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作为一种文献类型，民间抄本的价值尚未得到学界的重视。美国学者薛龙的《晚清民国时期平民的日常生活: 理解抄本文化》一书，是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第一本正面讨论抄本的开拓性著作。该书通过举证翔实的史料，提醒研究者注意抄本在印本时代普 遍存在的事实，阐述了抄本对理解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的学术价值，并对解读抄本的思路提 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不过在解读路径上，该书没有对写本类型进行区分，低估了抄本、 传抄者与“平民”之间的复杂关系，对抄本表述的文化与所谓“平民”文化的处理有简单化 的嫌疑。在具体解读方面，本书也存在过度解读、非历史化解读和误读等问题。
2018 年由博睿( Brill) 公司出版的《晚清民国时期平民的日常生活: 理解抄本文化》① 一书，由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美国学者薛龙( Ｒonald Suleski) 所撰，是中国近现代史及明清史领域正面讨论抄本文化的一部开拓性著作。② 该书提醒研究者注意抄本对于理解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并为如何开展抄本研究提供了基本思路和一系列案例，而书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显示了抄本解读会 遇到的困难和可能存在的问题，值得注意。
①Ｒonald Suleski，Daily Life for the Common People of China，1850 to 1950: Understanding Chaoben Culture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18) .
② 据笔者管见所及，明清史领域至2020 年才出现正面讨论抄本的专著性质的研究。参见刘勇《明代抄本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2020 年。
一、主要内容
大凡有一定田野经验的社会文化史学者，对于抄本在民众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应该多少都有具体的感性认识。笔者在闽西四保田野调查期间，就不时见到村民家中保存的抄本。在这样一个曾 在清代南中国印刷出版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印刷之乡，至今仍可找到为数众多的各种抄本。笔者在当地搜集到的礼仪手册———祭文本，有近五十种之多，但印本仅三种，其余均为抄本。① 他如蒙学、制艺、堪舆、择日、医书、药书等类抄本，在当地也时有所见。
其实，诸多抄本被转抄、流通和使用，并非四保一地的特例，而是普遍存在于中国许多地域的情 况。② 宋代以降，特别是自明末以来，随着印刷出版业的发展，书籍价格相对低廉，书籍流通范围日益扩大，也日益向社会下层渗透。在这种环境下，为何抄本还有较大的生存空间，是个颇值得探讨 的问题。③ 该书作者选取这一学界相对忽视的主题进行研究，不能不说独具眼光。
据薛龙介绍，他对抄本的兴趣始于 2004 年。他在中国各地旅行过程中，注意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古董市场出售的抄本，开始搜集此类文献，并尝试对它们进行解读，此后相继发表过一些成 果，该书就是在解读作者收藏的抄本，综合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写成的。
作者所说的抄本，并非图书馆收藏的那些珍本、善本，而是以往不堪登大雅之堂，流通于具有一 定读写能力的读书人中间的手写文本。作者认为，这类抄本有三个特点: 其一，它们并非大部头的史部、子部或集部著作，知识精英和殷实人家不感兴趣。其二，传抄这些抄本的目的，并非为了收藏 或在学者中间流通。其三，传抄目的有时并非为了将重要著作传之后世，因为经常抄录的只是文本的部分内容。为区别于图书馆收藏的抄本，作者将本书处理的抄本称作“民间抄本”( 第 15 页) 。
全书共十章，外加绪论一章。第一章交待了作者解读抄本的基本思路，并论述了抄本及抄本研 究的基本情况，如学界对抄本的研究，民间抄本与士大夫抄本的差异，抄本的用纸与装订，抄本的书 法等，还介绍了杂字、科仪本、风水书、礼仪指南、讼师秘本等几种文类。第二章《抄本里的谦辞》、 第三章《写在抄本的边缘上》试图解读抄写者留在文本中的各种印迹( 打油诗、涂鸦等) 。第二章主要讨论的是抄本中的谦辞，它们多书于抄本的封皮和封底; 第三章的考察重点是抄写者写在抄本天头和其他地方的谦辞、批注和涂鸦，作者试图通过解读这些印迹，推断抄写者自身的教育程度、性情 乃至人生观等。下面试举二例以说明作者的解读方式。
在作者收藏的抄本中，有一本抄于光绪二十六年( 1900) 的《古文释义》，抄写者的书法较为老到，作者据此认为，“他已经花了许多年来提高书法水平，可能是一个少年或青年”( 第 69 页) 。这个抄本抄录了 22 篇古文，抄本最后有一段题为“时运”的文字，讨论的是时运问题。这段文字的大意是，人生于天地之间，无人可以摆脱时运的影响，所谓时运不济的问题根本不存在，差别仅仅在于是否意识到时运的存在，在于是否知道对时运善加利用。因此，“若怨时运不至者，岂不愚哉”? 最后为了表达谦虚，抄写者书“见哂见哂”四字( 第 70 页，参考第 71 页图 2. 2，作者漏读了后两字) 。在这篇短论中，抄写者表达了对时运的看法，而作者认为透过这些评论，今人有可能窥见抄写者的 世界观。
① 刘永华: 《礼仪下乡: 明代以降闽西四保的礼仪变革与社会转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年版，第 102 页。
② 晚清民国时期原香港新界一位塾师的藏书中，抄本就占了一定比例，特别是实用指南类书籍，164 种书籍中，抄本占 35
种，为总数的 1 /5 强。参见刘永华《后五四时代中国内地的书籍流通与阅读取向———基于四份书单的分析》，未刊稿。
