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泛指黑吉辽三省以及内蒙古的一部分，因为有着相对接近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基础，在影视作品上也投射出鲜明的东北印记：幽默、粗犷、平民生活气息浓郁。这里有老工业繁荣时期留下的荣光，然而这道光常常与当下流行的文化格格不入，因此当社会中始终存在某些难以化解的难题时，黑色与荒诞便成为一些新世纪影片构建东北现实的方式。
【光荣与愤怒】
荣光不再，也要找回失去的尊严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的旧式单元楼场景。
2006年元月，影片《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剧组来到辽宁省鞍山市，拍摄影片中东北部分的场景。斯琴高娃扮演的姨妈居住的房子，位于一片旧式单元楼里，楼外，天空和街道都是饱和度不够的灰色，像斑驳褪色的帆布，人和车经过，帆布像被从底部撕开，又迅速被缝回原样；室内的灯光总是很淡，墙体的颜色反倒更深，仿苏联式的审美仍顽固地出现在日常里。但镜头捕捉到这些破败的现实，逼仄的生活，在那个城市中，早已无人在意。影片在鞍山的拍摄周期只有十天，导演许鞍华为了找到那种几家合用一个厨房的房子，用了更长时间。这是一部底色辛酸的喜剧，拍摄时，许鞍华与影片中姨妈的年纪相近，出走的姨妈最后选择回到东北，既是一种剧情需要，也像导演给自己找到一个回望的机会。鞍山是导演许鞍华的出生地，名字里的鞍便是取自故乡，她在拍摄期间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曾坦诚表示，自己对故乡的印象已经十分模糊。可即使如此，许鞍华和剧组的到来在当时仍算一个不小的事件，这是那座城市第一次有香港导演取景，在一个当代题材的剧情片里，被一个完全不同的外来视角记录，电影这个在当时的东北已经边缘化的娱乐，忽然勾起了一座城市的期待。
姨妈从繁华的上海主动回到曾经逃离的鞍山，面对苍白和清冷，“一霎时把前情俱已昧尽”。
2007年电影《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上映，人们的期待迅速落空，在互联网与媒体上，东北观众的评价多是负面，理由相近，观众觉得东北在这个电影中被丑化。粗俗势利的人情，肮脏破败的建筑，非但不是东北风貌，还是一种刻意的矮化。有观众在网络上指责导演，比如说影片选取了鞍山最破落的样子，那么多繁华的区域为什么不去拍摄？事实上，许鞍华对故乡的视角非常精准，电影里有那座城市的底色，姨妈曾经逃离的，又主动回归的都是同一个地方，那里一成不变，只是从盛年走向了衰老，曾经的荣光早已不在。2015年，金鸡百花电影节在长春举办了许鞍华作品回顾展，选取了许鞍华职业生涯里的重要影片，但唯一一部与东北相关的电影《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没有在列。在众多与东北题材有关的电影里，《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是少有的既不迎合外部集体情绪，又不刻意讨好东北生活经验的电影，它所留下的思考空间足够宽广，可惜时至今日依旧空白。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上映同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启首届创投单元，一位年轻的东北导演上台讲述了一个钢厂下岗工人合力铸造钢琴的故事，演讲完毕，所有评委起立鼓掌。刚回国的制片人范欣留意到台上的年轻导演，因为故事发生地鞍山，离他的家乡辽阳市只有40分钟车程，在他看来，那是第一次有人将东北最普遍的生活，以一种黑色幽默，又充满宿命感的方式讲述。后来他参与制作很多东北导演的作品，都是由此开启。
