜欢读他写的故事，还觉得沈从文经常流鼻血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情。
但在沈从文给她写了三年情书之后，她接受了他。多年后，她说自己的转变是因为“他信写得好。”
张武龄是一个开明的绅士，他并没有介意沈从文的贫穷便把女儿嫁给了他。
结婚的时候，这对小夫妻几乎一无所有。
本来，兆和可以从家里得到一笔2000元的嫁妆，沈从文却写信给兆和的父亲，说他们一分钱也不要。
有人猜测，沈从文不接受这笔钱，是因为他拿不出相应的彩礼。
贫贱夫妻百事哀，兆和与沈从文也没能逃脱这个定律。
婚后，二人寄住在杨振声家里。一次，杨家人送一条沈从文的裤子去洗，发现里面有一张当票，就告诉了杨振声。
原来是沈从文把兆和姑母送给她的一只玉戒指当掉了。
杨振声说：“人家订婚，都是送给小姐戒指，哪像沈从文，不单没送新娘戒指，还因为缺钱，把新娘的戒指给当了。”
婚后的日子，除了最初的甜蜜，兆和大多数时间都在面对一地鸡毛。
她首先要应付的就是沈从文的“小九妹”沈岳萌。沈岳萌是沈家最小的孩子，因为家人过度的溺爱而格外任性，尤其在花钱上毫不节制。
兆和回忆道：
“小九花钱的点子层出不穷，沈从文的月薪一星期就花光了，让我独自操心怎么应付厨务司和保母薪水。我小时候朱干干（兆和的保姆）每顿都让我吃好几大碗饭，把我喂的胖胖的。我跟沈从文结婚后就没胖过，一直瘦得皮包骨。”
小九妹和张兆和夫妻同住15年，即使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中，她仍旧毫无顾忌地挥霍哥嫂的钱，让张兆和毫无办法。
繁重的家务，经济的压力，以及生养两个儿子的负担，把张兆和活生生从吃穿无忧的张家三小姐逼成了“绝望的主妇”。
为了省事，也为了节俭，兆和不再穿高跟鞋，不再烫发，告别了精致的生活。她的转变却让沈从文颇为遗憾，觉得她失去了原有的风姿，总想让她恢复以往的打扮。
可他不曾想到，让兆和转变的，恰恰是他本人。
淹没在各种烦忧中，二十七岁时，兆和已经开始感慨：“什么都无兴味，人老了。”
经济上的捉襟见肘让兆和忧心、劳累，精神上两个人也没有想象中的契合。
他们最甜蜜的时光，似乎只存在于两人分离，彼此通信的时候。文字中传递出的状态，仿若热恋。
这一点沈从文显然也意识到了，他曾对张兆和说，她应该让他多写几年信再答应求婚。
当撇开情书，回到现实，他们的生活矛盾不断。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沈从文与朋友、同事辗转到了昆明，但张兆和一直不愿前往团聚。
每每沈从文写信催促，她都有诸多推托之词，以至于沈从文怀疑她是不是有了别的爱人，并在信中告诉她如果有这种机缘，就不要错过。
1938年8月，张兆和终于下定决心迁徙西南，但是她在云南过得并不开心。除了经济压力，其中最重要的是沈从文与女诗人高青子的婚外情。
沈从文，高青子
沈从文与高青子在1934年前后相识，当时他与张兆和结婚不久。
高青子是沈从文的铁杆粉丝，熟读他的作品。相比于不爱读他小说的妻子，女粉丝的崇拜让沈从文格外兴奋。
一次见面的时候，沈从文敏锐地发现，高青子的打扮是他的小说《第四》中女主角的扮相：身着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脚上穿着粉色的鞋子。
想象力丰富的沈从文便将眼前的高青子和小说中的女主人合二为一，演绎出了一段爱情悲欢。
张兆和生下长子不久之后，沈从文公开了与高青子的婚外情，张兆和一气之下回到了娘家。
我们无法得知张兆和为何没有离婚？是为了孩子考虑？是因为中国传统女性固有的忍耐？还是她爱着沈从文？
在亲友的调停下，这次婚姻危机暂时解除了。
可当沈从文到昆明后，他又与高青子纠缠到了一起。
他还把与高青子的感情放纵写到了《看虹录》一书中。张兆和说，这本书沈从文一直不让她看。
这段婚外情持续了近十年之久，后来高青子主动退出另嫁他人，并在1948年去美国后再无踪影，像一道虹一样飘然而去。