③有关中国书籍从抄本向印本的发展历程，参见大木康著，周保雄译《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16 页; 井上进著，李俄宪译《中国出版文化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20 页; 周绍明( Joseph P. McDermott) 著，何朝晖译《书籍的社会史: 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9—73 页。在欧洲书籍史学界，以往从抄本到印本的线性认识已经受到质疑和修正，抄本在古腾堡发明活字印刷术后仍旧长期存在。参见 David McKitterick，Print， Manuscript and the Search for Order，1450 － 18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
作者还对抄本《内外科眼科杂症》进行了讨论。从封面可知，抄写者名为何锦梁，应是一位医生。从抄本自身提供的信息判断，此人于 1932—1945 年在上海行医。从抄本中留下的信息，可以了解更多有关此人的细节: 这个本子抄录了不少症状及治疗的秘方，作者认为这显示何医生平日忙碌，经验丰富; 从最后一页涂鸦中的“皇法礼大”一语( “皇法”作者误读为“皇汰”，第 136 页) ，本书推断帝制虽已覆亡二十载，但皇帝观念仍在影响着民众的想法; 抄本还显示，此人还介入某些商号 ( 某钱庄或药房) 的运作，他曾派人去华中一些城市或乡村收账; 从这个本子抄录的几条咒语，作者推断此人还对道教法术很着迷( 第 134—139 页) 。因此，透过解读抄本中留下的印迹，作者实际上试图勾勒此人生平的几个侧面———只是由于信息有限，这位医生的面目到最后仍旧模糊。
第四至九章详细讨论了五大类型的文本: 第四章《徐老师: 在一所清末的小学课堂内》讨论的是杂字等蒙学读物; 第五章《清朝算命师对未来的占卜》考察的是一本命课; 第六章《构建民国时期的家系: 1944 年山东》解读的是一部家谱; 第七章《老白老钱写联儿》分析的是两本楹联抄本; 第八、九章《妖魔》围绕不同阶序的超自然对象，讨论了一系列道教科仪本介绍的种种驱邪法门; 第十章为结论。书后有四个附录。附录 A、B、C 分别罗列了三类抄本: 本书提及的抄本，作者收藏但没有论及的抄本，及作者收藏的韩国、日本抄本。附录 D 是科仪本《五十之日逢五道》的英译。
考虑到作者的解读颇为琐碎，下面以本书第四章对一个抄本的解读为例，介绍作者的解读方式和解读重点。第四章讨论的是2005 年秋作者在北京潘家园购得的一个抄本。抄本封面题“徐氏三种”四字，本书定为抄本书名，共 102 页。里面抄录了三类文本，最重要的是带有注释的《千字文》， 其次是一个有助睡眠的药方，其三为一条谜语。作者从这个本子的使用者留下的印迹，重构了使用 者的大致情况及他们与这个抄本之间的关系。
作者重构的起点，是抄本内出现的一个年代，这是由铅笔写在封面上的一串数字: “20，6，27”。作者认为这是指 1920 年 6 月 27 日，进而依据本子中出现的三种笔迹，断定本子的三位使用者及其大致生活年代。由于其他两种笔迹是用毛笔书写的，作者断定书写者的生活年代更早。从抄本的 名称判断，最早的使用者应为一位姓徐的人。从文本的主体内容( 《千字文》) 和最后两页的姓名清单，作者断定此人的身份为老师。封底出现的“王秉鸣”三字，写了五遍，作者认为此人应是这个文 本的第二位使用者，其身份是徐老师的学生。而那位以铅笔写字的人，则是第三位使用者。在此基 础上，作者以代际年龄间隔为依据( 一代 30 年) ，大致估计了上述三人的生活年代。据他估计，徐老师大约生于 1840 年①，1910 年前后亡故; 王秉鸣生于 1871 年前后，至 1920 年他大概年近五十，而第三位使用者生于 1908 年前后，1920 年时可能尚是一个 12 岁的少年。
① 作者的推算方法大致是: 1920 － 30 × 2 － 20 = 1840( 年) 。30 × 2 是两代人的代际间隔之和。作者之所以将徐老师的生年定于 1840 年而非 1848 年，很可能是将徐老师的从教年龄纳入考虑。
文本周边的信息，也为推断文本的制作者与徐老师及其学生生活的区域提供了线索。封面有 “徐氏三种”四字，作者认为，一般使用者是不会给自己抄写的本子写上这种书名的，合理的推断 是，这是由负责传抄的抄工写的。因此，封面出现的墨书“志周堂”及朱印“磐石志周堂记”，很可能 是这个抄工所在店铺的字号。而朱印之上的三个朱字“璧冥津”( 作者读作“璧津冥”，我认为不符合当时从右到左的书写习惯，第 150 页) ，作者认为是其商标。磐石位于吉林省，这应该就是徐老师生活的地方。作者还根据这个抄本的装订方法( 所谓“五针眼订法”) ，推断抄写者可能是一位旅居磐石、以佣书为生的朝鲜人。作者推断这个本子传抄的年代是 1880 年前后，推断的依据，还是上文提及的代际间隔。他从 1920 年这个年份，推导出徐老师的生年，再考虑到他的从教经验，于是将抄本制作时间定于他 40 岁那年，亦即 1880 年前后，并进而推断，他大概是 1883 年将这个本子送给学生的。作者还推断，这个本子抄写的第一、三种文本，很可能是徐老师课堂讲授的内容，而第二种可能是他给“平民”开的药方。
抄本最后两页有一份名单，作者认为这是徐老师学生的清单。其中王聚福之下，注明此人来自 山西平定( 作者误录为“平丁”，第 162 页) ，而且还注明他现居于一个百货店内，这说明他家可能是开百货店的。从这一信息，作者推断徐老师“很器重”这个学生( 第 162 页) 。有趣的是，在有些姓名之后，还书有“赵钱孙李”“日月光”“寒来暑往”“福禄祯祥”等表述，作者认为这是对学生性格的 描述，这一解释似觉牵强，姑存疑。有关第二个使用者，本子也提供了一点线索。封二用铅笔书写 了“王员外散，秃老人家，他看中的书”等十几个字( 第 164—167 页) ，作者推断王秉鸣喜欢这个抄本，也可了解到，此时他已秃头。
综上，透过解读一本抄本传抄的内容，特别是使用者在抄本上留下的种种印迹，作者描绘了一幅徐老师的“肖像”( 第 143 页) ，并重构了这个抄本的生命历程。其他各章的解读方式大体如此，恕不一一赘述。