创投演讲四年后，导演张猛携《钢的琴》剧组来到鞍山拍摄，中途遇到资金问题，女主角秦海璐自掏腰包帮助剧组。影片里的旧烟囱，水塔，铸造车间，退休的苏联专家，都是计划经济时代残留的烙印，因此影片有着极强的写实风格。整部电影的资金不够反复置景，只能采用顺拍的方式完成，一些钢厂内的场景无法重现，便穿插意识流的歌舞做替代，而这部分在上映后被认为是提亮了整部电影的调子。
这架钢的琴既代表着现实主义的荒诞，又彰显出超现实主义的浪漫。
《钢的琴》的故事与这座城市气质非常相符。下岗工人陈桂林为了与前妻争夺孩子的抚养权，找来很多生活失意者一起铸造钢琴，起初所有人都心怀私欲，到最后，铸造钢琴成了大家晦暗生活里的救赎。影片中，钢琴是争夺孩子抚养权的关键，同时也是一种象征，工人阶层要通过一场闹剧找回他们失去的尊严。把钢琴拆解成钢的琴，打碎并重构了钢琴固有的浪漫意象，而这看似荒诞的拆解，又源于真切的现实。张猛曾在东北剧团里看到过这样一架钢的琴，父亲张惠中告诉他，困难时期，剧团没有伴奏乐器，大家造了这架钢琴。
《钢的琴》是张猛拍摄的第二部电影，他执导的处女作《耳朵大有福》同样讲述了一个东北失意者的故事。提前退休的铁路工人王抗美，依旧逃不开生活的重压，辛苦谨慎地活着，自己患病退休工资减半，老伴住院，女儿家庭生活不睦，儿子游手好闲，老父亲生活没有保障，现实处处疼痛，无处排解。为填补家用，王抗美误入传销团伙被抓；想摆摊儿擦皮鞋，又打算蹬三轮，日子精打细算，却又总遭遇江湖伎俩。这是一个对生活毫无还手能力的老人，某种程度上，王抗美是东北很多人的缩影。
《耳朵大有福》中的王抗美是一个笑中有泪的角色，没有人想成为时代的弃子。
影片中的东北小城，人们的表情和街道景观一样，难掩落寞，和王抗美一样的工人阶层，大多靠小生意挣生活，有些人又被生活打磨得世故奸猾，在下岗的洪流之中，他们被巨浪卷起、抛下，各自挣扎，又共生在同一座悲情城市。当王抗美最后和街头混混对峙时喊出那句，正好我也不想活了，欢迎弄死。所有的绝望都被宣泄而出，随后镜头一转，王抗美拨出一串号码，他在电话里豪气地喊道，出来跳舞。
在舞厅中，王抗美随着音乐扭动身体，拼尽全力。虽然《钢的琴》在口碑和影响力上远超《耳朵大有福》，但后者那种将小品舞台上辛辣幽默转译为电影语言的能力，至今都很难有影片可以超越，而《钢的琴》更像一部平衡了文艺与商业的类型片。《钢的琴》之后，张猛拍摄了个人东北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胜利》没有公映，三部曲之后，张猛的电影里，东北不再是叙事主体，新京报记者问张猛如何看待当初自己早期的这几部作品，张猛表示，自己已经没有什么看法了，那几部电影是时代的产物，如今的东北已经没有了当年的痕迹。
【轻松+愉快】
用鹤岗解读东北，有诗意也有失意
2008年，电影《青年》在罗马电影节首映，并入围了主竞赛单元。电影讲述了三个鹤岗年轻人的故事。他们被爱情抛弃，被江湖道义背叛，被命运捉弄，故事原型来自导演耿军身边的朋友，这是耿军执导的第二部长片，电影中那些在鹤岗失意的人，自此成为耿军之后作品中的绝对主角。
入围罗马电影节对于耿军来说，是一次能力的肯定，而对制片人范欣来说，是一次行业的认可。为此，在电影节临近结束时，两个东北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范欣建议耿军要走工业化制作的道路，不能再沉迷于低成本；耿军则认为，电影应该有机会就拍出来，不能等，也等不起。那次争吵过后，两人脱离了合作关系，耿军也叫停了之前要做的两个计划——电影《东北虎》和讲述二手玫瑰乐队的电影。
