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5日，浙江省杭州市，参加相亲活动的单身女性在与人交流。 （人民视觉/图）
“农村大龄男青年择偶难”越发成为一个显性话题。
2021年7月，青岛市统计局发布了一份该市农村青年婚姻关系调查报告，调查人群中31-35岁未婚且无恋爱对象的，男性占比9.46%，女性占比仅为1.89%。
舆论都在关注农村男青年的时候，一篇研究“另一个不被看见”的群体的论文也通过网络再次传播。
论文题为《县域体制内的“剩女”——基于中部D县的调查》，发表于2019年，作者欧阳静是江西财经大学教授，长期关注基层治理。
欧阳静通过调研发现，中西部偏远地区县域体制内青年中，女性面临着“择偶难”的状况。
她的访谈对象中，一名28岁的乡村小学男老师苦恼于不知道选哪个女孩做女朋友，“一个女同事经常找我玩，帮我代课、打饭、送水果；乡镇的一个女干部也时常约我散步；还有乡镇卫生院的女护士……”
县政府一名30岁的女性副局长则觉得优秀的男性似乎都“往外走了”，“提拔后，越觉得优秀的男生少。条件差一点儿的，我自己又看不上”。
根据欧阳静的调研，在人口约60万、2020年刚实现脱贫的中部某省D县，2008年到2018年间，共招聘体制内人员2993人，其中女性有1895人，30岁以上的未婚女性有248人。其中，教育系统、卫生系统的未婚女性占比最高。
传统认知中，县城体制内女性在婚恋市场中应当是“香饽饽”。但为什么这一群体中大龄未婚者越来越多?
近日，南方周末记者就相关话题与欧阳静进行对谈。
“意外发现”南方周末：你什么时候注意到县域体制内女性择偶难的现象？
欧阳静：现在回忆起来，第一次听说是在2010年，我做博士论文的时候访谈了一位县委组织部的干部。他随口提到，这些年部里招的基本都是女生，“太多了”，“嫁不出去”。
我当时没把这当回事，在我原先的印象里，县城体制内女性在婚恋市场上是很受欢迎的。当时只觉得是不是这些女生择偶要求高，是个体的现象，不构成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南方周末：之后是什么契机让你再次关注这个现象？
欧阳静：我在学校里教公共管理课程，要给MPA学生上课。学生主要是全省的公务员，其中60%以上是县乡干部，还有来自省直属单位的，不少也有基层工作经历。
考MPA要求本科毕业后至少有3年工作经验，学生们的最小年龄在二十六七岁左右。我跟学生们关系比较好，课后也会经常一起散步、吃饭。闲聊时就会问起她们的情感状况。从2014年开始，我发现学生中单身的县城体制内女生越来越多，她们还跟我开玩笑，让我给她们介绍男朋友。
也有人提到，学历的提升可以帮助她们离开县城，通过公务员遴选考试调到市里，但来这读书还有另一个目的，是觉得在这里可以更便利地找到男朋友。这激发了我的研究兴趣。
南方周末：如何确认这不是个体现象，而是一个可以进行社会学研究的普遍状况？
欧阳静：来上课的县乡干部，对地方上的情况非常熟悉。在上课时，我也会提到这个话题，他们就七嘴八舌地说起来，一个说她所在的县存在这个问题，另一个说他那个县也是，从他们的回应中就能感性地认识到，这种情况非常普遍。
我每年都会去江西、湖北、湖南等省份的县乡做调研，和地方上的干部聊起来，他们都反映存在这个情况。有次我在县里访谈时，在县政府的行政大楼里，一位干部从1楼数到9楼，“三楼人大，有几个大龄未婚女性，四楼政协，有几个，五楼政府办，有几个……”最后数下来大概有20位。
另外，我会和同样关注县域治理的学者私下交流。在我提到这个观察后，他们做调研时也会留意，反馈给我的是，各地都有同样的现象。
经过连续几年观察，当一个现象不只发生在某个人身上或某个地方，这肯定是个普遍现象，导致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不是由个体造成的，这就是一个社会学问题。
南方周末：在此前学者们的研究中，大多会比较关注都市女青年，少有关注到县城群体，你认为这是为什么？
欧阳静：对我来说，这也是在调研和上课时的一个意外发现。经济发达地区的问题可能更容易被大家关注，一些社会新兴阶层更有话语权，更有渠道表达他们身边的问题。最近网络上有很多对于乡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探讨，乡村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也容易被人关注。这就像在学校里，老师总会特别关注学习拔尖和垫底的学生，处在中间的学生往往没那么受关注。
另外，体制内群体不是一个弱势群体，在传统印象中，她们应该不会面临不好找到伴侣的问题。