纵观全书，作者解读了近三十种抄本及少量印本。如第一章解读的有《申群杂字》《款众杂字》《三元法忏》《太上三元宥罪法忏》《书符法事》《千金赋》《婚元讲》《洪浦》《祭文》等，第二章考察的 是《古文释义》《文昌帝君劝孝歌》《捷径杂字》《五言杂字》《六言杂字》等文本，第三章讨论的有《内外科眼科杂症》《帖式对联》及一本命课，第八、九章解读的是十余种科仪本，如《蛇传秘本》《高上玉皇本行集经》《正一朝天三八谢罪法忏》《三官忏》《瑜伽三元宝忏》《太上修真晨课》《城隍经度 亡经》( 又名《六狱经》) 、《龙王法事》《八亲口诀》《五十之日逢五道》《送鬼祟咒》等。第四至七章则分别对一种特定抄本进行专门的解读，第四章讨论的是一位蒙学塾师的启蒙教材( 即《徐氏三种》) ，第五章考察的是一本东南某幼童的命课，第六章解读的是山东某地的《唐氏家谱》，第七章讨论的是两本楹联抄本，它们的抄写者分别是来自北方某地的老白与来自广东开平的老钱。对这些 文本的解读，基本涵盖了晚清民国时期抄本的几个基本种类，从某种程度上展示了抄本解读可触及 的深度与广度。根据作者对本书所做的定位，本书“广义上说”“是一本指南书，指导如何获取文本可能表达的意义，如何创造性地评价这些材料”( 第 7 页) ，应该说这一定位尚称到位。
二、解读路径及其问题
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本书研究抄本的视角是“人类学视角”( 第 6 页) 。为了阐发这一研究视角的特点，作者对抄本的基本属性、抄本与读书人、抄本内容与民众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 讨。同时，本书各章还对具体的抄本进行了研究，具体展示了如何运用这一视角。这些理论探讨和 专题研究，一方面揭示了作者所称“人类学视角”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体现了作者对这一视角的理 解中存在的偏差和问题，因而有必要结合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对这一路径加以审视。
( 一) 抄本、写本与笔记
在现代汉语中，“抄本”与“写本”两词的使用多不加区分。① 不过有的词典也指出，两者的内涵稍有差异，《辞海》第六版对“抄本”的阐释就值得注意: “抄本: 亦称‘写本’。即抄写而成的书本。古代书籍都出于抄写。唐以后刻本渐行，但有些比较专门、不甚著名或需要不广的著作，仍以 传抄方式流通，遂称手写本为抄本或写本。习惯上将时代较早、缮写工整、校勘严谨、纸墨精良的抄本称作写本，以别于一般抄本，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及佛经道书等。”② 这个阐释值得注意之处，是给出了写本的两个内涵，其一为抄本的同义词，其二为抄本的一个特殊类型。同时还可注意 到，《辞海》对抄本的阐释，只涉及书本，而非所有手写文本，如账簿、契约及笔记一类。这种不加区 分的做法，在文本的解读过程中，可能会带来一定的问题。这是因为，同为手写的文本，属性不同， 所涉文本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有所差异。本书在解读抄本过程中，有时就是因为对文本的类型不 加区分，从而产生了一些误解，这一点下文还会论及。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 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版) 对“抄本”的解释是“抄写的本子( 区别于‘印本’) ”( 第 151 页) ，对“写本”的解释是“抄本”，说明两词不加区分( 第 1451 页) 。
②《辞海》第 6 版，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57 页。
为了区分手写文本的类型，笔者建议，遵循目前中古史写本研究领域较为通行的做法① ，将写本界定为一切手写的文本，亦即与印本相对而言的文本形态。在写本当中，不妨依据其形态差异进 行分类。抄本一词建议取其狭义，用于指称手写的书籍，以此与手写账簿、契约等文书相区别。为 准确起见，此类写本也可使用“写本书籍”这个表述。而手写账簿、契约等文书，不妨称作写本文书 ( 本书第五章讨论的命课、第六章解读的族谱，似应归入此类) 。其他写本如笔记一类，则径用其名即可。②当然，有关写本的类型，还有待学界进行更深入、系统的讨论。考虑到薛龙将本书解读对象称作“民间抄本”，同时这些对象多属写本书籍，故而本文在行文中袭用抄本这一表述。
① 近些年来，文史学界特别是敦煌学界的写本研究渐成气候，荣新江提出了“写本学”的概念，而郝春文等学者对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分期和内容进行了讨论。参见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40—352 页; 郝春文《敦煌写本学与中国古代写本学》，《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 年第 2 期，第 67—74 页; 张涌泉《写本文献: 中华文明有待开发的宝藏》，《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 年 5 月 13 日，第 B06 版。此外，以写本研究为主题的期刊《写本学研究》第 1 辑，于 2021 年 3 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请参见该辑第 1 篇文章《什么是写本学———荣新江、伏俊琏、游自勇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对谈录》，《写本学研究》第 1 辑，第 1—15 页。
② 此处所谓笔记，并非指作为著作体裁的笔记，而是“听课、听报告、读书时所做的记录”( 《现代汉语词典》，第 69 页) 。
( 二) 抄本、传抄者与使用者
我们知道，抄本是相对于印本而言的。两者的制作方式有着显著差异。相应地，抄本、印本与 文本背后的人之间的关系，也有值得注意的差异。所谓“文本背后的人”，对这两类文本而言是有不同内涵的。依据罗伯特•达恩顿(Ｒobert Darnton) 的看法，印本的“生命周期”( life cycle) ，牵涉到从作者到书坊，从销售商到读者的复杂人群，如出版人、原材料供应商、印刷人、运输方、销售商 等。相比之下，抄本的“生命周期”，通常与出版人、印刷人、运输方、销售商等群体无关，在这一周 期中较为核心的是传抄者( 可能是职业抄工) 。①