《青年》是耿军个人电影序列的分水岭，风格上与他之前的作品《山楂》、《散装日记》、《烧烤》在同一个表达逻辑下，以现实为基底，用写实做手法，电影中充满愤怒。之后他的电影尽管仍是现实题材，但手法上用荒诞替代了写实，一以贯之的幽默和讽刺也变得精确和写意。制作层面，《青年》是第一次由专业团队介入耿军的电影，脱离了作坊式的生产模式。“早期的耿军是个斗士，他的电影和他的人一样，脾气大，充满叛逆，啥都看不惯”。事隔多年，范欣依然认为，耿军如果更早地接受行业，他作品里那些表达也会被更多人看到，“耿军的电影有文学性，就像本可以登在《收获》上的作品，却选择了地下印刷。人的表达方式真是被生活决定的，我去过耿军住的地下室，他很多年都过着很辛苦的生活，手里有几万块钱就开始想着拍电影，钱花没了就去接活接广告，我过的不是那种生活，我喜欢他的故事，但我不喜欢故事被粗糙地呈现出来，你又不是拍纪录片”。
两人在分开后少有往来，但耿军在《青年》之后执导的电影，品质上确实比以往作品强了很多，不再有浓重的DV感。入围罗马电影节没有改变耿军的境遇，他仍是一个独立导演，名字和作品只在影迷和学术界的小范围里流传。对于大多数人，以及主流电影来说，耿军一直是个陌生的名字。
耿军倒是对身处主流还是地下没什么差别心。他用荒诞代替写实的第一部作品《锤子镰刀都休息》获得了2014年金马奖最佳创作短片，回到北京后，有资本找来合作，耿军想拍《东北虎》，当时跟他谈了很多市场分析，电影却没谈出任何进展。耿军没挣扎，放下《东北虎》，回到鹤岗继续用独立电影的方式拍了《轻松+愉快》。2017年，《轻松+愉快》入围金马奖，并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提名。资本再次找上耿军，比之前有诚意，两家公司对《东北虎》兴趣很大，耿军也没抗拒，重写了剧本，其中一家已经谈到定演员的程度，但最终还是因为分歧退出。耿军想，要不行还是自己拍吧。
在一次次准备《东北虎》的这些年里，耿军的创作始终没停下，只要有机会，就想着拍点什么，长篇短篇，剧情片和纪录片都有。在耿军看来，如果从写完《东北虎》剧本开始，一直等投资，心态肯定早崩了，今天会是一个病人。可他一直在拍东西写东西，现在反倒很平和，“拍不了这个我拍别的。从开始拍片以来我就没有任何规划，我只是想持续地拍，至于什么东西什么时候来，不归我管，我管不了的事，我不操心”。
不拍片的时候，耿军爱琢磨剧本，他的电影节奏很慢，台词也很慢，演员的每句话都被打磨过，他评价自己的台词很瓷实，因此在他的电影里，演员在现场改词的情况特别少。很多看似简单的对话，拿给演员之前，他都会翻来覆去写很多遍，在准确之上，寻找味道。在东北，这么做事的人，通常会用一个词来形容——讲究。
《东北虎》中的几位角色，仍然延续着耿军作品“ 鹤岗宇宙 ”中失意者的设定。
对家乡鹤岗和多年的伙伴，耿军也是讲究的。尽管在他的电影里，鹤岗是一个被架空的地方，有时更像一种气氛，而非具体的存在，耿军和这种气氛是同质的，故乡的伙伴也都是。每次回鹤岗，大家见面都会喝场大酒，电影如同纽带，将这些人的人生黏合到了一起。他们管耿军叫大发或者大发哥，每次耿军回来拍片，大家都毫不犹豫支持，耿军也无条件信任这些伙伴，他们在耿军电影里扮演了不同角色，如今被影迷称为“鹤岗宇宙”。电影《东北虎》里，“鹤岗宇宙”全员上线，如同鹤岗这些年的变迁在电影里完成了一次集结。
