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和启是夏王朝的实际开创者，如果说夏启的主要贡献是创立和巩固了家天下的传袭机制的话，那么大禹的贡献则是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集权统治。
在大禹之前，上古时期的华夏部落共主均由推举禅让产生。当然，这种“禅让”可能并非出于君主的主观意愿，而是如《韩非子》所言是“舜逼尧，禹逼舜”。
这种情况也符合当时实际。
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华夏大地散布着众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在没有出现一个实力绝对凌驾于其它部落的政治实体之前，共主地位自然会在势均力敌的部落间传递，以维持这一松散的联盟格局。
而大洪水的出现，撬动了这一切。上古黄河中下游的大洪水泛滥，对所有生活在这一区域的部落都构成了严重威胁，鲧、禹就在这一背景下，受命治水。
在尚处于铜石并用时代的先夏时期，连大禹本人也只是“手执耒耜”而已，一般民众恐怕只能使用简陋的木石工具来抗衡洪灾，这就迫使原本松散的各部落之间，不得不为了生存下去而建立一种人、财、物集中调配的机制。那些只顾自己部族利益（如共工氏）采取“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者，自然招致其他部落讨伐。
而大禹最终治水成功，一方面得益于这种集权化构建，另一方面则是恰逢温暖期的到来。根据公元前二千纪全球气候变迁研究显示，公元前2300年左右（尧舜时代）出现了持续气候异常，公元前2000年前后气候转入温暖期，而这一时期恰恰是夏文明兴起的时期。
但是，正如历史上所有的变革必然遭遇守旧者的强烈抵制一样，夏启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去战胜维护禅让制的诸多部落，在大禹死后，他也只能像尧之子商均、舜之子丹朱一样拱手让出大禹精心打造的“家天下”，夏朝的建立也就无从谈起了。
那么，夏启是如何做到击败所有维护“公天下”的政敌，顺利从大禹手中接收权力的呢？
这还得从夏启的身世谈起。
据《史记》记载：“禹曰：‘予辛壬娶涂山，癸甲生启，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尚书》也有类似记载：“予创若时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史书记载透露出两点重要信息：1.启的母亲是涂山氏；2.大禹在治水途中娶涂山氏，随后便匆匆离家治水，随后启出生，大禹亲口说：“予不子”（意思是我没把他当儿子）。
涂山氏其实并非人名，而是部落名称。正史中关于大禹妻子名讳记载，分别有女娲、女侨、女娇等多种说法，总体而言其实就是一个意思：来自涂山部落的女子。
那涂山又是哪里呢？
《路史》记载：“涂山氏合婚于台桑之野涂山，之钟离西七十里五涂山也，即平河之当涂县，寿春东北。”安徽蚌埠考古发现的古钟离国墓葬在涂山禹会村遗址东北15公里处，印证了史书的记载。
但更大的疑问出现了，大禹治水的区域主要黄河中下游的中原一带，为何却要到安徽娶妻呢？屈原在《楚辞·天问》中更是尖锐地提出疑问：“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既然是娶，为什么却在涂山地界，这岂不成了男嫁女？）
这表明，是大禹有意以“上门女婿”的方式和涂山氏联姻的。
大禹看中的，正是涂山氏背后的政治势力。在大禹之前，夏后氏的祖居地是在晋南的河汾一带，史书称其为“西夏”，对应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是龙山文化的庙底沟二期类型（先夏文化）。但陶唐氏到来后，发生了“唐伐西夏”事件，夏后氏被驱逐，沦为尧统治下的臣民。
所以，大禹治水，绝非出于拯救天下苍生的公心，而是很大程度上被陶唐氏和有虞氏所胁迫。故而在父亲鲧被杀后，大禹不敢有丝毫怨言，依然任劳任怨地奔波治水。
在这种情况下，大禹急需找一个实力较强的部落结盟，以避免重蹈鲧的覆辙。涂山氏无疑是最佳选择之一。
《广雅》曾记载“涂者，圬也，塈也”，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南方聚落建筑多以芦苇捆扎为壁、涂抹草泥为墙遮避风雨，结合《吕氏春秋》所言“涂山氏始作为南音”可知，涂山氏是南方一个古老的农耕部族，其统治的核心区域，正是上文提到的安徽蚌埠禹会村，也就是著名的徐夷和淮夷所在地。
不过，此时的涂山氏依然处于母权制对偶婚发展阶段，大禹为了尽快建立政治联盟，不得不委身前往对方领地成婚，涂山女所生子嗣也按规矩留在了母族，所谓“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这就是大禹所说“予不子”的原因。
大禹建立的夷夏同盟，为自己夺得天下共主地位奠定了基础。
背靠涂山氏的大禹，绕过盘踞晋南的舜帝部落，在涂山举行了盛大会盟，史载“禹合诸侯於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被架空的舜帝则“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巡狩，在历史上往往是对帝王被流放、俘虏的委婉说法）
而安徽禹会村考古发现的大型祭祀台基、简易工棚式建筑以及出土的豫东龙山文化、山东东夷文化、江汉苗汉文化等不同地区的陶器文物，都表明这里是不同族群的会盟地，大禹通过涂山会盟，树立了绝对的权威，并可以主导不同部落首领的生死（如杀防风氏）。
在顺利继位后，大禹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处理儿子夏启的问题。上文提到，大禹通过联姻，建立了与涂山氏的同盟关系，而夏启正是这一联盟的产物。
《尚书》记载禹“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辛壬到癸甲，只有4天时间，在此之后，大禹便“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
按照史书的解释，大禹在辛日娶妻，4天后的甲日生子，“往理水，及生启，不得名子，以故能成水土之功”，处处彰显的是大禹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
但大禹娶涂山女后，仅仅过了4天便重新返回中原治水，期间13年没有回家，唐代司马贞撰就曾提出质疑“岂有辛壬娶妻，经二日生子？不经之甚。”即使从现代医学角度，也不可能仅过了4天就能得知有孕的。
这不免让人怀疑，大禹的儿子启，究竟怎么来的？《淮南子》中的一段神话记载，隐晦的表达了夏启的来历。据载：“禹治鸿水，通轘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
启母化石的传说在屈原的《天问》中也有提到“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
夏启不是孙悟空，自然不可能真的从石头里生出来。这段带有原始神话面貌的记载，其实指的是大禹建立威权统治后，背弃了当初的承诺，要求涂山部落按照父系氏族法则，归还联姻后所产子嗣，这其中就包括某位涂山女所生的大禹的儿子启。
当然，至于这个儿子，是不是真的是大禹的亲子，对于尚处于群婚阶段的两部落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此后，大禹又做了两件大事，最终推动了“家天下”的形成。
首先是培植起以启为核心的“支党”，作为启日后夺取权力的基础，并暗中支持启训练军队。这就是《韩非子》所说的“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
其次是打击昔日的盟友涂山氏。考古发现，在公元前1900年至1800年前后，江淮一带的文化遗存被二里头文化所取代，出土的罐形鼎、盆形鼎、觚等器物与二里头一期文化同类器相似。
这表明，屈原提到的“勤子屠母”，恰恰是禹启父子对昔日盟友的蚕食吞并，这种腹黑举动，也进一步巩固了家天下的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