①参见罗伯特•达恩顿著，萧知纬译《书籍史话》，《拉莫莱特之吻: 有关文化史的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90 页，达恩顿提出的模型更适用于印本而非抄本。近年来，欧洲中世纪抄本研究开始关注对抄本“生命周期”的研究，参见 Michael Johnston and Michael Van Dussen，“Introduction: Manuscripts and Cultural History，”in idem. ，eds. ，The Medieval Manuscript Book: Cultural Approaches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 ，pp. 6 － 9。
就生命周期而言，不管是印本还是抄本，也不管涉及哪些群体，文本最终都需要落实到使用者 身上。印本、抄本的使用者通常都是读者。两者的主要差异在于，读者在文本制作过程中扮演的角 色是不同的。印本的制作者是出版商、印刷商，普通读者不直接介入书籍的编辑与印刷过程。当然 这不意味着读者在文本制作过程中无足轻重，因为书籍( 至少多数书籍) 是供市场出售的，对读者阅读取向和销售状况的预判，可说是决定是否出版某一部书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只是这种预设 读者的所谓“介入”，是间接的，取决于出版商的预判。与印本不同，抄本的直接使用者( 还有间接使用者，如本书讨论的“平民”，详下) ，通常就是传抄者自身。抄写哪一部书，抄写书中的哪些部分，是由使用者亦即读者决定的。换句话说，抄本与印本的“服务范围”是不同的。有学者认为，印本主要满足社会需求，而抄本主要满足个体需求①，有一定道理。因此，抄本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通常比较直接，后者直接介入前者的制作过程，这种关系对抄本自身的属性产生了重要影响。
① 郝春文: 《敦煌写本学与中国古代写本学》，第 74 页。
从这一认识出发，就有可能在抄本与使用者之间，建立一种相较于印本与读者之间更为密切的 关系。那么，如何把握这种关系呢? 本书将抄本视为使用者的“笔记本”( 第 5、11、22 页等) 。作者指出: “抄本应该被视为笔记本。当人们碰到有用或有趣的文本和信息，就会将之记录于笔记本。许多抄本包含若干部分的内容，这几个部分的话题之间，似乎不存在关联。但事实上，相关当事人把每个抄本的话题串联起来，他出于自己的兴趣和需求，选择抄录的内容———不管抄录者是自己还是别人。”( 第 62 页) 这一理解事实上混淆了抄本与笔记之间的界限。尽管抄本与笔记之间并不存在截然的界限，但从解读的角度看，应对两者加以区分。同样是传抄，抄本与笔记不妨说位于两极: 抄本相对完整地传抄原来的本子，而笔记更具备“集萃”的性质，亦即仅仅选择性地记录自身有兴 趣的部分，而且通常并非逐字抄写，而是多采取概括、摘要的方式。① 从这一角度看，抄本比印本更多体现了传抄者/ 使用者自身的切身关怀，而与抄本相比，笔记又更直接体现了记录者自身的兴趣。正因为如此，抄本、特别是笔记为披露传抄者或记录者自身的知识、思想与信仰提供了不容忽视的 材料。
在本书探讨的时代，这些传抄者属于哪个群体? 作者用了不少篇幅，对传抄者的身份进行讨论和认定。他认识到，从书法优劣判断，传抄者的受教育程度是有差别的。不过他还是提出这样一个 假设: “这一时期许多书面材料的使用者，特别是我收藏的那些书面材料的使用者，都是秀才一类获得过低级功名的人。”( 第 23 页) 何为“秀才”? 绪论谈到书面世界的参与者时指出，不少是有志于获取生员资格的学生，而“考中的候选人被称作‘秀才’”( 第 2 页) 。但书中随处可见的“秀才”一词，并非科举功名的获得者，或是参与过科考的童生，因为作者在一个脚注中交待说，本书的“秀 才”代指“能识文断字的人”，他们靠从事各种文字工作养家糊口，“也可以假定他们是职员或代书” ( 第 25 页注 17) 。综合本书各章的论述看，作者所谓的“秀才”，应接近现代汉语中“秀才”的广义， 亦即书生、读书人之意。
总体而言，抄本、传抄者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非常复杂的。有时，所谓的传抄者，其实 就是撰著者，如第五章讨论的命课和第六章讨论的《唐氏家谱》的所谓传抄者。有时，传抄者可能 是专业抄工，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面对的就是抄本、抄工、使用者三者之间的关系，而不仅仅是抄 本与抄写者的关系。② 更多抄本涉及的情形，应该是传抄者自身的传抄行为，亦即传抄者依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将别人撰著的文本进行抄录，此处仅涉及抄本与传抄者之间的关系。在这三种情况 中，抄本与传抄者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是有一定差别的。
① 参见安•布莱尔著，徐波译《工具书的诞生: 近代以前的学术信息管理》( 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 第 2 章对笔记的深入讨论。
② 欧洲活字印刷术发明前，为满足大学师生对书籍不断增长的需求，抄本制作出现了批量生产的趋势。为提高制作效率，一部书可能拆分为几个部分，由几个抄工同时抄写，这种制度被称为“分卷抄写制”( pecia system) 。参见托马《手抄本》，费夫贺等著，李鸿志译《印刷书的诞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7—23 页; Alison Joan Ｒay，“The Pecia System and Its Use in the Cultural Milieu of Paris，c1250 － 1330，”Ph. D Thesis，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2015.
