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考虑到各地还潜伏着上百万由国民党派遣调令的土匪、特务及反革命分子，这些人一直都在寻找时机，企图对大陆进行一些破坏、暗杀行动。
而针对这一情况，在1950年党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启“镇反运动”。
在“镇反运动”中，政府与公安部自然需要“首当其冲”，他们殚精竭虑寻找线索，是我们能够抓获隐藏特务的前提与保障。但我们也需清楚认识到，一人之力终究是有限的，要想取得更多的成果，还需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比如鼓励群众揭发检举一些行迹可疑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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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1年的某一天，北京市公安局方面接到了一封由居民赵某所提供的检举信。在信中，他大篇幅地检举了一位禅师，还将其多年以来所做过的罪行悉数列出。
——考虑到此人极有可能还参与杀害过革命领袖，当时北京市公安局在得到这一线索后，迅速将检举情况上报给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还有公安部部长罗瑞卿。
彭真、罗瑞卿深知此案的重要性，迅速下令彻查该禅师，而经过一段时间的秘密摸查后，终于确认了禅师的真实身份，并在上海对已经“改业”成算命先生的禅师进行抓捕。
1953年，算命先生被执行死刑。在刑场上，他身穿囚服，脸色惨白，过了很久才震惊下来。之后他表情平淡地对行刑之人，说了一个特殊请求，即：我罪大恶极，罪该万死，恳求子弹不要打我的脑袋。”
他是因何罪被判极刑？又为何会有这样的特殊要求？还有，我方针对这样“特别”的遗言，又是如何处理的呢？这些问题，我们如果详细了解此人的身份后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被审判处决的人，名叫雷恒成。此人是清朝正统皇族后代，虽是末亲，但在清王朝未覆灭之时，家族不说显赫，也还算是有些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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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变法后，国内掀起了一阵“学日”热潮，但凡从日本归来的学子，在朝中弄个一官半职并非难事，雷恒成的家人看到这点优势，便花大功夫让年幼的他赶赴日本留学。
而在毕业后，雷恒成并未直接归国，而是留任日本宪兵司令部教练所继续深造，学习警察技术。1909年，在经历了长达11年的深造后，雷恒成期满归国。
他身为皇族后裔，又有“海归”荣誉加身，因此很快被清廷相中赐予“兵科举人”，担任“九门提督衙门总教习”，自此正式踏入官场。
辛亥革命后，清政府覆灭，雷恒成不仅没有了“光环”，还彻底失去了靠山。为谋求发展，此时的雷恒成表现得远不像一些清朝遗老那般顽固不化，而是迅速找准机会投效到袁世凯的门下，这让他得以继续在警界供职。
1912年2月底，南京临时政府要求袁世凯南下就职，可狡猾如狐的袁世凯哪里肯离开自己的老巢。于是他一手策划“北京兵变”，借机制造北方不稳的假象，以此为借口来推脱南下，而参加兵变的人当中就有雷恒成。
——当时他在得到袁世凯的指令后，一刻也不敢怠慢，迅速派警察参与兵变，亲手焚掠了北京东城、西城、北城等地，还贼喊抓贼的以“维护秩序”为名肆意杀戮北京无辜市民，以此来掩盖事情的真相。
袁世凯死后，各路军阀陷入混战。而在奉系军阀崛起并控制北京后，雷恒成又投靠张作霖。1926年，张作霖入京组建“安国军政府”后，任命油腔滑调的雷恒成担任“侦缉处副处长兼侦缉队队长”。
能够再次得到重用，这让雷恒成大受鼓舞，为积攒功劳向上面表忠心，他和吴郁文带队参与了1927年4月6日逮捕李大钊的行动。某种程度上来讲，革命先烈李大钊身死，雷恒成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在1927年三月下旬，当时张作霖方面得到日本使馆提供的情报：苏联兵营常有可疑人进进出出，疑是“中共革命党”与“企图颠覆奉系统治”有关。
张作霖得知后大惊，迅速下令调查具体情况，结果查出了李大钊所领导的北方组织机关隐藏在北京东郊民巷的苏联大使馆西院旧兵营中。
为帮上级“排忧解难”，1927年4月5日，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迅速召集警察厅侦缉处处长吴郁文、侦缉处副处长雷恒成等骨干成员开会，制定针对李大钊的查抄计划。
最后经过会议讨论决定：吴郁文担任行动总指挥，雷恒成是任务的二把手。行动中，除去苏联人和妇女，苏联使馆内的其他人全部抓住，带回审问。
一切准备就绪后，雷恒成一伙人于4月6日早上8点全副武装来到大使馆旧兵营，借口是里面藏有大批军火，需要进去搜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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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到旧兵营大门一直紧闭后，雷恒成等人丝毫不慌，立即让10个彪形大汉用身体做木桩，将门顶开，当时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甚至鸣枪阻止，也未见奏效。
大门被撞开后，藏在里面以李大钊为首的60余名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成员全部不幸被捕，雷恒成还顺势夺取了李大钊随身携带的一支小号勃朗宁手枪作为“战利品”。
李大钊被捕的消息，不久便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轰动。蒋介石迅速密电张作霖，让其将李大钊迅速处决；张宗昌也急电上报：巨魁不除，北京终究危险。最后在经过一番思虑后，张作霖不顾社会舆论强烈反对，在4月28日将李大钊等人施以极刑。
面对死亡之时，李大钊连续在绞刑架上受刑三次，时间长达40分钟，但他却仍旧镇定自若，丝毫不惧，在三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后，最终从容赴死......