高青子的离开，并没有让他们的婚姻变得顺遂，一是伤害已经造成，难以弥补；二是时代的变化几乎摧毁了沈从文，也让他们之间的裂缝越来越大。
解放后，沈从文的创作风格显然与新的文化氛围格格不入。他被称为“地主阶级的弄臣”、“清客文丐”、“奴才主义者”、“桃红色文艺”。
批评与攻讦让他的精神崩溃了。他患上了抑郁症，还有了轻生的念头，曾喝下煤油又割腕割喉闹自杀。
沈从文的绝望情绪让全家弥漫在沉重的氛围里，也让兆和筋疲力竭，憔悴不堪。
但是，她依旧努力向前走，主动申请进入华北大学学习，“成为穿列宁服的干部”，后来还任《人民文学》的编辑。
一个接受新思想的改造，一个沉浸在旧世界里裹足不前，由此两人的认知发生了的分化，不只一次在信件中激烈辩论。
1949年8月，沈从文被安排进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从此他不再写作，专心于文物研究。
1969年，沈从文都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此时张兆和已经在此劳动。1972年，两人一起回京。1978年沈从文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并于1981年出版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1988年，沈从文因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去世，享年86岁。
1995年，在沈从文去世七年后，兆和整理出版了他们的书信，在后记中，张兆和写道：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
太晚了！为什么在他的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做了50多年的夫妻，最终发出这样的感慨，不禁令人唏嘘。
张兆和接受沈从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感动于他情书中的深情。沈从文则把张兆和视作女神，可他爱的多半是自己想象中完美无缺的张兆和。
当两人结为夫妇后，沈从文沉浸在自己的文艺世界，张兆和绝大部分时间都在面对和解决生活的现实问题。
他们是夫妻，又各有自己的世界。张兆和说她不甚了解沈从文，沈从文又何尝懂她？
经过历史的浸染，当我们被两人书信中的浪漫感动的时候，又是否意识到：文字是具有欺骗性的，完美到极致的爱情大多时候都是想象出来的。
04 充和：随缘浪漫到天涯充和出生那一天，陆英一言不发，产房里也听不到恭喜之声。
所有人都在盼望一个儿子的到来，可没想到，又是一个女儿。
充和的奶妈奶水不足，所以她常常被饿得哇哇大叫。
在她八个月大的时候，她早早守寡的叔祖母问陆英能否过继这个孩子，把她带到合肥去？陆英同意了。
叔祖母的父亲叫李蕴章，是李鸿章的四弟，她大家闺秀的出身、良好的学识，对充和的成长产生了重要作用。
充和三岁会背唐诗，六岁能诵《三字经》《千字文》，养祖母为了她的教育更是不惜钱财，遍访名师。考古学家朱谟钦就是她的家庭教师之一。朱谟钦曾为充和讲了五年课，每月工资300大洋。
从六岁到十六岁，长达10年的时间里，充和接受着严格的教育：
每天早上八点开始上课，下午五点放学，中间只有一小时的午餐时间；除了重要的节假日之外，每上十天课，她才可以有半天的休息时间；她跟着家庭教师学习了《汉书》《左传》《史记》等史书、也学习了唐诗宋词、经典典籍，还会吟诗作对。
此外，养祖母家里的藏书楼也是她时常光顾的地方，在这里她进行了大量的阅读和积淀。
正是因为有如此深厚的功底，在考北大的时候，她国文考了满分，虽然数学考了零分，但还是被破格录取。
不过，她并没有完成北大的学业，大三那年，她因患肺结核休学，再也没有返回校园。
养祖母去世后，充和回到自己家里，并和姐姐一起学昆曲。
日后，昆曲成了她一辈子的热爱，到美国后，她还曾在哈佛、耶鲁等校教授昆曲。
抗战爆发后，充和也到了云南。