( 三) 抄本、读书人与民众
印本与抄本之间的差别，对于理解抄本有何意义? 除了传抄者自身，抄本的使用者还有可能包括哪些群体? 抄本与传抄者所在社区之间，存在何种关系? 本书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为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思路。作者将抄本视为一种“文化工艺品”( cultural artifact) ，讨论围绕这一“工艺品”形成的社会关系。此处所谓“文化”，指的是民众的生活方式，或者用作者的话说，是“平民的 日常生活”，而“工艺品”是指抄本由手工抄写而言( 第 6 页) 。本书对抄本的解读，从判断其时代、地域和传抄者入手，而主要宗旨则在建立抄本内容与民众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作者所称的“人类学视角”的基本内涵。
那么如何建立这种关系呢? 作者的基本构想是建立抄本、“秀才”与“平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平民”是作者给出的英文 common people 的中文表述。① 在作者看来，“平民”是“不具备功能性识字能力的人”( functionally illiterate) 。② 作者认为，晚清民国时期，所谓的“平民”比重很高，约占中国 70% 的人口( 第 1 页) ，这个数字大体依据罗友枝( Evelyn S. Ｒawski) 的估算，但略低一些。③ 作者认为，不少“平民”能认若干字，会写自己的名字及所在村庄、省份的名字，但大多数“无法完全读 懂一本书或一份报纸”，就是读家书、租契也需求助于代书或其他读书人。自然，由于读写能力的 限制，绝大多数“平民”不会留下书面材料，研究者也就无从直接理解他们的生活与观念、希冀与恐惧。而这在作者看来，正是“秀才”及其抄本的重要之处: 因为“平民”对“书面世界”( the world of writing) 的参与，正是透过“秀才”及其抄本来进行的( 第 1—2 页) 。
① 本书各章的标题，作者均提供了中文译法，本文沿用书中的译法。
②“不具备功能性识字能力的人”是相对于“具备功能性识字的人”( the functionally literate) 而言的。简单说，后者是指具备一定读写能力，能基本应付日常文字书写要求，但无意于科考的民众。
③ 罗友枝推断，18 世纪与19 世纪掌握功能性读写能力的民众，约占男性总人口的30% 至45% 和女性的2% 至10% ，亦即总人口的 16% 至27. 5% ，换句话说，不具备这种读写能力的民众，约占72. 5% 至84% 。参见Evelyn S. Ｒawski，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9) ，pp. 22 － 23。
以抄本为媒介在“秀才”与“平民”之间建立的关系，具备何种属性? 或者说应如何把握? 作者在书中提出了“经济功能”说。他认为:
这一类型当中的每一种抄本( 应指民间抄本———引者) ，都可能具备经济功能。抄本持有者利用书本提供的知识，为别人提供信息或建议，借此养家糊口，这很可能是编纂抄本的首要 考虑。我们的预设是，这些材料的传抄者及在本行业工作中使用这些书籍的人，大都属于秀 才。他们曾受过扎实的基础教育，并在一个大多数民众不具备功能性读写能力的社会中，利用 自身受过的教育来养家糊口。藉由自身的阅读、书写技能，秀才以“知识”拥有者的身份，来从事不同行业的工作———他们是从正规教育中获得这些知识的。这些行业……包括算命的、讼师、仪式专家、小学教师、医生、婚礼或生育相关请帖的职业书写者、庆贺文书的书写者和代书……我们 必须假设，一些抄本的编纂，是出于传抄者的个人兴趣，用于私人用途，但同时也不妨假定，大多数抄本是出于赢利的考虑而制作的，属于经济交易的一个环节。
秀才斡旋于识字群体与文盲或半文盲平民的交集之处。平民在日常生活过程中咨询这些 职业人士，因而秀才的抄本传抄的有关信息、观念和价值的记录，体现了平民的需求、希冀和价 值观。( 第 63 页)
在上述表述中，“秀才”被等同于一系列职业或半职业人士，如算命的、讼师、仪式专家、小学教 师及作者所谓的“婚礼或生育相关请帖的职业书写者”“庆贺文书的书写者”等。作者将“秀才”与 “平民”的关系理解成一种经济关系: 秀才出售知识，而平民为此付费。而作为知识储存与传播媒介的抄本，不仅体现了传抄者/“秀才”自身的关怀，也折射出“平民”的“需求、希冀和价值观”。如 此一来，“平民”成为抄本的间接使用者。作者进而指出，“抄本是中国平民创造的文化工艺品。他 们在我们面前展示了普通民众在着手完成日常义务，规划过渡性生活事件，致力于理解困难事务之际的丰富的感性生活。每一种抄本都显示了传统文化的主流观念和价值，是如何在地方层面藉由平民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诠释的……它们创造了所属时空的特定的文化，与其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抄本揭示了 1850 至 1950 年这个剧变世纪中国平民的生活。”( 第 63—64 页)