抓捕李大钊行动中，雷恒成立下“大功”，自此在奉系内部也算有了立足之地。东北易帜后，雷恒成担任东北军宪兵司令部侦缉处处长，继续参与残害我党组织成员的行动。
——比如在1930年4月12日，参与破坏中共满洲省委；还曾在审讯中对赵尚志等东北共产党领袖使用过毒刑，而他也因性情残暴，刑罚严苛，被人称作为“雷锤子”，在东北一带恶名远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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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率东北军退到关内，雷恒成也带着东北军警一起撤退到了北平。眼见日军来势汹汹，东北军节节败退，雷恒成很快对抗日产生悲观情绪，为保命，最终他叛国投敌，加入了殷汝耕组建的伪政府。
1937年，雷恒成因汉奸罪被国民党逮捕并判处死刑，可是却在死刑执行前幸运脱逃了。逃出生天的他，后续又投靠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追随大汉奸王克敏，在其手下成为了管理日占区下宛平、清宛、滦县等3县的伪县长。
在日军手下时，他大肆捕杀抗日势力，多次带领伪军扫荡抗日根据地，双手沾满了同胞的鲜血，所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但是抗日战争最终还是以我们的胜利而告终，在日本投降后，各地大小汉奸纷纷落网。而像雷恒成这样满手鲜血的大汉奸，也自知罪孽深重，他清楚若是被抓到肯定没有活路，于是只能想办法潜伏下来。
在1945年8月的某个傍晚，雷恒成乔装打扮成禅师潜回北平（北京），之后来到北京西北角的一个寺庙处。他自称是远道而来取经求佛的，法号“了明禅师”，寺里众僧看他确实像是一个求经问道的高人，便将他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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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隐居生活刚过不久，雷恒成便被人认出，他深知呆在北平不是长久之计，于是立即脱下了袈裟，不辞而别离开了寺庙，之后化名赵志安，跑到了上海隐居。由于当时国内仍处于战乱之中，户籍管理混乱，这让他顺利潜伏下来，而这一藏便是长达7年之久......
而在雷恒成顺利隐藏起来后，国内局势也发生了巨变。随着三大战役的推进，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几乎全面崩盘。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率领手下25万国民党部队出城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改编；十天过后，也就是1月31日，北平宣布正式和平解放。
北平成功解放后，虽然表面上看一切祥和，但实际上却暗流涌动，因为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仍旧还在运行，还有不少特务隐藏在此处，于是组织任命叶剑英为北平第一任市长，而彭真则担任市委书记，让他们带着从西柏坡培训出来的108位保卫干部接手北平公安局。
1949年2月2日，时任北平市公安局第七分局局长的朱文刚带领着几名公安干部去接手原国民党警察局第七分局所管辖的功德林监狱（后来著名的战犯监狱）。
当朱文刚进入功德林监狱的时候，便发现了一个非常庞大的绞刑架，这个绞刑架甚至可以一次性绞杀两个人。他觉得这刑具颇有些奇怪，于是便向原来的监狱警察询问这个绞刑架的来历。
这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原来这个绞刑架是从西欧进口的，它当年曾绞杀过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得知这一惊天秘密后，朱文刚迅速向北平市公安局上报了情况，之后公安局又火速通报给了市政府。
而市委书记彭真对这事十分重视，毕竟李大钊在我党内部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力，于是在下令将绞刑架运到历史博物馆收录后，便立即指示市公安局开始追查当年杀害李大钊的主要凶手。
当时抓捕李大钊的计划是由警察厅侦缉处处长吴郁文、侦缉处副处长雷恒成所一同执行的，因此他们二人毫无疑问都是直接相关的主犯。而在1951年吴郁文被捕后，针对雷恒成的抓捕行动也自此被提上了日程。
我们文章开头有说过，雷恒成的暴露是和1951年北京市公安局收到的一封检举信有关。（检举信节选如下）
当时信中内容详尽地写道：“谨向政府举报，数年前，曾在北京西北角寺内里面的了明禅师，实际上是认贼作父的汉奸、特务分子。民国十六年，就是由他带领警探包围了当时俄国大使馆兵营，逮捕革命先烈李大钊等革命党数十人，使他们惨遭绞刑而殉难......望政府迅即寻找线索，务求捕获，以彰国法。”
