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天上不会掉馅饼，偏偏在七十多年前的湖南，就有这么一个例外。
1949年5月，湖南湘西凤凰县维新乡（今两头羊乡）的天空上，掉下了10万银元。
10万银元折合现在的人民币的话，几个亿应该下不来。这何止是天降馅饼啊，简直是飞来的横财，普通家庭几十辈子也赚不来。村民欣喜若狂，觉得是老天爷有眼，谁知到头来，却是一场灾难。
5月24日那天，一群苗族同胞正在田间耕作，忽然远处传来一阵嗡嗡的马达声。那声音越来越大，由远而近。
村民们抬头望去，远处驶来一架飞机。
在偏僻的凤凰县，自打抗战之后人们已经很少见到飞机，于是大家停住了手里的农活，把目光投向了它。
突然，那架飞机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呼啸声，降低了高度向大家直冲过来，在人们的惊叫声中，从头顶上掠过。
紧接着，那架飞机抖着翅膀，冒着火光，拖着滚滚浓烟，歪歪斜斜地栽到了不远处的荒岭上。
只听震天动地的一声巨响，瞬时峡谷里腾起一股几十丈高的浓烟，飞机坠毁了。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把苗民们惊呆了，他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过了好一会，苗民们才从惊恐中清醒过来，他们不约而同地跑向飞机。
此刻，这些善良的苗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看看有没有幸存者，然后救死扶伤。
飞机坠落在两岸陡峭的峡谷里，飞机的残骸还在冒着滚滚浓烟，噼噼啪啪的响声不绝于耳。
火势很猛，苗民们没有发现生还者，也没有敢靠近。
大约一顿饭的功夫，大火终于熄灭。这时候，大家才壮起胆子慢慢向飞机残骸靠拢。
映入眼帘的，首先是十来具黑乎乎的被烧焦的尸体。尸体周围的树杈上、灌木丛里散落着皮箱、衣物、帽子等杂物；地面上则横七竖八散落一些破损木箱，木箱上依稀印有文字，有个识字的后生弯腰去拿木片，试图看清上面是什么文字。
这一拿不要紧，箱子破裂开来，一块块闪闪发光的东西掉在地上。
后生高声尖叫起来“光洋，光洋嘞，好多好多的光洋！”
顿时，远处观望的苗民如梦初醒、蜂拥而至，开始俯身去抢地上的银元。
口袋里装满，就取下帽子，鞋子往里面装。
有的男人索性将裤子脱下，用野草和藤蔓系住裤脚，往里面装。
女人们见状，也顾不上羞耻心，纷纷依样画葫芦。
要知道，这些山民们穷其一生也赚不到这么多的银元，只要不是智商不在线，谁也不会不动心。
只用了一袋烟的功夫，村民们就把散落在旁边的银元基本上都捡起来。
这时候，几个聪明人看到了还在冒着黑烟的木箱子，在木箱子周围，还有一堆堆烧得发红的银元。
看在银元的面子上，大家积极行动起来，有人挑水，有人铲土，竭尽全力将火扑灭。
尽管被大火烧烤过的银元还热得发烫，仍旧有几个性急的苗民赶紧去捡拾，结果手被烫伤，又缩了回去。
这时候人群中走出一个白胡子老者，他提出一个建议，在火堆里的钱，大家不能着急抢，不然就会被踩伤，被烫伤；不如一家派出一人，先将现场看护起来，用水去浇，等温度降下来了，将银元搬到空地上，清点一下，按人口平分。
众人一听觉得言之有理，就决定按照老者的提议去办。
又过了一会儿，银元不烫手了，大家按照既定程序将银元分配完毕，这才开开心心把家还。
这个说：昨晚我做了一个梦，雨过天晴，结果今天就发了大财。
那个说：春节前我算了一卦，算命先生说我今年时来运转，现在果然如此。
这时候，老者又说话了,他慢条斯理地说：“俗话说，君子不发不义之财，这些钱虽然不是大家偷的，也不是大家抢的，但是毕竟是有主的。咱们要小心翼翼，弄不好让土匪或者治安队知道了，就会因福得祸。”
“那你说怎么办？”一个后生说。
白胡子老者说：“他们肯定已经在路上了，为了全村百姓，我们要对天发誓，永远保守这个秘密，不要向任何人讲，不然的话天打五雷轰。”
所有在场的人一致同意老者的建议，保证今天的事烂在肚子里也不对任何人讲。
