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车上有几个老师热议起了“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最让他们迷惑的是——为什么在伊斯兰文化圈中，一些国家坚持要把一本一千多年前从沙漠里走出的经书，当作全面指导、解释和管理21世纪社会的最终法典呢？
毕竟，在咱们中国人看来，拿宗教“全面规范生活”，无论是封建时期还是现代社会，都属于可行性极低的操作。
甚至，一些原本旨在要“全面规范生活”的外来宗教，传入中国后，也大多逐渐中国化、本土化，被“改造”成了为中国人生活“服务”的精神力量。
典型的像中国佛教里面画符来驱邪捉妖的功能，还有和尚算命占卜的手艺，这显然是受到了本土道教的影响，甚至双方的操作手法和画符的风格，都几乎如出一辙。
还有就是咱们的很多民间庙宇，往往会同时供奉玉皇大帝和如来佛祖，或者关公塑像的隔壁就是文殊菩萨，菩萨外面还有个土地老。佛道两教和各种民间的神仙欢聚一堂，和谐共处。
中国人拜神，更像是跟神仙在搞“交易”——我供你香火，你保佑我平安发财子孙满堂，大家各取所需，和气生财。
甚至在中国古代小说里，还曾多次出现过土地爷收钱不办事被掀了庙的情节。
老实说，中国文化在本质上，就更倾向于无神论——历史上素来讲究要信祖先信君王信自己。
但是，咱们也并非像一些“公知文”中说的那样，因为不笃信“超自然”的神，就缺乏信仰了——中国人只是信仰“现实生活和努力奋斗”而已。
因此，东亚人所认可、敬畏的，几乎都是现世的东西；对于各种“轮回、来世、神意、天堂”啥的，并不特别上心，大多数人，只会遇到事儿的时候，临时去许愿、还愿。
我们的文化，即便是神话里，都在强调个人奋斗的重要性。
比如，在中国的神话中，神仙有两种，一种是原生神，比如盘古、女娲。
另一种是那些后天通过个人努力，由普通的人或者动物，修行成的神仙。
不过，即便是原生神，他们也并非就可以靠着“神力”，生活的随心所欲，照样得坚持劳动，努力奋斗。宇宙糊了，得自己拿斧来劈，这是“盘古开天地”；天空破了，自己炼石来补，这是“女娲补天”。
不过，但更多的，还是那些通过后天努力成功“晋级”的神仙。
咱们中国的神话向来讲究，不分性别、民族，物种，只要表现得好，积极修炼行善，甚至连猴子、蛇精、狐狸精和鬼这类的，都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感动神灵，被准许升天，实现阶级甚至是物种跨越（比如动物修炼成人形），化身神仙阶层；还有东亚人的祭祖习俗，就是把祖先也归成了神灵。
而且，当中国神仙，还要严格的论功劳、拼资历和本事——这些终归都是现实世界里的东西，和出身没有特别直接的联系——即便是做了神仙也要继续修行坚持向上提升，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理由。
中国各地的“娘娘庙”供奉的“娘娘”姓名来历各有不同，但功能主要还是围绕着——祈福消灾，发财、送子等等
无论是什么样的外来宗教，或多或少的，都会受到中国本土道教的影响。
而道教的主要目的，总结起来很简单，就是长命百岁，活得逍遥自在。
于是，为了这个“庸俗的目的”，什么土招他们都愿意用，炼丹、房中术搞双修……拜的神仙也很多，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三大天尊、五大老君、土地伯公……
显然，这就是把人间的那一套，给搬到了天上——现世活好最重要，谁能有用我信谁！
这些神仙，原本都是凡胎，靠自我修行和奋斗，飞升成仙
最先被改造的，就是最早传入的佛教。
西汉末年佛教进入中国的时候，道教还没诞生，那时的佛教主要讲究的是，今世受苦只能忍着，但可保后世投胎富贵。
很显然，这套虚头八脑的操作，中国人民是不会答应的。
于是，自东汉开始，吸收了道教“现世即可成仙”的理念，佛教被“升级”为了——今世后世都能保，驱病免灾，升官发财娶妻生子全都包的“版本”。
两千多年来，经过多次消化内化，再加上印度佛教的衰亡，今天的汉传佛教，几乎已成中国本土宗教。而且，佛教在政治上，变得非常超脱，日常主要负责的一大工作方向，就是帮助信众解决现世的各种“俗事”。
在僧俗关系上，更是相当淡定，一副“万事随缘”的豁达态度，从不会用强制性或者攻击性的手段进行普及，而且，即便你不认同他们的观点，甚至表达了明显的反对或者蔑视的情绪，一般也不会招来疯狂报复和清洗。
佛系境界