应该说，本书对抄本、“秀才”与“平民”三者之间关系的讨论，为解读抄本提供了一个基本思 路，“秀才”和“平民”可视为抄本的直接和间接使用者，但若将“秀才”与“平民”的关系，化约为一 种经济关系，则似有简单化的嫌疑。第五章讨论的命课，一般来说，的确是算命先生与顾客发生经 济往来的间接的书面证据; 第八、九章讨论的道教科仪本，通常是在道士受雇做法事时使用的，中间有可能涉及经济往来也是可以大致肯定的。但其他一些文本体现的社会关系，就很难断定它们是 否属于经济关系了。如第六章讨论的《唐氏家谱》，其编纂者的身份大致可以确定，但谁是家谱的 使用者? 哪些民众会咨询家谱的内容? 他们会为此付费吗? 照常理推断，围绕家谱形成的使用者与编纂者/ 抄写者之间的关系，应该说与经济交易无关。又如第七章讨论的两本楹联抄本，作者认为传抄者有可能通过替人写对联来赚钱( 第 233 页) ，这个可能当然无法完全排除，但稍有乡村生活经验的人大概都了解，透过写对联来赚钱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多数人写对联纯粹是出于人情，属 义务劳动。① 因此，以抄本为媒介构成的“秀才”与“平民”之间的关系，包括但不限于经济关系，这一关系还涉及哪些面向，有待日后专题研究深入探讨。
再者，抄本表述的知识、思想与信仰，是否可以轻易嫁接到“平民”身上呢? 严格说来，这里的逻辑链条，至少涉及文本撰写者、传抄者、“平民”三个环节，抄本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平民”的视 角? 撰写者、传抄者在其中又扮演着何种角色? 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比如一副对联的选择， 体现的主要是对联手写者还是请托者的视角? 我想，比较稳妥的看法是，它们体现的更多是书写者对请托者的一种判断。又如道教科仪本，许烺光曾认为这类文本与普通民众全无关联②，这自然有些矫枉过正，但这类文本专业性确实较强，没有拜过师傅的民众，也许对此会有一鳞半爪的了解，但 归根结底是难以窥其堂奥的。因此，在理解抄本、传抄者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时，研究者应该保持相 对审慎的态度。总体而言，抄本与“平民”的关系并非单向度的: 抄本承载的信仰、思想与知识，有时来自于“平民”，有时则不同于、但可能参与“平民”文化的塑造。
通过了解抄本市场、解读抄本，作者认为，尽管 1850 年至 1950 年印刷进入机器大生产时代，但抄本始终在中国各地普遍存在，并占据较大的空间。作者得出的一个基本认识是，“在长达一个世 纪的时间里，大多数中国人的价值、感知和文化规范依然相当一致”。尽管新事物、新行为进入他 们的日常生活，但“大多数人没有改变其根深蒂固的行为模式或社会交往实践”，他们崇奉的文化象征“依然没有多大变化”( 第 360 页) 。这一看法捕捉到晚清民国近一个世纪普通民众生活的一个面向，提醒研究者重视巨变中的不变，值得注意。我想，日后的学者不是去否定这个看法，而是进 一步去思考: 这一看法在哪个脉络中是可以成立的? 何以如此? 又与其他脉络有何关联?
目前，国内抄本研究多为专题研究，对写本学的学科建构与学术定位才刚起步，相关学者对这一学 科研究内容的定位，较为强调抄本材料、书写工具、书写者、制作过程、抄本形态与文本内容等问题。③ 本书提出的抄本研究视角，聚焦以抄本的使用为媒介形成的抄本承载的信仰、思想和知识与普通民众日 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尽管书中提出的认识还不尽完善，但为推进抄本研究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思路。
①晚清民国时期温州秀才张棡，就经常义务为亲友、邻里、学生写对联，参见温州市图书馆编《张棡日记》，中华书局 2019 年版，第 91、320、384、1703 页。
②Francis L. K. Hsu，“Field Work，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Interpretation，”in Hsieh Jih-chang and Chuang Ying-chang，eds. ，The Chinese Family and Its Ｒitual Behavior (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Academia Sinica ”，1985) ，pp. 21 － 22.