“标准已经不算高了”南方周末：在研究中，你对“剩女”的年龄怎么界定？
欧阳静：在我的论文中，调研对象被限定在30岁以上的未婚女性。在访谈时，我会问受访者，觉得到了哪个年龄就不太好找伴侣，大家的回答基本都是超过30岁，这算是一个普遍认知。
南方周末：一共访谈了多少位体制内的30岁以上未婚女性？是怎么联系到这些人的？
欧阳静：我从2016年开始正式做访谈，一共访谈了大概五六十人。第一批访谈对象是我的学生，之后有不少学生帮我介绍了她们身边的朋友。访谈主要是通过熟人介绍的方式展开，婚恋涉及隐私，如果是不了解情况的人进行访谈，双方很难建立信任。
南方周末：在访谈中，受访者对找对象是什么态度，有什么样的要求？
欧阳静：她们都是很希望能够找到伴侣的，但就是找不到和她同一档次的男性。所谓“同一档次”，标准之一是体制内。
南方周末：在县城，体制内的工作还是最吃香的？
欧阳静：在县城里，基本没有大企业，体制内的工作还被公认为是最好的。体制内的工作里，公务员又比老师、医生等事业单位员工更吃香一些。
现在，要是男生“三观”合适，经济条件可以，女生也愿意接受他是体制外的了。但父母会对她们有比较大的干预，现在30岁左右的女性基本都是家里的独生女，在外地上大学后还愿意回县城的，大多都是“乖乖女”，很听父母话的。在县城父母的观念里，即便是找了在企业工作的人，也都被统称为“打工的”，肯定比不上体制内工作的。
南方周末：看来她们对于择偶还是有比较高的标准。
欧阳静：现在这样的标准已经不算高了，历来婚姻中讲究的都是“门当户对”，一个公务员嫁个公务员，那条件是同等的。
在以前，比如说女生是农村人，想嫁到城里去，这才是“标准高”。我是“80后”，在我读小学时，农村的小学女老师很少嫁一个小学男老师，至少要嫁一个县城里有工作的，这才是“上嫁”。这是自古以来形成的择偶观，符合择偶梯度理论，也就是在择偶中女性希望找到比自己条件更好的男性。
现在的状况是，小学女老师在择偶时，别说要“往上”找一个公务员了，想找个小学老师都找不到。同样地，女性公务员也很难找到合适的男性公务员，那不就“剩下”了吗？所以，一些体制内女性只能降低标准，选择“下嫁”，找一个在企业工作的。
目前我感性认识到的情况是，家在县城、家庭条件也不错，这样的女性被“剩下”的几率更高，她们更难降低自己的择偶标准。
南方周末：县域内，体制内男性的情感状况怎么样？
欧阳静：在研究中，我也对县域体制内男性进行了访谈，可以和女性的状况形成对比。他们太受欢迎了。一般新入职的公务员，10月份开始上班，第一个星期简直就是“相亲会”了，单位的大妈大婶，会直接去他们办公室问：“小伙子多大了？”“家是哪的？”“有没有女朋友？”“给你介绍个？”
我访谈的一位在县检察院工作的男生，县里几位体制内“剩女”条件怎么样，父母都是什么工作，住哪里，家里几套房子，如数家珍。我当时听到都震惊了。在县城里，他是婚恋市场上的“优胜者”。
“女老师被‘剩下’太多了”南方周末：在你的论文中，D县女性婚姻状况的统计数据给观点做了支撑，是如何获得的这些数据？
欧阳静：到2018年，我的访谈已经做得差不多了，这时候就需要通过统计数据来论证这个问题。D县算是我的一个调研基地，每年寒暑假我都会在那儿做一段时间调研，跟县里的干部比较熟悉。我跟他们说了我希望研究体制内“剩女”现象，他们也觉得这是问题，还跟我开玩笑说，“国家要不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当时就找了D县干部，通过民政局、组织部、人社局等部门，调取了2008年到2018年间的县里招收体制内人员的数据。
南方周末：统计数据为什么是从2008年开始？
欧阳静：这有客观原因，2008年以前，人社局还没有把人员信息录入招聘系统，在这之后，他们就有比较全的数据。并且，总体来说，根据访谈时大家的感受，当时县域体制内35岁以上的女性未婚的人数不多。从2008年开始统计，正好也符合我们年龄的测算。2008年那一年到乡镇工作，到2018年就工作10年，年龄大概是30岁出头。
南方周末：统计完数据后，有没有一些数据让你觉得和预期有所不同？
欧阳静：女老师被“剩下”太多了。2008年以来，全县一共招聘了1508位老师，其中女老师有1209位，30岁以上未婚的有175人。这比我预想的还严重。
并且，学校老师“男女失调”的情况最为夸张。这说明教师这一职业对“80后”“90后”的男性青年已经没有吸引力了。县里两所最好的城区小学，大约有200名教师，“80后”的男老师只有8位。D县中小学男教师的主流仍然是“60后”“70后”的师范类大中专生。这也说明，自20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之后，很少有男性进入中部欠发达地区县域的教育系统工作。
南方周末：为什么体制内，特别是教育系统内男女比例失衡严重？