接着是基督教，唐朝早期它就传入了中国，叫做“景教”，但一直非常小众，直到16世纪大航海时代，明清之际的西方传教士带着早期的近代文明在中国各个阶层曾经吸引了一批粉丝。典型的像热爱科学的礼部尚书徐光启，海盗出身的郑芝龙（郑成功的老爸）等等。
更有被满清一路追杀的南明王朝，皇族阶层和大臣们很多都主动皈依了基督教。
南明王朝的逃亡路线
比如，南明末代皇帝，永历帝朱由榔，不但带着皇后嫔妃和大臣们组团成了基督徒，还主动让刚出生的太子朱慈炫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
这位南明末代太子还有一个非常“罗马风”的名字——君士坦丁·朱。
除了他们真的被《圣经》打动，试图在绝境中寻求精神寄托方面的因素，更大的一部分原因还是现实需求的考虑——一方面，拿基督教“联络感情”，试图依靠澳门的葡萄牙人提供军火以及雇佣军来抵抗满清军队；另一方面，希望罗马教皇能够召集到欧洲的基督教兄弟们，出兵相助，帮忙恢复大明江山。
而且，永历皇帝朱由榔还真的给罗马教皇写过一封信。
梵蒂冈现存的永历帝写给教皇的“求救信”
1650年10月，清军攻克广州，南明王朝又一次危在旦夕。
同年11月，南明皇室紧急委托瞿安德神父（德国人）的助手卜弥格（波兰人），带着王太后（她的天主教名字是玛利亚·王）、朱皇帝、庞天寿（司礼太监，他是南明和西方教会的“联络人”）的三封信和大量礼品，从澳门启航，一路向西，奔赴罗马教廷。
1652年12月，卜弥格抵达罗马。但因为教廷管理层的各种扯皮，那三封东方来信，一直未能得到有效回应。
这期间，肩负重大使命的卜弥格身着中国大明官服到处奔走，作了大量讲演，为老朱家在遥远的西方赢得不少同情。
卜弥格所著的《中国报告》成为当时欧洲畅销的著作
直到三年后，1655年12月18日，新继任的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回复了《上大明中国睿智大皇帝书》。
卜弥格拿到复书，马上收拾行囊，由水路辗转奔向东方。
欧洲素描插图上的卜弥格形象
1658年，当他抵达澳门时，发现这里早就改了天地，出于清朝方面的压力，澳门当局拒绝他入境，最终卜弥格只得取道交趾（越南），准备从陆路进入中国云南边境找到已经差不多快没了的南明，一定要把教皇的回信亲手交给大明皇帝朱由榔。
永历帝的逃亡路线
悲剧的是...他不幸在越南患上了热疾，病逝于1659年夏。
直到1662年，永历帝被吴三桂绞死，南明也没能盼来罗马教廷的“救兵”。
实际上，教皇的回信送没送到，对于当年的南明，也没太大意义，里面的具体内容就是一些客气话和精神方面的鼓励，没有做任何现实承诺。
而且，当年之所以罗马教廷迟迟不愿回复，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朱由榔和他老妈玛利亚·王、妻子亚纳·王，可是带着一众妃嫔皈依基督教的～这种一夫多妻的操作，明显违背了基督教一夫一妻制原则——这位朱皇帝，他信仰不够虔诚！
怀抱明太子君士坦丁·朱的永历帝正宫皇后亚纳·王
再看同期的大清国，跟南明的老朱家对基督教的态度类似——也是实用主义之上。
爱新觉罗家更看重的，是西方传教士们掌握的手艺，比如康熙皇帝的历法专家和火炮工程师汤若望（意大利人）、擅长机械和数学的南怀仁（比利时人），还有如今在电视剧里出了名的，几乎直接改行成了宫廷画师的郎世宁（意大利人）。
郎世宁为乾隆皇帝画的后宫妃嫔——这种绘画主题，非常容易得罪人，干脆就画的都差不多吧
传教方面，因为罗马教廷禁止信徒祭祖、拜孔子，使得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难度很大，不但经常遭到政府方面的打压，民间老百姓也不买账。
到了近现代，基督教方面，无论是新教还是天主教，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更多的，还是大家以过圣诞的名义，找机会开心的体验一次购物节+情人节的狂欢罢了。
此外，非常有意思的还有曾经传入中国的犹太教——在“本土化”过程中，别说发展信徒，连它自己都几乎被“消化”没了。
犹太教的教义认为，只有犹太人才是上帝的选民，这就在血缘和宗亲上，阻止了其他人追随犹太教，这也使得它只能成为一个小众的宗教。
他们的宗教信仰被实用主义的中国本土居民叫成了“挑筋教”。
同期的欧洲，犹太人被看作贱民，不能拥有土地，不能从军从政等歧视，干什么都被限制；而中国北宋的天子，不但允许他们保持自己的信仰，还给这支犹太人的首领，赐姓为赵这个“国姓”。后来，其他人也陆续选择了汉族姓氏，比方犹太姓氏“列维”演化为“李”姓；“示巴”演化为“石”姓等等，形成了犹太十七姓.....