飞机究竟是从何而来，为什么带那么多银元，又为什么会坠毁在这穷乡僻壤？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还要从国内战场上的局面说起。
1949年春，解放战争开始进入尾声。
4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将红旗插上南京“总统府”，国民党政权进入倒计时。
蒋氏不甘心，下令胡宗南退守西南，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来个困兽犹斗，争取咸鱼翻身。
在此背景下，四川以及湖南部分山区的土匪就成为蒋介石争取的力量。
这些土匪虽然跟国民党政府曾经是对手，但他们没有什么道德底线，所遵循的人生哲学是“有奶就是娘”，谁给好处多，就听谁的话。
对墙头草来说，有钱就能将他们搞定。
而蒋介石当时正在转移国库里的黄金和银元，纷纷偷运到台湾，这种情况下，投资一部分钱用于诏安土匪，拖延解放军的攻势，性价比很高。
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遵照蒋介石的旨意，租用美国陈纳德航空大队的一架军用运输机，由5个军统特务携带10万大洋，空运向湘川地区。
在毛人凤看来，飞机是最安全的，发生意外的可能性最小，可偏偏就是这架飞机出了事。
出事的原因，不见得是机械事故，很大概率是内讧。
飞机上的军统行动小组组长江干说：“我看老蒋是秋后的蚂蚱，活不长了，跟着他是死路一条，干脆咱把这10万元分了，大家归隐江湖，下半辈子吃喝不愁，岂不快哉。”
副组长张恒说：“江组长，你我深受党国之恩，应该以死相报。再说委座有美国人当靠山，鹿死谁手还不一定；还有，别忘了我们的家属还在台湾。咱可不能这么做啊！”
江干以为，自己是组长，最有威信，肯定一呼百应，哪曾想姓张的竟然唱反调，他只好悻悻无语。
他转念一想：不对，自己既然提出私分这笔钱，即使自己收手，也没有活路。因为回去之后，肯定会有人告密，到时候自己肯定会死得很难看。
一不做二不休，江干在飞机上就拔出了手枪。
张恒也是多年的军统特务，何其精明，也看透了上司的心理活动，也悄悄把手枪攥在手里。
江干掏出手枪，扣动扳机的一刹那，张恒也开火了。江干一枪打在了张恒额头，自己却只是肩膀受伤。
就在这时，另一名军统特务持枪向江干连续射击，江干应声倒地，右侧机翼的油箱也被子弹击中起火。
短短十秒钟之后，飞机在湘西的山林中失控，坠毁在了一片荒岭上。
以上场景，只是根据飞机残骸做出的合理推测，当然也不排除是机械故障、天气等其它原因。
且说村民们虽然约定保守秘密，但是人多嘴杂，消息还是被泄露了出去。
一来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有人得钱少，肯定不服气，会瞎嚷嚷。
二来掉下一架飞机，看见的人不在少数，这么大的事，根本掩藏不住。
首先来到现场的，是维新乡的地方治安大队长欧文章。此人是个老江湖，明白失事的飞机是块大肥肉。
因为坐得起飞机的，肯定是国民党高官显贵，飞机上没有金银财宝，也有机密文件。无论飞机上到底是什么东西，都价值不菲。
退一万步讲，即使这些东西都没有，高官的尸体也值钱，国民党还执掌西南，弄到尸体也能邀功求赏。
于是，欧文章一大早就起来，带领喽啰向飞机失事地奔去。谁知道，有人已经出发，希望捷足先登，此人是兴德乡乡长吴有凤。
吴有凤听说附近摔了飞机，也率领十几个弟兄赶往现场。
欧文章看到吴有凤之后两眼喷火，自恃带的人多枪多，他大喝一声：“还不快给老子滚回去？”吴有凤听了吓得魂飞魄散，只好悻悻地走了。
谁知道吴有凤被欧文章赶走后，咽不下这口气，心想：老子治不了你，有人能治你。
于是他径直来到县党部，将此事报告向凤凰县“防剿委员会”做了汇报。
凤凰县城防大队长余子坤带着几百个打手，来到现场，他不动声色将部队埋伏在周围，等欧文章一伙忙来忙去，忙得汗流浃背，将剩余的银元收拾归拢到一起的时候，他一挥手，打手们将欧文章包围。
欧文章虽然横，但是他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只得含泪丢下了几千块银元，乖乖走人。
