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宣传科学无神论，从9月10日起，我们将连载李申的专著《中国无神论史》。李申，1946年4月出生，河南孟津县人。1969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原子物理系；1986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获哲学博士学位；2000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儒教研究室主任。2002年转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中国无神论学会顾问、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中国反邪教协会副会长。
第十一章 宋元时代的无神论思想
八、宋元儒者反对佛教轮回说宋元儒者，除了和佛教的一般教义论争外，继续反对佛教的轮回说。
首先是张载。他一面从世界观上反对佛教“以山河大地为见病”，“诬天地日月为幻妄”，这是“以心法起灭天地”，“以六根之微因缘天地”（张载《正蒙》），这就像夏天的虫儿在谈论冰雪一样可笑。同时他也反对佛教的轮回说。
张载批评佛教认为“有识之死，受生循环”是“不知鬼”。因为在张载看来，鬼神，是二气之良能，即阴阳二气固有的功能。聚而成人，这良能就是人的精神；人死气散而为鬼，这良能并没有离开阴阳二气。因此，“聚亦吾体，散亦吾体”，“死之不亡”，这已经消散的气不可能再聚在一起。但佛教认为，人死，灵魂就离开肉体独立存在。然后依据本人善恶，他的灵魂会完整地再次转生。在张载看来，佛教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所以说佛教是“不知鬼”。至于佛教“必谓死生转流，非得道不免”，当然就不能说是“悟道”。
这是张载对佛教轮回说的批判。
程颐、朱熹都认为，第一，人死气散。已经散了的气，都要归于消灭，而不可能用这已经被废弃的气重新铸造新的生物。这就从物质理论上反驳了轮回说。第二，如果轮回说成立，则“则是天地间人物皆有定数，当只是许多气翻来覆去。如此，则大造都无功了。”（陈淳《北溪字义》上）程颐、朱熹甚至批判张载的“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认为这是“大循环”，类似佛教的轮回说。
在程朱看来，否认“大造”的功能，是不正确的。所谓“大造”，就是儒教所说的“造化者”，“造物者”。至于造化者或造物者究竟是谁？是什么神？则儒者们从来没有明确回答。但他们常常提起这个造物者，以与佛教的轮回说对抗。从这个层面上，可以说是两种有神论的争论。但是从认为轮回不存在这个层面上说，就是无神论的言论。
司马光在《书仪》一书中，批判佛教的天堂地狱轮回说，认为这是佛教对民众的“诳诱”。司马光说，按照佛教的说法，好人死后上天堂，坏人死后下地狱，被刀砍火烧，受种种无边的痛苦。他们不知道，人活着时候有肉体血气，知道痛痒。但是剪下的指甲头发，就不知道痛苦，况且死者形神分离。形体入土腐朽，和木头石块一样无知；精神就像飘忽的风火，不知跑到了哪里，就是刀砍火烧，怎能知道痛苦。
司马光的这个批判，可说也是击中了中国佛教的核心错误。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佛教在印度时，轮回中的五道或六道都是“众生”，而且不让地狱中的众生死去。因为死去以后就不知道痛苦，惩罚就没有作用。可惜中国佛教把六道中的地狱变成了灵魂的处所，信奉者仍然认为哪里十分痛苦！