渐渐地，河南的那些犹太人后裔，由于斋戒、饮食等生活习惯跟穆斯林较为接近，竟然被稀里糊涂地也认作了回民，相对于穆斯林的“白帽回回”，他们被人们称为“蓝帽回回”。
他们欣然接受汉文化教育，不但经商有道，还积极投身于中国科举。
很显然，在中国，一旦金榜题名，整个人生境遇就会得到全方位提升。这样一种与科举制度相伴随的社会价值观念对犹太人的吸引力相当大——科举入仕能够带来的社会地位、名利、财富、特权都是犹太人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连想都不敢想的。
而一旦投身科举和中国官场，儒学和孔孟价值观则必然会伴随和影响他们的一生。他们和其后代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情趣、操守无疑都有会带有浓重的正统汉文化色彩。
这么着一千多年下来，到了清末，那些犹太人后裔们对祖辈们的身份认识已经非常模糊了，犹太教堂里面的那些法器，很多人都说不清楚具体的用法和意义....直到改革开放后，他们了解到现代以色列国的《回归法》，其中的一些犹太人后裔开始准备“回归”。
可惜的是，能被以色列方面认可的申请者非常少——因为，《回归法》是按母系相传这个正统的犹太人界定方法来断定犹太人身份的，而开封犹太人深受汉文化所影响，子女的身份是父系相传的....
最后要说的，是吸收教徒方面力道最猛的伊斯兰教。
跟中东地区靠战争传教的模式不同，中原地区的伊斯兰是唐朝时随着陆海两条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
这些穆斯林的身份不是征服者，而是商人和一些文艺工作者。
他们为了更好地生活，主动讲中国话、穿中国衣、吃中国饭（除了一些禁食的动物）、写汉字、读儒学和老庄思想，用不了几代人，各方面就变得很中国了。
元朝的时候，一些上层穆斯林被认作高档的“特权阶级”，享有高官显爵。
明朝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开国元勋级的回民将领。
在古代，中国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学贯中西、博通四教（儒家、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教），致力于用汉文翻译经典，用汉文撰写著作，他们多用中国传统儒学来阐述清真教教义，这又被称作“以儒诠经”，突显中国风格，呈现本土气派。
中式古典建筑风格的清真寺
就算是西北一些地区的伊斯兰教，原本是跟早前的宗教战争有关的，但也深受满汉蒙等其他民族的影响，非常具有本土特色。比如，对麻扎的崇拜，就是萨满教、佛教的遗存。
抗战时期的西方记者曾经这样记录当年的新疆：
女人不论是门第高贵者，还是普通百姓，都没有遮面的习惯。喀什噶尔妇女较之其他清真教地区的妇女享有更多的自由。他们不禁酒、不反对音乐，而且非常喜欢歌舞和乐器，无论男女，皆爱随性起舞....
此时的新疆400万人民，都在积极响应当年“一县一机”的口号，慷慨捐献了战机144架，超出了任务指标的一倍多。
同样在抗日战争中，日本为了拉拢宁夏马鸿逵和马鸿宾的回民武装，曾经极力鼓吹要帮他们建立“回回国”，但被直接严辞拒绝。
马鸿宾等人说，
“回民是信教的人，并非一个民族，我们回民和汉人皆是黄帝子孙，只是信奉的宗教不同而已....我中华回民皆中国之国民，生于斯、息于斯，与国家有绝对不可分离之关系。”
马鸿宾（1884—1960）。1949年，他率部起义，为解放宁夏做出了巨大共享，后来当选了第一节全国人大代表
这方面，说得确实很在理。
某个宗教和它旗下教派，同某一民族的划分，绝非一个概念，是不可混淆的——宗教并非一个民族的全部，也无法涵盖一个民族的传统习俗和特色文化，更不能死板的被强行认作某个民族的标识。
世间没有救世主，解决问题还得靠认真的生活和努力奋斗，拜神或者念经只属于锦上添花，无论你拜什么神，大家都是中华儿女——这就是中国宗教背景的底色，任何一个外来宗教在中国，要想扎根，最终都得过了这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