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高宗赵构《赐岳飞批剳卷》，纸本，行楷，纵36.7厘米，横67.5厘米。原件曾被清皇家收藏，并编入《三希堂》法帖。就这一手札的墨迹来说，典雅遒丽，温润俊朗，自有大家风范。
此书17行，每行字数不一，共99字。后署“付岳飞”三字，上钤御前之宝，下有高宗御押二 印。根据内容推断，约书于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前后，为高宗早年所书。无论从整体的布局上，还是从笔法的意态上，均具王羲之《兰亭序》的神韵和智永的特色，并能加以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家的风貌，显示出“秀异而独立”、精彩润朗的艺术风格。其点画中的撇与捺挺健有力，秀色可人，绝无剑拔驽张之态。结字妍媚多姿，清和俊秀，字体在行与真之间，从中可窥其铁画银钩，又时以侧锋取势之主观追求。全篇竖成行横无列，行间参差，错落有致；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疏朗 宽稳，虽字字不相连属，然以气贯通，颇有书卷之气。成为有宋一代皇帝书家之精萃者。
释文：
“卿盛秋之际，提兵按边，风霜已寒，征驭良苦。如是别有事宜，可密奏来。朝廷以淮西军叛之后，每加过虑。长江上流一带，缓急之际，全藉卿军照管。可戒饬所留军马，训练整齐，常若寇至，蕲阳、江州两处水军，亦宜遣发。如卿体国，岂待多言。付岳飞。”手札书写的时间
手札中说：“卿盛秋之迹，提兵按边，风霜已寒，征驭良苦。”从这几句我们可以看出写此手札为“盛秋”，时间应是八月，是一次大的军事行动之后。根据下文内容，应是“长江上流一带”的军事行动之后。<宋史·高宗本纪》记载，岳飞对长江上流一带的用兵是在绍兴四年(1134年)五月到七月，岳飞一鼓作气收复了郢州(今湖北钟祥市)、襄阳、随州、邓州、唐州(今河南唐县)信阳军(今河南信阳市)，高宗手书就写于这次战事以后的八月，即绍信四年(1134年)八月。
“ 淮西军叛”的来龙去脉 手札中说：“朝廷以淮西军叛之后，每加过虑。”宋高宗赵构渡江草创政权之时，内忧外患，不仅金兵多次打到江南，民众也不断发生起义，更有甚者，南宋军事将领也多次发生叛乱。在南宋军事将领的叛乱中，为什么淮西军的叛乱使宋高宗刻骨铭心，念念不忘，在《付岳飞》手札中特别提起呢?原来，所谓“淮西军叛”实际是一次迫使宋高宗退位的“逼宫事件”，无怪乎宋高宗刻骨铭心，念念不忘了。《宋史·高宗本纪》记载：
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壬午，扈从统制苗傅忿王渊骤得君、刘正彦招降剧盗而赏薄。”
“ 癸未，傅、正彦等叛，勒兵向阙，杀王渊及内侍康履以下百余人。.....傅等迫帝逊位于皇子魏国公，请隆祐太后垂帘听政，是夕.....甲申，尊帝为睿圣仁孝皇帝。”
“ 丙午，.....吕颐浩、张俊发兵平江，丁未，次吴江，奏请建炎皇帝还即尊位。朱胜非召傅、正彦至都堂复议复辟，傅等遂朝睿圣宫。”
“ 夏四月戊申朔，太后下诏还政，皇帝复大位。”
“乙酉，以苗傅为淮西制置使、刘正彦副之。”
“庚午，.....命苗傅、刘正彦并检校少保.....傅、正彦夜遁。”
“辛亥，.....遣统制王德、乔仲福追击之。”
又据《宋史·职官志六>载：“初，渡江草创，三衙之制未备，稍稍召集，填置三帅。资浅才.....擢王渊为都统制。”
由以上史料可看出，所谓“淮西军叛”实际是皇家禁卫军扈从统制苗傅对王渊得到高宗的宠信而提抜为禁卫军殿前都统制产生怨恨，加上刘正彦招降剧盗而对赏赐太少产生怨恨，两人一拍即合，合伙叛乱，率军围了皇帝的住所，杀死了王渊和太监一百多人，迫使高宗退位，叫皇子魏国公即位，并请隆祐皇后垂帘听政。而吕颐浩和张俊对苗傅、刘正彦擅自逼高宗退位不满，带领人马从平江(今苏州市)出发，驻扎在吴江(今江苏吴江)，上书令高宗复位。在强大军事力量威逼下，朱胜非叫苗傅、刘正彦到睿圣宫请高宗皇帝复大位，于是，高宗又当起了皇帝。高宗就装模作样的任命苗傅为淮西军制置使，刘正彦为副制置使。实际上是要把他们赶出朝廷。苗傅、刘正彦一看大势不妙，就带领两千人马连夜出逃，随后，高宗派兵追杀。最后，苗傅、刘正彦均遭“伏诛”。这就是“淮西军叛”的来龙去脉。实际上，“淮西军叛”应是禁卫军叛，高宗有点忌讳“禁卫军叛”，所以说是“淮西军叛”。
“长江上流一带”的战略地位