耿军总是在电影里为鹤岗的伙伴创造新的身份，但从不以“边缘”生活经验讨好观众。他不避讳鹤岗的无聊和破败，也从不美化底层之恶。就像他在《东北虎》里提出疑问，复仇和宽恕哪个能量更大？无论答案是什么，罪恶与深情都是并存的。曾经一位在鹤岗很有背景的社会大哥约他见面，大哥当天穿了双运动鞋，手很软乎，极客气地问耿军，以后能不能让他也客串一个小角色。见面之前，耿军听过很多关于他心狠手辣的传闻，但眼前的人与那些传闻丝毫对不上号，“哪个才是他呢”。在他看来，东北从不特殊，人和城市都足够复杂。
他对鹤岗的感情也从来不是宏大的，“从火车站一出来，闻到城市的那个味道，还有小饭店那个味道一出来，就是得劲”。这些年，因为塌陷区和洪水改道，鹤岗很多在电影里出现过的地方都被拆掉了，耿军庆幸用电影把这些旧时光保存了下来。耿军建议记者在深秋时去鹤岗，那是鹤岗最美的时候，他很多电影也是在秋冬之际拍摄，天地苍茫。“冬天喝完酒之后，会觉得路是软的，这时候抬头看看夜空，看看星星，心也变得特别软”。
演员薛宝鹤曾在专题片《鹤岗青年的自救》里回忆过一个瞬间，耿军要拍一个宽幅的场景，赶上阴天，他和耿军，还有另外几位演员站成一排准备把镜头抢下来，几个人刚站好，头顶的云层忽然裂开一条缝隙，阳光从上面洒了下来，“感觉老好了”。
《轻松+愉快》拍摄中，一道光线突然从云层缝隙中倾泻而下，非常有诗意。
鹤岗在耿军的电影里，既是失意的，也是诗意的。
在《东北虎》之前，耿军所有作品都没有正式上映过，但在影迷之间，耿军电影被当作解读东北现实的索引，耿军觉得，那是属于影迷的乐趣，很多解读并非他的本意，“我只对人的兴趣极大，任何一个人的青春和人生都是黄金万两，值得被记录，我电影里的不满和愤怒，原点都是指向自己，我的嘲讽也是指向自己，当我对自己的认知，对世界的认知都不够清晰的时候，我不怕将这些不足表现出来，电影也一样，我从不想着电影应该完美。”
在耿军的印象里，关于东北最好的电影来自香港导演许鞍华和陈果，因为他们镜头里捕捉的是人，而很多导演是在镜头里利用东北。
【不能说的秘密】
女性通常具备隐性力量，更细致地记录生活
秦海璐拍摄陈果导演的《榴莲飘飘》时，不到20岁，扎实的戏曲功底，东北人，年轻稚嫩，让她成为女主角阿燕的人选。2000年前后，下岗潮笼罩着整个东北，戏校毕业生阿燕为了改变生活，选择南下，她在深圳办理了双程证后，利用证件有效期到香港做按摩女，每天奔走于香港各式街道，再把钱寄回牡丹江的老家，因为身份问题，阿燕不敢引发任何冲突，但为了保护另一位靠双程证在香港务工的少女，她主动站到了警察面前。证件到期后，阿燕回到了家乡牡丹江，想要删除香港的经历，回归自己熟悉的生活，但电话总是不断响起，外面的世界已经成为她生活的闯入者。香港结识的朋友忽然寄来榴莲，温暖与残酷同时降临，寓意也来了。
归来的阿燕是大家羡慕的对象，但为了保守自己在香港的秘密，在各种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变化下，她只能编造各种理由躲避话题。一些同乡因为她的“成功”也选择了南下，也许回来后，也将拥有自己的秘密，远方并不美好，家乡毫无生机。阿燕重新站上了戏曲舞台，身段标准，唱腔专业，台下的观众却毫无兴趣，关注寥寥。
整部电影情感克制，没有刻板印象与猎奇心理，阿燕的人生，并没有被强加概念，电影用自己的方式给出了对命运的解释。人不该是时代的牺牲品，时代只是人的一小部分。这种人文关怀在那个时期如同镶嵌在生活底部的珍宝。
秦海璐在《钢的琴》中饰演的仗义女子，是打破沉重现实的一道光，是困境中的浪漫与反抗。
秦海璐还在电影《钢的琴》里塑造过另一个经典的东北女性角色，她饰演的淑娴很仗义，是这部男性群像电影中最重要的女性角色，只是王千源饰演的陈桂林角色设定太过丰满，导致秦海璐扮演的淑娴略显普通，如果仔细回顾剧情，会发现淑娴几乎具备了影片所有男性的优点，勇敢、仗义、真诚，同时又风情万种，她所面临的艰难并不比男性少，但不需要用闹剧找回尊严，她参与其中只因爱意和对不公平现实本能的反抗。