有人会问，那些银元不是被村民都捡走了吗？飞机爆炸之后，银元炸得到处都是，散落在各处地面下的银元还有很多，村民们并不知情，也不敢久留。所以后来的武装分子还是从现场的残骸和地面下，找到不少银元。
欧文章的队伍撤离现场后，余子坤在维新、兴德两乡雇请几十个民工，继续挖掘陷在泥土里的银元。就这样又挖掘了四五天，挖得银元万余元。
看着一大堆白花花的银元， 余子坤眉开眼笑。
这时候他的小老婆幽幽地来了一句：“这银元是地上多，还是地下多？”
一句话惊醒梦中人，余子坤一拍脑袋说：“当然是地面上多，我咋那么笨啊，咋就没有想到啊，肯定是让那些村民提前都捡走了！”
5月28日凌晨，捡到银元的苗民们还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不能自拔的时候，余子坤率领100余人包围了周围的几个村子。
他们将村民从床上拖出去，挨家挨户进行搜查，对苗民严刑拷打，逼苗民们交出捡到的银元。
就在余子坤逼着村民交银元的同时，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的副官带着一队荷枪实弹的国民党正规军来到了县党部。
原来，1949年5月25日，毛人凤和驻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财务署就获知了运钞专机在湖南西部坠落的消息。
因为当时负责运输的美方军机，跟各方保持着密切联系，到了降落的时候联系不上，大家肯定得知飞机发生了意外。
蒋介石得知消息后暴跳如雷，他倒不在意10万银元，在这多事之秋他更加在意的是属下的“忠诚度”。根据他的判断，飞机上的人，一定是把钱私分后潜逃了，造成了一个机毁人亡的假象而已。
落井下石，背主求荣，如何能忍？
于是，他打电话将毛人凤一顿臭骂。
一级压一级，毛人凤也着了急，他和财务署长吴嵩庆先后打电报给湖南省主席程潜，希望程潜务必派兵协助追回丢失的银元。
毛人凤专门交代：一个子儿都不能少，不然在蒋委员长那里无法交差。
程潜的副官告诉湘西王陈渠珍：10万元大洋，三日交齐。
湘西王陈渠珍立即又向余子坤下达命令：三日内交10万大洋，拿头来见。
这下子，村民倒霉了。
一些胆小怕事的苗民不得不交出捡到的银元，一些没有捡到银元的苗民因经不住酷刑逼供，将原本是自己家里积攒的银元也交了出来。
为什么会逼着没有捡钱的村民拿钱？一则那10万银元散落一地，方圆几百米都是，不可能百分百找得到；二则有些精明的村民捡到银元之后，连夜就搬家了，这些人带走的银元，数量也很可观。
一时间，山乡苗寨就像鬼子进村一样，搞得鸡犬不宁，人人心惊胆战。
经过凤凰县“防剿委员会”城防大队十余天翻天覆地的搜查，共计收缴七万余块银元，与要求的十万元相距甚远。
余子坤害怕掉脑袋，于是下了一道死命令：无论到没有到现场，每人必须再上交10块大洋，违令者，抓走坐牢。
苗民们穷得叮当响，别说每人10块大洋，一家出这么多钱，都比登天都难。
因此有的人找遍了亲戚朋友，四处借钱，没有钱的只好连夜转移财产，有的人干脆脚底抹油，一走了之，去往异乡漂泊。
余子坤无奈之下，只能率部抬着八万银元回到凤凰县城。
对此“打折”后的结果，毛人凤和国民党中央财务署非常不满。
国民党政府和湖南省主席程潜多次致电催问巨款追回情况，都被湘西王陈渠珍、余子坤以正在清查为由，予以搪塞敷衍。
一直拖了月余，因人民解放军以横扫千军之势迅速南下，忙于收拾残局的国民党有关部门也陷入人心惶惶之中，再也无暇顾及此事。
对于还没有来得及上交的这笔款项，余子坤等人一合计，这也没地方上交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我们私分了吧。
直到解放战争结束后，群众出来揭发，余子坤“逼款”、藏款的恶行才被公诸于世。
无恶不作的余子坤，被人民政府镇压，掉了脑袋。
维新乡的百姓们经过这一折腾，也总算深刻明白了一个道理：不义之财君莫想，不然就会惹祸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