相比姐姐们的艰难，充和的日子要轻松得多：她单身，花费不大；养祖母留给她的遗产可以让她不必为金钱担忧，也不必为了寻找庇护而匆匆嫁人。
充和气质典雅，又有多年的学识积淀、艺术熏陶：她酷爱昆曲，吸引了一大批票友组曲会，其中包括商人、作曲家、乐评家、学者……她热爱书法，用着最好的笔和砚，吸引着诗人、书法家接踵而至。很快，她的住所就成了文人墨客的交流场所。
物质上的保障、精神上的富足，让她在艰难时期仍然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着。
充和结婚时已经35岁，虽然晚婚，但实际上她向来不乏追求者。
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卞之琳。
卞之琳是沈从文的密友，张兆和在北京期间寄住在沈从文家里，二人常常见面。卞之琳很快爱上了才思灵动的张家四小姐，并像当初沈从文追求兆和一样，不断地给充和写信。
对于这些信，充和看过就放一边了，从来不曾回复。因为她清楚地知道，卞之琳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
她说：
“他人很好，但就是性格很不爽快，不开放，跟我完全不相像，也不相合。我永远搞不清楚他，我每一次见他都不耐烦，觉得他啰里啰唆的。 ”
卞之琳的单恋得不到回音，心情苦闷，只好拼命写诗，没想到一段苦恋，竟然催生出了一位杰出的诗人。
卞之琳对张充和的热情持续十年之久，有人问充和：“你不爱他，怎么不和他说清楚？”充和笑道：“他没有说‘请客’，我怎么能说‘不来’？”
原来，卞之琳虽然给张充和写了上百封信，却从来没有表白过。上百封“情书”里，竟全是絮絮叨叨的生活琐事。
后来，充和嫁给傅汉思并远走美国，卞之琳依旧没有放下这份深情。他搜集充和的小说、诗歌，并在她不知道的情况下拿到香港出版。
在充和的追求中，还有一位研究甲骨文和金文的方先生。
这位先生别开生面地用甲骨文给充和写信，每次都写好几张，充和说：“我相信一定写得很有文采，可是我看不懂。”
对于婚姻和爱情，充和是谨慎的，即使年龄渐长，她也不曾“恨嫁”。
1947年，充和在北京大学教授书法和昆曲，并借住在兆和家里。这年九月，她遇到了傅汉思。
傅汉思出身于德国犹太人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和舅舅都是古典文学方面的大学者，受家庭影响，傅汉思精通西班牙、葡萄牙、德、法、英、意几国文学，并取得了诺曼斯语的博士学位。
他之所以来中国，是因为胡适推荐他到北大任教。到中国不久，经季羡林介绍，傅汉思认识了沈从文，并成为沈家的常客。
起初，沈从文以为傅汉思是来找自己学中文的，不知何时他发现，这位远道而来的朋友已经转移了目标。每当傅汉思登门的时候，他都会大喊：“四妹！找你的！”
与傅汉思相识的第二年，充和便嫁给了他。1949年，两人离开中国。
到了美国后，傅汉思不想再从事诺曼斯语言的研究，在张充和的支持下，他又在哈佛攻读了中国文学博士，后来应聘到耶鲁大学。
傅汉思与充和没有生育子女，而是领养了两个孩子。
2004年，88岁的傅汉思离世，张充和一个人走完了最后的人生阶段。
在失去爱人的那些年，她依旧坚持练习书法、唱昆曲，经营着她寓所前的小院，侍弄花草，栽瓜种豆，颐养天年。
2015年，她走完了102岁的人生。
充和曾被称为“最后的才女”，随着她的离开，“合肥四姐妹”成为绝唱。
人们对“合肥四姐妹”的好奇、兴趣，与他们的爱情、婚姻、才学以及她们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
因为时光的滤镜，很多人会臆想她们的完美，可生活哪有那么多完美？一边追求一边忍耐才是常态！
与此同时，我们更应该明白：
不必羡慕别人可见的光彩，因为光彩之后可能有你不知道的暗影。用勇气面对苦难，用热情创造幸福，过好属于自己的日子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