③郝春文: 《敦煌写本学与中国古代写本学》，第 70 页; 伏俊琏: 《写本和写本学》，《古典文学知识》2020 年第 5 期，第111 页。
三、文本解读的疏漏与失误
细读各章对抄本的解读，应该说作者下了相当大的功夫，有的解读是富于想象力的( 比如第一、二章对部分抄本传抄者的观念与兴趣的讨论，第四章对《徐氏三种》的“生命”历程的重构等) 。不过可能由于抄本解读面临的困难和知识准备不足，本书在解读一些抄本的过程中，存在过度解读、非历史化解读、误读等方面的问题。
过度解读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第七章对两本楹联抄本的讨论。作者的解读思路，是选取两本 分别来自北方和南方的抄本，揭示它们折射出来的不同地域的社会经济生活。这一方向大致说来 无可厚非，但在具体分析中，应拿捏好解读的分寸。以作者对几副跟科举功名有关的对联的解读为 例。在讨论来自开平的楹联抄本时，作者提出一个看法: “老钱有能力与所在社区的最高社会阶层打交道，也对获取头面人物的请托( 应指托老钱写对联———引者) 颇有信心，也许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数量可观的对联。他根据对联被展示的不同社会情境，对它们进行了编排和分类。”本书之 所以得出这个看法，是因为这一抄本抄录了若干“入武学”“兄弟同榜”“诰封用”“文进士”“武进 士”“翰林”等几个类别的对联( 第 263 页，并参第 261 页图 7. 17) 。仅仅从抄本出现这些类别的对联，就断定传抄者与对联指涉的功名获得者打过交道，未免求之过甚。相反，对抄本出现的“工夫馆”“更夫寮”这种颇能反映晚清以来珠江三角洲社会变动的现象( 见第 261 页图 7. 17，这些建筑均与地方军事化有关) ，作者反而没有予以讨论。
第五章对一份晚清命课的讨论，不算是过度解读，但应归入非历史化解读一类。这一抄本写于 光绪二十五年( 1899) 前后，是为一位两虚岁的幼儿所推的命课，时间涵盖了近 60 年。除了介绍命课的原理和内容之外，作者用了不少笔墨讨论这个命课的主角( 即该幼儿) 可能经历的大事件及其自身可能经历的人生历程( 第 184—195 页) 。自然，这种论述基本上是虚拟的，未能加深我们对这半个多世纪历史的理解。第六章对《唐氏家谱》的讨论也是如此，作者花费一整章的篇幅来探讨一 本家谱，却没有对那个时代得出什么新认识。这些讨论与其说是原创性研究，更像是进行抄本研究 训练所做的一次功课。针对读者对本书解读方法可能提出的质疑，作者在结论部分稍作回应: “我之所以随性地提供了某些分析性的评论，是因为我认为只有灵活对待评论，我们才有可能完全捕捉、汲取每种抄本的全部意义。”( 第 367 页) 由于史料本身的局限，历史学者常常必须做出推断，但这些推断无论如何都必须合乎情理吧。
至于本书误读的事例，为数不少，下面试举数例加以说明。第二章用了不少篇幅讨论《文昌帝 君劝孝歌》一书。作者讨论的重点，不在这个文本本身，而是传抄者在封底写下的一首诗: “共枕不如共胞人，临难思节方见真。庄周佯没妻心变，宏不问牛重弟亲。”( 第 80 页，“问牛”二字为笔者的释读) 诗中“宏〔弘〕不问牛”是一个典故，牛弘弟酒醉射杀牛弘之牛，妻告知此事，牛弘不以为意。这个典故说的是，兄弟不应因妇人之言而心生嫌隙。该诗作者对比了夫妻之情与兄弟之情，强调后 者更“真”更“亲”，因此不应沉溺于夫妻之情。本书在解读此诗时，将“共胞”理解为朋友，将此处 涉及的兄弟关系，误读为朋友关系，这就改变了这首诗的内涵。此外，作者认为这首诗右边题写的 “粗言见哂”四字，是书写者的“谦辞”，它提醒后世在阅读这个文本时，应注意到这类文本被人接受 的方式( 第 81 页) 。换句话说，作者的看法是，上面的诗和这四个字，都体现了传抄者对《文昌帝君劝孝歌》这个文本的看法，表达了与这个文本不尽相同的、富于个性的看法。但事实上，《文昌帝君 劝孝歌》宣扬的是父母的养育之恩和子女应该尽孝的道理，这首诗以夫妻关系与兄弟关系作比较， 尽管主旨稍有差别，但与《文昌帝君劝孝歌》中比较父母—子女关系与夫妻关系的手法是相似的，不见得可以推导出传抄者有个性的看法。
第二章对《捷径杂字》和《方言杂字》的解读，也有不少误读之处。《捷径杂字》“农事类”有以下几句: “减租称转，纳税完粮。佃字( 作者误录为“子”) 当契，月息进庄。屯饷南折，上忙下忙。”作者的译文是:
To decrease the rental cost of the cart，weight the cart itself.
The tax is based on the remaining weight ［of only the grain inside］.
To lease a cart，get a valid contract，
When not in use，return it to the warehouse.