手札中说：“长江上流一带，缓急之际，全藉卿军照管”。“长江上流一带”主要是指湖北大部和周边地区，对稳定南宋政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宋高宗在手札中特别予以指出，是否说明高宗具有这种战略眼光，其实不是。我们从绍兴三年((1133年)秋，“伪齐遣李成挟金人入侵，破襄阳、唐、邓、随、郢诸州及信阳军，湖寇杨幺亦与伪齐通，···帝命飞为之备”(《宋史·岳飞列传》)就可看出当时升岳飞为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置司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就是要岳飞在江西做好防御。对这种被动防御，岳飞提出不同意见，他向朝廷上书说：“襄阳等六郡为恢复中原的根本,今当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远遁，然后加兵湖湘，以殄群盗。帝以谕赵鼎，鼎曰：‘知上流之利害，无如飞者’”。(同上)这样，才坚定了高宗对长江上流的用兵计划，遂于绍兴四年(1134年)五月以岳飞兼黄(今湖北黄冈市)复(今湖北天门市)州、汉阳军(今武汉汉阳区)、德安府(今湖北安陆市)制置使，岳飞率人马收复郢州、襄阳、随州、邓州、唐州及信阳军，七月，“襄汉悉平”，稳定了长江上流的襄汉地区。
收复襄汉诸州后。八月，岳飞奏请朝廷辞去所兼黄复二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的职务，请求朝廷委派重臣经略策划荆襄地区，但没有得到朝廷的允许。赵鼎奏：“湖北鄂、岳最为上流要害，乞令飞屯鄂岳，不唯江西藉其声势，湖、广、江、浙亦获安妥”。朝廷就把“随、郢、唐、邓、信阳并襄阳府路隶飞，飞移屯鄂，授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县开国子”。(同上)
岳飞的治所就从江州移到鄂州(今湖北武昌)。宋高宗这封手札，实际是当年八月岳飞请辞所兼职务的奏章后高宗写給岳飞的，从“照管”二字也可见已收复了襄汉诸州。
手札又说：“可更戒饬所留军马，训练整齐，常若寇至，蕲阳、江州两处水军，亦宜遣发。”这里说“所留军马”，是指岳飞留在江州和蕲州的水军。岳飞出兵襄汉时带的是步兵和骑兵。这里的寇是指湖贼杨幺。岳飞刚刚平定襄汉，高宗就把湖贼杨幺的问题提了出来，因为高宗把杨幺视为心腹之患。高宗任命岳飞为清远节度使、湖北荆襄潭州(今长沙市)制置使的目的，就是“代王燮讨湖贼”。绍兴五年(1135年)五月，“岳飞军鼎州(今湖南常州市)”。六月，擒斩杨幺，“湖湘悉平”(《宋史·高宗本纪》)。
高宗和岳飞的关系
起初，高宗对岳飞是很信任的。绍兴三年(1133年)九月，岳飞自江州朝见高宗，高宗手书“‘精忠岳飞’字，制旗以赐之”(《宋史·岳飞列传》)。在这封手札中，也有“风霜已寒，征驭良苦”的慰问语，更有“如是特别事宜，可密奏来”的心腹语。为什么这时高宗信任岳飞，其原因是：首先，这时主战派占据优势。原来的主和派被罢黜，而秦桧建炎四年(1130年)冬十月从金国回，于绍兴二年(1132年)九月落职，给主战派的赵鼎、岳飞等留下了空间，抗战派占了上风。其次是当时形势需要。高宗虽然一厢情愿的想和金国议和，但金国和伪齐却不予理睬，不断向南宋发动进攻，想彻底消灭南宋。也使高宗认识到，议和也要有本钱，有一定实力才行，如果处处被动，议和只是一句空话，所以在主战派的鼓舞下，高宗同意岳飞收复长江上流失地的军事行动。再次，岳飞的军事才能打动了高宗。岳飞的军队基本上是战无不胜的。特别是在收复长江上流诸州失地时，岳飞以风扫残云之势，接连收复了郢州、襄阳、随州、邓州，“帝闻之，喜曰：‘朕素闻岳飞行军有纪律，未知能破敌如此。’”可见高宗对岳飞用兵的佩服。
综上，说明高宗初时对岳飞是信任的。但是,最后岳飞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秦桧虽是千古罪人，高宗更是罪魁祸首。高宗为什么对岳飞由信任到怀疑，由怀疑到必置于死地呢?明朝文徵明写的《满江红》中有“念徽钦现还，此身何属，”这一句恰恰击中了高宗要害，高宗是怕岳飞直捣黄龙府迎回徽宗、钦宗之后，自己的皇帝宝座还能不能坐就成了问题，“淮西军叛”的阴影始终笼照在高宗头上。这就是高宗、秦桧合谋杀害岳飞的症结所在。
从高宗《付岳飞》的墨迹来看，这时高宗和岳飞的关系却显微妙，表面看，高宗是把岳飞当作心腹来对待的，其实处处提防，并且有斥责意在。“如卿体国，岂待多言。”隐藏矛盾，已成覆笔;这时，迎回徽宗、钦宗之已经不居首危，“朕素闻岳飞行军有纪律，未知能破敌如此。”势力壮大的“岳家军”已经成为主和派、投降派及高宗的心腹大患，正所谓“岳家军”“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功高震主。在一系列军国大事上的意见相左，酿成岳飞之死!
宋高宗作为一个书法大家是合格的，作为一位只为一己的皇帝是凑合的，而作为一国之君是不合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