她的反抗是无声的、安静的，当所有男性挣扎于命运，只有她在接受生活，这比挣扎更需要勇气与魄力。某种程度上，《钢的琴》可以看作是被前妻和淑娴两个女性角色推动的电影，即使它是下意识的呈现，抑或无意识的巧合。
在刁亦男执导的电影《白日焰火》里，倪景阳扮演的前妻也给人同样的感觉，角色在电影里着墨不多，但她的出现，不仅点破了廖凡性情上的特点，也早早预示了廖凡最后在桂纶镁身上做出的选择。倪景阳扮演的前妻如同一种线索，在案件的迷雾之中，先验了结局。在优秀的东北题材电影中，女性角色通常都具备一种隐性的力量，不受地域的限制，她们情感抵达的地方，可以与所有人共通。就像《一代宗师》里，东北于男性而言，是家国大义与江湖道义在日据时期必须做出的权衡与选择，对宫二而言，东北只意味着故乡，复仇。还有延迟上映的，根据双雪涛小说改编的电影《平原上的火焰》，原著小说中的女孩李斐，代表着少年的秘密，当她成年后与儿时伙伴庄树再次相遇，少年的秘密最终也成为解开案件真相的线索。
倪景阳在《白日焰火》中饰演前妻，戏份虽然很少，但清冷气质与影片的悲剧主题不谋而合。
在电影与文学建构的东北叙事中，女性的书写通常是另一番样貌。
就像沈阳女作家苏方（《一些时刻》），她与双雪涛、班宇（《逍遥游》）、郑执（《我在时间尽头等你》）年龄相仿，成长环境相近，却很少被媒体归入新生代东北作家的序列，在她的小说里，东北不仅不是主题，甚至不作为背景，情感与私人记忆替代了集体伤痕，城市的变迁，不过是一个人的罗曼蒂克消亡史。更早一代的东北女作家，像《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作者迟子建，她的故事里的历史从不与宏大相关，那是由人展开的图景。
男性作家笔下的叙事也常关切到历史与浪潮，而女性作家的叙事，多是由情感和具体生活所构建，这种书写，并不是历史的参考，而是更细致地记录。倪景阳拍摄《白日焰火》时，看到旧日哈尔滨的场景，感觉一下子回到了少年时代，她说场景里那些凋敝是准确的，但她的感受只是熟悉。那时她在体院当篮球运动员，即使下岗潮与国有企业改革在生活中影响巨大，但她对2000年前后的回忆也只在体院里，“其实出了体院大门，就是电影里那些场景，可不知道为什么，即使我再熟悉，也总像隔着一道门”。
再加上《东北偏北》《雪暴》甚至是翻拍改编的《嫌疑人X的献身》等，于是，悬疑与黑色成了东北影像的一种显著风格，也似乎成为“锈带”的一种新的展示方式。
【困在时间里的人们】
在锈带中的角色，成为悬疑与荒诞的符号
2003年，王兵导演的纪录片《铁西区》问世，第一部分《工厂》的英文名译作《锈》。“锈带”原指大型工业区向后工业时代过渡的空间遗存，由于“锈带”在东北过于宽广，遗存也开始从空间向时间转移，而时间上的“锈带”在东北题材电影中似乎更加宽广。但无论空间还是时间，“锈带”都只是形容，不代表优劣。
东北题材电影除非穿插了明确的历史事件，否则，故事发生的时间通常会被泛化为时期，因此东北题材电影里的生活背景常有模糊的相似感，似乎无论物理距离多么遥远，那些角色都可能随时走入另一部电影，他们的命运也会自由交换。就像《漠河舞厅》爆红之后，b站最好的混剪视频是《耳朵大有福》里范伟的独舞、《白日焰火》里廖凡的独舞和《轻松+愉快》里各有心事的人物。
能跳出时间“锈带”的东北电影很少，大鹏的《吉祥如意》是最彻底的一部。《吉祥如意》是无法被界定的电影，导演大鹏接受采访时提到最多的一个词是天意。没错，如果必须形容这部半纪录半剧情，半现实半虚构的电影，只有天意这一个词是准确的。