司马光继续说，佛教创造的天堂地狱，本意是要劝善惩恶。但必须是公正的。如果说真有天堂，那里一定是君子；如果真有地狱，那里一定得是小人。不应该通过贿赂祷告就能改变。现在许多人，亲人去世，他们要做法事，祈求佛教免除罪恶。这是不把亲人当君子，而把亲人当小人。假如亲人真的有罪，也不是贿赂僧人就能免除的。这是中等智慧的人就能了解的事，可是现在举世滔滔，几乎都相信这一条，甚至弄到倾家荡产才算完，怎么都这样的糊涂呢！
如果说张载、程朱是从世界观上批判佛教的轮回说，司马光则是从道德层面批判佛教的轮回说。这些批判，都比前世更加深刻。到了元代，儒者史伯璿则从新的角度批判了佛教的轮回说。
史伯璿著《管窥外篇》，其中专门讨论了轮回问题。
依照中国佛教的轮回说，人死灵魂不会消灭，它将根据肉体存在时的善恶，转生为人或者畜生等等。史伯璿反驳道，当人和物刚刚产生的时候，哪里来的那么多灵魂用于转生？也就是说，轮回说无法说明人和生物的起源问题。第二，轮回说仅仅是在人与其他动物之间，那么植物为什么就不参与轮回。佛教的回答是，因为动物“有息”而植物没有。史伯璿认为，这是否定了植物和动物都是同出一个本源，就像人体的指甲、毛发，虽然没有感觉，更没有灵魂，但是和身体其他部分，都是血气所生。同样，动物和植物，也是出于同一个本源，即一气聚散。轮回说仅仅顾及动物而否定植物，自相矛盾。
史伯璿的批判，也别出一格。
元英宗时，曾命人用黄金粉末写佛经，为去世的元代皇帝们超度。佛经写成以后，让左丞苏苏传旨，命吴澄为佛经作序。吴澄说，皇上写经，如果是为民众祈福，乃是一件盛举。如果是追荐亡灵，就让我难以理解了。
吴澄说，求福之事，虽然人人都喜欢听，但轮回之事，即使佛教僧人，也有许多不愿意多谈的。大意不过是行善可以升天堂，作恶就要下地狱。于是那些僧人才有了所谓“荐拔”一说，也就是俗说的“超度”。给僧人一些钱财，僧人们为死者念一些佛教经文，可以使死者免除罪恶，不受地狱的痛苦。
可是按照儒教的说法，皇上您的祖宗们都在天上，哪里用得着荐拔呢！况且从开国以来，写经超度祖宗亡灵的人不知有多少，假如无效，就是佛法荒唐；假如有效，就是诬蔑自己的祖宗有罪。所以这种事，不能做。请转告皇上。
后来因为元英宗去世，这事也就搁置起来。
吴澄的反驳，虽然和司马光的批判有一致的地方，但用于皇帝，可说也是煞费苦心。
综观宋元儒者对于佛教轮回说的批判，和南北朝时代相比，在理论上有了重大的进步。这也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进步。
九、新风水术的兴起及其反对声浪唐代吕才整理“葬书”以后，从汉代开始的选择葬地的理论逐渐破产，宋代，有人假托晋代郭璞创造了一部《葬书》。基本理论是：死者遗骸上的气，可以和他子孙的气感通，影响、甚至决定子孙的祸福。为使遗骸能够聚集感福的气，需要选择好的地形安葬死者。如果地形不大如意，其补救办法就是用某种方法驱赶地下的气，使之聚集于遗骸。地下气的运行规则是：“乘风则散，界水则止”。由于这种选择葬地理论特别重视风和水两项内容，故又简称为“风水”。
《葬书》问世不久，就发生了激烈争论。郭璞是晋代著名儒者，曾作《尔雅注》等书，又善于看相、算命等巫术。《晋书》本传说他临刑时还能算出行刑地的树上有几只小鸟。于是反对者说，他为什么算不出自己将被处死而事先采取措施呢！
其实这本书根本不是郭璞所写。查宋代以前的文献，“风水”一词指的是人患的“浮肿病”，与葬地完全没有关系。与选择葬地有关的风水术，乃是北宋时代的产物。对待这新的巫术，司马光、程颐等都持反对意见。
司马光作《葬论》，其中说道，埋葬死者，是儿女不忍心让亲人的尸骸暴露，所以要装敛并掩埋起来。现在的葬者，却要察看山川冈沟的形势，研究岁月日时的支干，认为这些东西关系着子孙们的贫富贵贱寿夭贤愚，一定要在此地此时，否则不可埋葬。人们几乎都被这种理论所迷惑。于是就有父母死后好久而不埋葬的。他们的理由，许多都说是没有好的葬地。时间久了，父母的尸棺丢失的，也不在少数。有这样的儿女，和没有儿女还有什么区别！