Your pay might be shortchanged，
But you'll still always be busy. ( p. 85)
第一句的“称转”意义不甚明确，或为称租纳租之意，作者估计将“转”读做车，因而误读了后半 句的意思。第二句的“纳税”“完粮”表述虽异，而意义实同，作者不明就里，因而曲解了文义。第三 句的“佃字”“当契”，本为两种契约，作者完全误读了“佃字”。第四句的“月息”“进庄”，分别是按 月支付的利息和地租押金之意。第五句的“屯饷”应是来自屯田的税银( 屯田籽粒折成的税银?) ， 而“南折”或为以折色缴纳的税粮。第六句“上忙下忙”是指纳粮时间和期限。这三句均涉及社会 经济史的相关知识，作者不明就里，又没有咨询相关专家或查阅参考书，就都误译了。
《方言杂字》行善一段写道: “立起义学，修下义坟。除此以外，布施斋( “斋”作者录为“齐”，误) 僧。吃斋把素，念佛看经。修补庙子，粧望金身。”本书对此段的解读，也甚多疏漏。首先，作者把义学、义坟分别理解为“virtuous learning”和“virtuous grave site”，均误，义坟应即义塚，两者应译作“charitable school”和“charitable cemetery”为妥。其次，“布施斋僧”一句，作者误译为“Announce that you have become a monk”。由此，后面两句的主语，由僧人转换为“你”，这也是明显的误读。最后，“粧望金身”一句( “望”字疑释读有误，因本书未提供文本照片，无从判断) ，实为捐助银钱塑造神像之意，而作者误译为“You want to become a gold-plated deity”( 第 96—97 页) 。由于上述误读，本书对这一段的总体解读也出现问题。他认为这一段隐含“讽刺”意味，因为他断定文本提到的各 种做法都属表面功夫，只要你有钱有势，旁人就会逢迎你，“你只需像镀金的神像那样坐着，而世界围着你转”( 第 97 页) ，这就将一个本来简单的文本复杂化———很难想象杂字一类启蒙读物会表达如此复杂的内涵。
细节误读之处，在书中也时有所见，兹举数例。第一章讨论了一本讼师秘本，封面书“洪浦”二 字，应为传抄者姓名，作者误读为抄本书名( 第 58 页) 。第二章讨论的《古文释义》抄本，封面书“辑五学书”等字，辑五应为传抄者姓名，作者误读为卷五( 即误读为“第五辑”，第 69 页) 。同一章讨论的《文昌帝君劝孝歌》，封底书“峕在丙戌年孟夏下浣恭录于思齐书室”等字，作者将“峕”释读为“看”，将“孟夏下浣”理解为“夏末”( the late summer) ( 第 78 页，参照第 79 页照片) 。同一章讨论的抄本《婚元讲》，封面书“勿失”二字，应为妥善保存、不要遗失之意，而作者将书名读作《婚元讲勿失》，并将“勿失”理解为“free of mistakes”( 无误) ( 第 89—90 页) 。第三章讨论了一本命课，作者将封面的“谨遵”误读为“谨导”( 第 124 页，参考第 123 页图 3. 7) ，这样内涵便有所偏差。第四章对一个药方的解读，凡药方中的称量单位“钱”和“两”( 均以记账字符书写) ，都被误读为“分”。药方后的“煮二柱香时”则误读为“煮二往□时”，这句话表达的煮药的时长，自然就无从理解了( 第157—158 页) 。第八章《蛇传秘本》中“天刹归天去，地刹归地藏”一句，本来意思很明确，可是传抄者在抄写时，将标点注在第一个“地”字下，本书依此断做“天刹归天去地，刹归地藏”，结果此句被译为“heaven evil go back to heaven get away from the earth; evils go away and hide in the ground”，逻辑就不清了。同一章讨论的科仪本《正一朝天三八谢罪法忏》首页第一行上端有“彭城郡记”印，作 者误读为“彭城郡门”，并对此做了一通发挥( 第 289—290 页) 。但事实上，这个抄本的道坛是刘柏荣堂，彭城郡不过是刘姓的郡望，与抄本的内涵实无关系。至于书中的录文错误，数量甚多，恕难一 一枚举。
四、结语
作为明清史、近现代史领域一本正面讨论抄本的开拓性著作，《晚清民国时期平民的日常生 活》通过举证翔实的史料，提醒研究者注意抄本在印本时代普遍存在的事实，阐述了抄本对理解普 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学术价值，并对解读抄本的思路提出了一些建设性建议，其学术贡献不可否认。本书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解读抄本的视角和概念。作者在书中提出的抄本解读的人类学视角，抓住了抄本区别于印本的基本属性。作者的抄本解读路径，锁定以抄本为媒介形成的读书人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较为准确地把握到了作者所称“民间抄本”解读中至关重要的一对关系。此外，本书对 1850—1950 年普通民众的文化与日常生活的判断，也值得近现代史研究者注意。
与此同时，无论在解读路径和具体文本的解读方面，本书都存在不少问题。在解读路径上，本 书没有对抄本与其他写本做出明确的区分，作者低估了抄本、传抄者与“平民”之间的复杂关系，书 中对抄本中表述的文化与所谓“平民”文化之间关系的处理，有简单化的嫌疑。在具体解读方面， 本书对晚清民国抄本的解读，总体过于随意，也存在过度解读、非历史化解读和误读等一系列问题， 文字释读错误也比较多。这些问题的出现，固然跟作者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不无关系，也牵涉到抄 本本身解读的困难与问题。
总之，如何认识抄本区别于印本的特性，区分其不同类型，更深入地把握抄本与社会之间的关 系，有待于海内外学界，特别是从事不同时代抄本研究的学者的共同探讨。如何在具体的时空、社 会文化脉络中，对抄本进行富有想象力又经得起史实考验与逻辑推敲的解读，也是值得进一步深思 的问题。但不管从事写本学的学科建构还是特定抄本的专题研究，本书提出的概念和视角将是一 个不容忽视的学术资源。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6期
作者简介：刘永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