欧阳静：我访谈了D县分管人才招聘的组织部长。在他看来，第一个原因是在外地上学的男性，大多不愿意回县城，第二是回县城的男性根本考不过回县城的女性。比如D县2018年的一次教师招考，报名的100名考生中(60多名女生，30多名男生)，只有7名男生进入面试，最后只录取了3名体育老师。负责的主考干部很坦率地说，在普遍缺少男老师的情况下，只要男生进入面试，用人单位一般都会考虑录取，但进入面试的4名男生实在是太差了，不敢要。
另外，在小县城的传统评价体系里是看不起男老师的，特别是小学、初中老师，这也导致男性不愿意回去做老师。
南方周末：体制内男女比例的失衡导致了女性择偶难的问题？
欧阳静：县域体制内女性择偶难，很大程度上和人口流动有关。在中西部偏远县域，一方面是体制内的剩女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农村未婚男青年的大量存在。这说明体制内剩女的产生并非源于县域总体人口的性别失调，不符合社会性别下的婚姻挤压理论。
在传统社会，人口不流动的情况下，婚姻圈是封闭的，“一个萝卜一个坑”，择偶难的情况较少。当人口可以自由流动后，女性愿意流回县城，男性却很少愿意回来。
体制内女性主观上都有积极寻找配偶的意愿，梯度择偶理论仍然在主观上主导着女性的择偶观，绝大多数女性不愿“下嫁”给体制外男性，由此出现县域体制内男性成为“香饽饽”，体制内女性“越剩越多”。
南方周末：这个状况似乎很难改变。
欧阳静：这是社会变迁的过程。县域体制内的“剩女”现象，其实是公共治理问题对私人问题产生的影响。如果政府在人才政策上做出一些努力，我觉得还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县里的政府部门官员也跟我表达了他们的无奈，如果没有财政支持，他们也没办法做出改变。
南方周末：针对这个现象，之后还有进一步的研究计划吗？
欧阳静：从现实看，女性干部越来越多，但女性在基层治理中应对诸如下乡、驻村、征地拆迁等工作时不如男性有优势。县域体制内“女多男少”的情况下，会不会对县域的政治生态产生影响，这是我未来会关注的一个问题。
“毫无对女性的偏见”南方周末：论文发表后影响很大，有收到什么反馈吗？
欧阳静：这不是我所专长的研究领域，我的论文受到这么大的关注出乎我的意料。在2019年论文发表后，很多记者都来联系过我希望采访，说明大家都比较关注这个问题。
而且我发现，论文发表已经两年了，每年还会有不少公众号转发，在知乎等平台也有讨论。2021年的关注度似乎比2020年还高，隔段时间就有人转发，很多公众号文章都破了10万+。
南方周末：在网络上，对论文中的一些表述存在争议。比如，有人认为“剩女”的说法不尊重女性。
欧阳静：是的，我完全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声音，有网友质疑，“这也能当大学老师？”有网友认为，我不能用“剩女”来描述这个群体，这是对女性的歧视。我需要强调一点，我毫无对女性的偏见，用这个词，只是便于大家理解、交流。还有论文中一些词汇，比如“娘娘腔”“下嫁”，这些都是访谈对象的描述，引用他们的话语也能呈现一个真实的生态。
南方周末：也有人质疑这篇论文观点的合理性，认为女性不结婚就是被“剩下”了吗？女性不一定要结婚。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观点？
欧阳静：提出这样疑问的人和我没有在同一层面探讨这个问题。他是在价值层面上讨论，而我在事实层面上讨论，呈现出县域体制内女性择偶难的现状，探讨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而且，我的访谈对象都有很强烈的结婚诉求。
南方周末：距离论文发表过去两年了，访谈对象如今的婚恋状况怎么样？
欧阳静：大概是50个人里有10个人结婚的比例。结婚的女生基本上都降低了择偶标准，比如找一个在企业工作的，或是找在外地做生意的，结婚之后夫妻基本是异地生活。也有女生通过公务员遴选考试调到省会，扩宽了自己交往圈子的。
南方周末：其余仍然单身的访谈对象，她们现在对待婚姻的态度如何？
欧阳静：当年的访谈对象，到现在都是三十多岁了。她们的婚姻观和上一辈的确不太一样，最大变化就是她们变得更独立，更看重精神需求。虽然她们也想结婚，但还是对配偶有标准，不愿意在感情中将就自己。
目前还单身的女性，都喜欢养猫、养狗，自己玩自己的。暑假的时候，我看到有几位单身的小学女老师，一块儿组团出去旅游，玩得很嗨，也不去管别人怎么说了。
南方周末记者 韩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