《葬论》继续说，人的贫富贵贱寿夭贤愚，是人自己的事情，和葬地有什么关系呢！即使像那些葬师们所说，作为人子，正当悲痛的时候，不是考虑如何安葬父母遗骸，而是关心自己的福祉利益，于心何忍呢！
司马光以自己为例，说父亲去世的时候，亲戚们都说应该找葬师选择墓地。哥哥没有办法，只好找来葬师，应许给他两万钱，但要求他必须按照自己的谋划行事，否则就找别的葬师。于是哥哥按照行事方便的原则，决定了葬时、墓地，墓穴的走向深浅等等，葬师用《葬书》加以粉饰，说，这都是大吉大利，亲戚们都皆大欢喜。
司马光说，现在我哥哥七十九岁，在九卿的位置上退休。我六十六了，勉强也做了宰相。家族做官的有二十三人。那些按《葬书》办事的，未必胜过我家。
司马光还说，前年老伴去世。棺材做成就装敛，墓地挖好就埋葬，没有向葬师们们咨询过一句话，到现在为止，合家平安。
司马光最后说，我写下这些文字，为的是让子孙们知道，一定要及时埋葬死者，葬具不必丰厚，《葬书》不可相信。
司马光的现身说法，今天也还是那些相信风水的人们的一付良药。
程颐也不赞成“阴阳家”选择墓地的理论，但他赞成墓地要慎重选择。选择的标准有两个方面。一是要好地。土壤肥沃、草木茂盛。说父祖与子孙同气。父祖埋在好的地方，尸体就安宁。父祖尸体安宁，子孙也会安宁。阴阳家说的方位、吉凶，太拘泥，而且是专为自身利益，不可取。
此外葬地还有五条必须考虑的防害原则：“须使异日不为道路，不为城郭，不为沟池，不为贵势所夺，不为耕犁所及。”（程颐《葬说》）这些顾虑可见所谓孝子的良苦用心，实际上很难做到。
程颐《葬论》所批判那些相信“风水五姓”的人们，说他们目的是求吉，得到的却往往是凶。那些“卜选时日”的人们，认为“乾”“艮”两个时辰吉利。可是这两个时辰都在半夜，如何埋葬死者。这叫做应该忌讳的不忌讳，不该忌讳的反而忌讳，“颠倒虚妄”。“死者如有知，居之其安乎！”
郭璞《葬书》的基本理论，不是从五行生克演变过来的五姓吉凶，乃是董仲舒以来的以气为中介的感应理论。说父母骸骨中的气，可以和子孙的气互相感应。所以如果父母骸骨能聚集到好的气，和子孙感应，就会保证子孙富贵荣华。然而这个感应理论只说气可以互相感应，却违背、或者说抛弃了董仲舒所说的感应原则。因为依照董说的原则，是同类感应。特别是阳气感应阳气，阴气感应阴气。父母的尸骸，如果有气，也当属阴，如何能和阳世子孙的阳气感应？
依董仲舒以来的气论，气的运行和感应是不受障碍的。然而《葬书》说气在地下运行，运行的原则是“乘风则散，界水则止。”
说气乘风则散，可以理解。为什么“界水则止”？在古代各种有关气的理论中，都没有一点根据。
还有，依据从春秋、战国以来、由张载、程朱等发展了的鬼神理论，说人死“骨肉归于土”，魂气则“无不之”。子孙祭祀时，来歆享祭品的，就是那无不之的魂气。依这种基本理论，则去世以后的父母，和子孙相互感应的，应该是那虽然已经消散、但届时又会聚拢的魂气。如果说，已故父母的气能够感应子孙、影响子孙的贫富贵贱，那么，也不会是坟墓中的尸骨。
如果细心检查，署名郭璞《葬书》的理论，几乎可说是处处自相矛盾。然而从司马光开始，几乎无人从这个角度批判这种新的风水巫术。人们求富、求贵的心理太迫切了。甚至直到今天，在风水术曾经被定为封建社会三大迷信之一近百年之后，风水术不仅大行其道，甚至还有扩大到住宅选择、婚姻、经商等等领域。虽然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因为风水不好而售卖不出的房屋，但是仍然有不少人对风水术痴迷有加。如果说风水还有一点好处，那就是一些收入不高的书生或半书生，可以从那些愚昧无知的老板那里多少骗点银两，减少一星半点贫富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