在《吉祥如意》中，留在大城市的女儿10年没有回乡村老家“，不回去”与“回不去”之间，有着冰冷的现实与心理距离。
影片是由《吉祥》《如意》两部分组成，拍摄动因也不相同，大鹏原本设想在过年时拍摄一部关于姥姥的家庭纪录片，但姥姥意外摔倒受伤，病故，一系列突然的变化，将原有的拍摄计划打碎重组，大鹏顺着这些变化记录，成就了一部不可能被复制的电影。如果单拆出两部分的任何一部，可以联想起黄健中于1991年在吉林拍摄的电影《过年》。两部电影相隔整30年，但乡村过年的景象，小镇的日常生活，几乎没有明显的变化，故事在时间“锈带”上存在被替换的可能。
但天意的意义在于，当《吉祥》《如意》两部分结合成了一部电影时，便不再与任何作品有关联。《吉祥如意》将电影之外的东西装进了电影，用本能的情绪反应替代了表演，无论职业演员还是非职业演员，都成为了生活的参与者，而不是观察者和塑造者。这使《吉祥如意》不仅跳出了30年的时间“锈带”，也跳出了东北现实主义的常规叙事。它不一定是最好的，但它是最特殊的东北电影。
而《过年》是各方面都极其工整的现实主义作品，如果《吉祥如意》本质是对家庭的记录，那么《过年》便是对家庭关系的探讨。它更接近文学标准，并以文学的方式完成对现实的评判。《过年》与张惠中拍摄的《男妇女主任》是东北题材电影的两个方向，两者的表现方式分别侧重文学化与舞台化，这两点影响了很多后来的东北题材电影。（注：张惠中是导演张猛的父亲）
东北家庭内部众生相相比时代浪潮带来的戏剧张力，要弱小很多，因此从来不是题材重点，导演杨荔钠的《春潮》是所有东北家庭题材讨论里最冷硬的一部。《春潮》不是友好的电影，充满压抑，一个家庭里的三代女性各有悲苦，渴望理解却又彼此仇视，可以看作她之前纪录片《家庭录像带》的剧情版。她的冷硬或许与她拍纪录片出身有关，在中国纪录片领域，杨荔钠是一位重要的导演，国内第一部DV作品便是由她拍摄，导演耿军早期的DV电影也曾受到她的影响。《春潮》是她转型剧情片之后的第二部作品，第一部作品《春梦》也是介于纪录片与剧情片之间的风格。
《吉祥如意》、《过年》和《春潮》这三部聚焦东北家庭内部的电影都拍摄于吉林，又因与时代保持了距离而不在时间“锈带”里。同样在吉林拍摄的《Hello！树先生》则是标准“锈带”时间里的电影，但它没有将矛盾设定在个人与时代的冲突上，它表述的是阶层的虚妄和底层戕害。
《Hello！树先生》用人性的荒诞和苍凉镜头色调讲述了一个质朴而又压抑的故事。
王宝强饰演的树哥在修车铺打工，他整日胡子拉碴，不修边幅，父亲早年失手打死了大哥，弟弟外出打工，如今家里只剩他与母亲，生活困顿。小镇矿厂扩建，占了树哥家的土地，他在酒席上就此事发了一句牢骚，被迫下跪道歉。又因自己结婚时想要一台皇冠婚车，被弟弟嘲讽痛打。之后，树哥的行为、语言都日渐离奇，无师自通地会了掐算，几次一语成谶后，树哥成了小镇权贵的座上宾，他用疯癫赢得了他人尊重与恐惧，长久围绕身边的恶意也随他的疯癫而停止。电影开头，树哥劝阻一群打架的小孩，小孩质问他，你是谁啊？这个质问是贯穿整部电影的基底，当能掐会算的疯子代替了树哥，他才有机会完成一个无名之辈对权力者、财富新贵和平庸之恶的反击。
无名之辈反击的方式不止一种，《白日焰火》里隐姓埋名的丈夫，选择用极端手段复仇，他的复仇对象依旧是财富新贵与平庸之恶。但最后，连他的复仇也被环境吞噬，直至欲望、秘密与尊严统统被大雪覆盖，焰火无法照亮白日，黑暗滋生所有罪恶，谁也不清白干净。
《Hello！树先生》里的疯子，《白日焰火》里的凶手和抓捕者，前者生活于魔幻现实，后者挣扎于黑色宿命，但某种意义上，他们都处在同一个时间“锈带”里，因此这里的悲剧也总有几分相似。
新京报记者 汤博
编辑 黄嘉龄 校对 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