得到检举信这枚“重磅炸弹”后，北京市公安局立即上报了市政府和公安部。彭真与罗瑞卿二人此时都已经是老革命了，他们很清楚抓捕杀害建党领袖李大钊的凶手意义有多重大，于是都分别下了批示，即：迅速查明了解了明禅师的真实身份和下落，并将其绳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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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该从何处开始着手调查呢？线索依旧在检举信中能够找到。当时检举信透露出了三条关键线索：第一是其位置，即可能隐藏在上海跑马厅附近的马立斯路（今重庆北路一带）；第二是他的特征，长得是瘦脸、有山羊胡，然后还有一口大黄牙，喜欢带着有皇帝头像的御赐金色挂表；第三是职业，他的职业是一名算命先生，在上海以“买卜”为生。
既然线索是和上海有关，因此北京市公安局便于1952年将检举信送到了上海市公安局，让上海市警方协助调查。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许建国将其视为是“一号大案”，下令给上海市公安局新成分局对雷恒成进行调查。
而新成分局局长在看完检举信后神色凝重，他同样知道罪犯的分量，于是迅速致电下属基层骨干，对其下了死命令，一定要将案件查个水落石出。
但是当侦查员们刚刚踌躇满志要抓罪犯之时，却发现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他们当时按照找人的正常思维，先去管辖马立斯路的南京路派出所进行户籍查询，结果发现户口册中并无“雷恒成”这个名字。
很明显，狡猾的雷恒成早已偷换了身份。没办法，侦查员们只能采用最笨的办法，来到马里斯路附近的居民区，向用户们打探有无算命先生的线索。
——算命先生毕竟稀少，而且也比较惹人注目，因此在几个小时后，他们终于打听到了一个年近古稀的北方老头，重点是他还留着山羊胡，自称“了明禅师”。
不过虽然这年龄、长相、甚至是称号都与检举信上面差不多都对上了，但这些线索还不能确认他就是雷恒成。毕竟按照此人的表现，虽深居简出有些可疑，但据街坊邻居的阐述他每天只是敲敲木鱼，并不像大恶人，给人的感觉反而是一个慈善为本的怪癖老头。
为避免冤枉好人，侦查员们先是回了派出所，找到老头的住址，之后从户口登记处找到老头登记的名字叫做赵志安，上面的照片的确留有山羊胡。只不过履历写的是，他从1948年才与妻子一起从台湾迁居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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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有点不相符，但这些履历也是可以编造的。要想确认赵志安是不是公安局一直在寻找的雷恒成，还得找到他本人“聊一聊”，看看其他特征是否也能对上，于是公安局立马派一名侦查员假扮成没见地、没文化、没事业的“三无青年”去找赵志安算命。
来到赵志安住址后，侦查员便对其妻子说：“想请了明法师算一卦。”
之后其妻便把老头招呼过来。老头见有生意，对方看起来还像个没见过世面的，也不含糊，立即操着一口地道的京腔询问到：“小伙子，是来求签的，还是来算命的？”侦查员则恭敬地说道：“老先生，我从乡下来上海，是想找您看相排八字的。”
老头那双犀利的眼睛先是审视了一下，然后眯着眼睛、略作高深对侦查员讲：“把你的生辰八字和生肖报来。”侦查员来之前就编好了理由，如今脱口而出：“姓李，名雪畴，19岁，属猴。”
老头一听，继续说道：“你是来上海找工作的吧？”侦查员看老头入套了，也就顺着他的话回复：“老先生真料事如神，是来上海找工作的，先来您这算一卦。”
此时老头见自己“蒙对”了，也大为兴奋，之后大笑露出了一口黑牙，然后摇头晃脑地讲：“小伙子放心，你命里有双运，何为双运，就是财运和官运，你不仅能找到好工作，而且还有官运呢？”
在其大笑之时，侦查员就敏锐地发现他的一口黑牙里面的确还镶嵌了金牙。而且在与他交流中发现，老头的面容、年龄、口音都与检举信中全部吻合。只是还不确定他是否有一个金色怀表，里面有皇帝头像。
于是侦查员先是再寒暄了几句，然后随机应变对老头说：“老先生，几点了？我还要到贴招工广告的地方去试试招工运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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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头此时已经卸下了所有防备，迅速从汗衫中掏出了一块金色怀表看时间，果然上面有戴御帽的皇帝头像，这则说明赵志安的确就是雷恒成。
侦查员在算完命离开后，迅速回去召集帮手再次来到算命的地方，然后直接将在藤椅上闭目养神的老头铐上带去了公安局，随后在其家中还搜出了他曾经“辉煌过去”的各种证书，以及身份证明文件，也算是证据确凿了。
1952年10月20日，雷恒成在供认所有罪行后，被判处死刑。1953年4月26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处长汤镛下令：“处反革命分子雷恒成死刑，立即执行。其财产酌留家庭生活费用外，全部没收。”
在行刑之时，由于曾经杀害过太多人，见过不少无辜人被枪决时的惨状，因此他才提出了一个“不要打脑袋”的特殊要求。而我们新中国政府远不像国民党反动派以及日寇那么残忍，最终也出于人道主义出发，满足了他这最后一个要求。